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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4日，星期六。“这个国家要求行动，现在就行动……我们必须行动，立刻行动。”国会大厦前人群如潮，在这三月的阴沉天空之下，拥挤在雾中和风中，对说这话的人报以热烈掌声。新总统的演说随即来到了尾声：“面对这个国家的祈愿，我们谦卑地恳请上帝赐福。愿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每个人。愿上帝在接下来的日子引领我们。”接着骑兵号角吹响，就职巡游开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面色依然沉静、肃穆，他回归自己的专车，检阅白宫前的队伍。
此时，整个国家的人们都在通过广播倾听总统的就职演说，内心激荡着希望。接下来的几天里，将近五十万封信从各地涌入白宫。人们说：“这是天堂这一边最美好的事情了”，“您演说中对我们所有人都展示出如此深厚的人道情感，这太棒了”，“看来，人民，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有盼头了”，“这可是您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不朽神殿中的最好机会啊，而且是镌刻在耶稣旁边”。也有人干脆写道：“人民正在瞩望您，就如同瞩望上帝。”
但也有人已无法压制内心的焦虑。埃莉诺·罗斯福认为此次演说“非常肃穆，还有点吓人”，之所以说“吓人”，“是因为罗斯福在演说中提到，自己必须担当起通常在战时才授予总统的权能，他在这么说时，当然收获了平生最为热烈的掌声”。但是，对这个身陷囹圄的绝望的国家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现如今，人们的感受是四处飘零，没有方向感，不知何去何从，”埃莉诺说，“因为我们已然陷落于巨大的洪流之中，没有人知道去往何处登陆。” [1]
早上，内阁成员随同罗斯福在白宫对面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祈祷，来自格罗顿的恩迪科特·皮博迪主持了祈祷仪式。下午晚些时候，华盛顿的街道在经历了一个白天的激奋之后归于沉寂，内阁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再次聚会。他们站在那儿，一个安静、肃穆的群体，一场大危机令他们在此时此地集结起来，真是人生难测：科德尔·赫尔，国务卿，严肃、苍白且柔弱；威廉·伍丁，财政部部长，因银行业坍塌而面色阴沉；哈罗德·伊克斯，内务部部长，方脸，表情倔强；亨利·华莱士，农业部部长，诚挚且热切；弗朗西丝·珀金斯，劳工部部长，女人特有的干脆、果断；他们旁边是几个职业政客，他们当然是有备而来，总检察长霍默·卡明斯、商务部部长丹尼尔·C. 罗珀、邮政部部长詹姆斯·A. 法利以及内勤秘书克劳德·斯旺森和乔治·德恩。大法官本杰明·N. 卡多佐主持他们的宣誓仪式，先例由此被打破；此前不曾有哪届内阁这样一次性集体宣誓，也不曾有哪届内阁在白宫宣誓就职。罗斯福则微笑着称之为“小小的家庭聚会”，而后分派了各人的职责。
第一天就这样在紧张和期待中结束了。第二天，新总统（据罗斯福自己回忆）带着紧迫的工作感醒来，早早地用过早餐后，便自行来到新办公室。他第一次坐上了总统的椅子，置身空空的房间里，兀自生出孤独之感。桌子上什么都没有，抽屉也空空如也，甚至找不到可以用来做笔记的铅笔和纸板。他试图在桌上找寻蜂鸣器，但根本找不到按钮，便也无法联系外面的世界。他坐了片刻，宽绰的房间荡漾着空寂的回声，就在这么一个危机时刻，这个行动的中心竟然跟国家隔绝开来了。最终，新总统还是振作起来，提起嗓门喊了一声，莱汉德小姐和马尔文·麦金太尔闻声赶忙从隔壁房间跑过来。罗斯福常常讲起这个故事，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只是因他的身体残疾而起的一个小小玩笑，但是对新总统来说可不这么简单。这个故事不也寓意了这个国家当前的无助情形吗？这一情形在这么一个危机时刻，不正是伸展到了威尔逊所谓的“体系的行动中枢”吗？至少雷克斯福德·G. 特格韦尔也是这么看的。
此时人们迫切需要行动，需求之强烈难以低估。短短四年，国民收入已经下降了一半多。将近一千三百万美国人正在绝望地找寻工作，将近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负担日益加重，失业防护和失业救济机制处处走向崩解。实际上，就在就职演说开启几个小时之前的那个早上，美利坚所有的银行都关门大吉了。到了这个地步，就不仅仅是延缓饥饿的问题，更是代议制民主制度的生死时刻，世人倒是要看一看代议制民主制度能否解决经济危机。同时，问题也将演变为如何延缓暴力乃至革命（这么看问题的人并不在少数）。
无论革命之可能性是否切实存在，对自由制度的信仰显然在削弱。资本主义在很多人眼中已然耗尽了能量；民主制度也已然无法应对经济危机。唯一的希望看来就在于兼具权力和意志的政府领袖机制，代议制没有能力催生这样的领袖机制。一些人望向莫斯科，满心羡慕，另一些人则望向柏林和罗马；那些地方看上去激荡着热情、奉献精神以及钢铁意志。美利坚有能力祭起此等牺牲和团结精神吗？阿尔·史密斯，纽约州前任州长，192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此时也不免发出问询：“在一场战争中，民主制度该当何为呢？就是要成为暴君、专制者，实实在在的君王。在世界大战中，我们应当收起我们的宪法，将其束之高阁，不闻不问，直到战争结束。”堪萨斯州的阿尔弗雷德·M. 兰登更是直抒胸臆：“即便是一个国家独裁者的铁腕也胜过麻木和瘫软……很多人觉得铁腕人物已经死绝，但我要说，倘若真有什么办法可以令我这样的人物，一个中西部州的共和党州长，去襄助［总统］展开这场厮杀，那我现在就报名参战，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 [2]
重中之重是银行业。若不率先将这经济血管清扫一番，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现任总统约请当选总统于1月一起应对这场银行业危机。不过，赫伯特·胡佛为此次协作提出了要求，那就是以自己的条件为基础；他私下跟自己的一个朋友谈起，这样的要求意味着罗斯福必须批准“这届共和党政府的整体重大规划”，并“就此放弃90%的所谓新政”。这样的提议也意味着获选总统必须放弃让自己赢得选战的那些政策，罗斯福当然很是恼怒，双方的谈判遂归于破裂。就职演说前夕，人们做出最后努力，试图促成二人合作，但这最后的努力也无果而终。就此，获选总统算是避免了在无权状态下承担责任，当时间来到3月5日，富兰克林·罗斯福便权力和责任兼而有之了。
此时的罗斯福已拟订好总体的进攻计划。抵达华盛顿前，他已草拟了两份总统声明，一份要求召开国会特别会期，另一份则宣布暂停银行业，并召请尘封多年的《对敌贸易法案》中的诸多条款，对黄金输出实施控制。星期六晚上，距离就职演说仅几个小时，财长伍丁同意在国会于3月9日星期四开启特别会期之时，备好银行业紧急议案，提交国会。星期天用过午餐，罗斯福召集内阁前来完成行动计划。伍丁在早上的会晤后汇报，银行家们应他召请，从全国各地匆匆赶来，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总检察长卡明斯随即给出官方授权，正式启动《对敌贸易法案》。这为总统已经备好的两份宣言铺就了道路。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两份声明相继发布。
银行业歇业声明发布后，政府在国会重启会期之前，有八十小时拟定银行业复兴方案。财政部新老职员遂夜以继日地展开工作。胡佛的财长奥格登·米尔斯主持大局，力促此方案及时出台；倘若这个团队不能按时完工，那么“总统和伍丁先生就会让我们滚蛋，让能干的人进来”。我们“都忘记谁是共和党谁是民主党了”，罗斯福的首席智囊兼助理国务卿雷蒙德·莫利写道，“我们就是一群志在拯救银行业的人”。
拯救而非改革银行业，这一决定应该说是仓促之间出台的。如总统所见，首要问题便是扫除恐惧。若要恢复人们对银行业的信心，就必须提出银行家们会予以支持的政策。由此观之，除了恢复现存结构，总统实际上并没有别的选择。雷克斯福德·G. 特格韦尔，农业部副部长，也是罗斯福智囊团的另一个成员，他倒有一个计划，即让邮政储蓄系统接管储蓄业务并监管银行业务，同时由多个公司担当商业信贷业务；但这个计划在银行业危机期间显然是不受待见的。特格韦尔后来也承认，华尔街和正统派经济学家垄断了这个领域的知识。此时的美利坚，在这么一个魅惑十足的圈子之外，不可能出现一个如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样可以构思切实改革计划的人物。
总统提的方案在国会引发了一片躁动。“每每想起1933年3月4日的桩桩件件，”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参议员布朗森·卡廷后来记述，“我心里都会泛起一阵疼痛。那个时候……罗斯福总统完全可以将银行业国有化，不会遇到任何抗议。那是他犯下的一个大错啊。”就在国会会期开启的前夜，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小罗伯特·M. 拉福莱特和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爱德华·P. 科斯蒂根，身为进步派的两个领袖人物，前往白宫敦促罗斯福利用这个机会，着手建立一个真正全国性的银行体系。但二人发现罗斯福心意已决。“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拉福莱特后来记述了总统当时的回应，“银行家们已经向我保证会全力合作。”至于那些货币兑换商，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曾言之凿凿地说过他们是如何从神殿的大位之上匆忙逃离的，现在，这些人也正纷纷拥入财政部的走廊。 [3]
宣布银行业歇业，令人们不禁生出了小阳春之感。毕竟，银行就此关门，似乎是给这段历时漫长的经济下滑趋势画上了最终的休止符，仿佛经济形势已经触底，再往后便只能反弹了。此时任何情况恐怕都要比那令人烦扰不堪的不确定性更好一些。毕竟，到了这时，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处境和位置了。人们享受着这种共克时艰的感觉。于是，人们开着玩笑，开着支票，并且都接受这一纸凭证，就这么高高兴兴地去适应没有银行的经济机制。
但此时的华盛顿方面可没资格这么达观，银行业在等着华盛顿去拯救。最后期限日益迫近，令华盛顿已然高度紧张的神经几乎到了断裂的地步。各地城市不断来电，都是凄惨之声。财政部的走廊里满是风言风语，满是恐惧和迷茫。重压之下的银行家们已然崩溃，华府的智囊团也是一派紧张气氛。不过，财政部的老团队在米尔斯和副部长阿瑟·A. 巴兰坦的领导下保持冷静；新上任的财政部首脑也展现了出人意料的镇定和耐心。
伍丁有着尖尖的下巴和颇为精致的三角形脸庞，令人不免联想起“小妖精”这个形容词，他那率真面容背后当然隐藏着力量。有关他的一些传闻倒是能让人宽慰，不过那传闻跟眼前的银行业危机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据传，他特别喜欢用恶搞性质的双关语，喜欢拨弄琴弦，还创作了《破布娃娃的快乐歌谣》。这一年，伍丁已经六十四岁了，身体状况并不好，话风很是柔和低调，看起来，他并不是那种可以主宰已经深陷恐慌的银行家集团的人。然而，在这样一场危机中，他确实十分冷静，头脑清明。他要求采取他所谓的“迅速的断奏行动”，也十分积极地担起责任、推行决策；在动荡中，他一直岿然不动。
到了星期一，财政部方面已经开始讨论各种方案了。很多银行家希望政府效仿1907年大恐慌时采取的对策，增发纸币。这种想法自然是认为此时银行系统掌握的货币太少，不能满足重启银行业之所需。胡佛政府的最后一批法案之一实际上就是准备以联合决议案的形式，由清算机构发行货币凭证。但是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L. 哈里森以及汉诺威中央银行的乔治·W. 戴维森加盟财政部之后，重发货币方案也经受了多番考量，令财政部态度发生转变，对此方案持反对态度。此时的财政部转而支持联邦储备局E. A. 古登维塞尔博士提出的一项方案，据此方案，将依托《联邦储备法》并以银行资产作为对冲来发行联邦储备券。不妨这么说，问题的重中之重是要恢复信心，跟清算机构发行的货币凭证相比，联邦储备券不会对公开货币市场造成太大扰动。在星期一晚上的一番讨论之后，据说已倦意十足的伍丁又弹起了吉他，就这么悠然自得地采纳了古登维塞尔的方案。
接下来的动荡时段里，银行法案得以出台，该法案授权财政部部长采取措施，遏制窖藏黄金的行为，也有权以金条和联邦储备券赎回纸币；同时依托特许机制和“保护机制”（conservators）对各家银行状况展开审核，审核通过便可以重新开张。财政部官员此时也日以继夜地展开工作，将这份笼统方案转化成立法语言，中间仅偶有停顿，喝点咖啡或者冲个澡，实在不行就稍稍打个盹。星期三下午，草案便呈送白宫了。当晚罗斯福便将这份议案送交国会两党领袖会审。一名记者问起伍丁，议案是否完成。“是的，已经完工了，”伍丁又开始恶搞双关语，“我的名字就是比尔（Bill，议案），我也差不多报销啦。”
3月9日星期四中午，就职演说之后已然经过了五天的连续奋战，国会的特别会期也终于开启了。国会刚刚开启，总统便传话过来：“国会必须即刻行动起来，这一点不用我多作强调了。”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亨利·B. 斯蒂高尔大声宣读了银行业议案的副本，那也是国会能拿到的唯一副本。论辩则限制在四十分钟之内，实际上还没到四十分钟，议员们就开始喊着“投票！投票！”。刚过四点，众议院在没有点名的情况下便一致通过了这份议案，甚至没有几个议员看过议案文本。与此同时，一致等待打印文本的参议院也不再等待，决定就用众议院的那个版本开启论辩。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朗试图对议案进行修订，此举只是彻底激怒了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卡特·格拉斯，格拉斯可是伍德罗·威尔逊时期的财政部部长；休伊·朗的修订之举就此搁浅。将近七点半，参议院以七十三票对七票通过了议案。一小时后，议案便回归白宫了。从引入国会到最终的总统签字，整个过程耗时不足八小时。
国会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行动之时表现得如此迅速，如此果断。实际上，在议案获得正式通过之前，我们的财长便已发布新规，允许相关银行进行紧急业务了。尽管技术上的一些牵绊令银行业无法在3月10日也即星期五如罗斯福期望的那样重启，但基本程序已然确定。黄金和准备金已经开始向银行回流。过了这个周末，民众就保证能看到银行业有序重启了。 [4]
罗斯福本打算在这份紧急议案通过之后便遣散国会。但是现在看来，该法案激发了十足的能量，这样珍贵的能量就这么浪费掉，实在太可惜。星期三晚上，亨利·华莱士和特格韦尔提议延长此次国会会期，争取借这个势头让农业议案也获得通过。罗斯福的预算管家刘易斯·W. 道格拉斯甚至更为迫切，认为总统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在政府开支问题上有所行动。
最开始的这几个星期里，刘易斯·道格拉斯的影响力日益提升。此时的道格拉斯刚刚三十八岁，身形消瘦，为人友善，总是露出随和的笑容，褐色眼睛透射出坦率之光，处事风格开诚布公，颇有口才。他出身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铜矿业家族，后来前往阿默斯特读书（读书期间，他所在班级的毕业纪念册将他描述成“肮脏道格，来自亚利桑那荒野的狡猾猎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阿尔贡和弗兰德斯地区的战事，表现杰出；战后，他经营了一段时间的矿业，也干过一阵柑橘园生意，而后便投身政治了。1927年，他从亚利桑那州议会进入联邦众议院，就此进入华盛顿。在众议院，他为节约政府开支而战，为此甚至挺身而出，力拒退伍军人游说集团，由此成为全国关注的人物。要知道，当时此等行为称得上是英雄行为，并不逊色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的英勇举动，该举动可是得到过潘兴将军的特别赞誉。
道格拉斯希望政府能够节约开支，他对此事充满激情，激情背后当然是更为深沉的信念。他认为，经济秩序乃至整个文明本身，都是以财政信誉为依托的。“国家的未来就寄托在这上面，”他说，“说白了，就是要平衡预算，结束无度铺张。”胡佛政府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对此，道格拉斯宣称，美利坚正在“走上德国战后那几年的老路”，唯一的希望就是决然且猛烈地扭转财政政策。“倘若我们不厉行节约，不平衡预算，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令情况日益糟糕而难以自拔，最终无可避免地令合众国的经济彻底崩塌……而这将把整个世界推入黑暗境地。”
不过，道格拉斯并不希望通过增税来平衡预算。他认为，若是增加税负，对经济的影响将跟赤字消费同样糟糕。解决办法是削减政府开支，确切地说是削减农业、商业、公共工程、退伍军人乃至国防等方面的支出。“肯定有人会说‘一定不能削减军队’，”道格拉斯宣称，“但是我要问，哪个更重要？是那令政府信誉坍塌却全然无用的国防，还是不受损伤的政府信誉呢？就我来说，我当然选择‘不受损伤的政府信誉’。美利坚人民的一切人类价值最终都依托于此。”
在道格拉斯眼中，罗斯福方案的精髓就在于罗斯福在1932年匹兹堡竞选演说中给出削减政府开支25%的保证，并据此保证，将美利坚引向罗斯福本人后来所谓的“持久经济复苏的稳健基础，这基础就是彻底且切实的预算平衡机制”；虽然这一保证当时只是仓促做出的。道格拉斯相信，一旦预算得以平衡，信心就会回归，冻结的贷款也将就此释放出来，信贷规模会随之扩张，经济复苏也就获得了保障。不过，在众议院的经历也让他明白，国会绝对不会亲力亲为来削减政府开支。此等情形之下，若要厉行节约，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所需的权力委托给行政分支；这是他逐渐想明白的一点。在等待入主白宫的那段时间，罗斯福和道格拉斯曾讨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会给予伍德罗·威尔逊的战时权能让渡问题。此时已经是罗斯福登临总统大位的第一个星期，国会已然异乎寻常地顺服，看来机会不错，是时候再次要求国会实施类似的权力让渡了。
3月9日星期四晚上，刚刚签署《紧急银行法》不到一小时，罗斯福便大体拟定了一份节约方案并送交国会领袖。在该方案中，罗斯福秉承着坦诚和善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重组退伍军人津贴机制并削减津贴额度，这项工作将由国会授权总统完成；削减国会津贴；削减联邦工资；这些可以节约五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政客们听闻此等方案，简直不敢相信。第二天，罗斯福不为所动，向国会发送特别咨文，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看法。“在过去这三年的漫长时光里，”他在咨文中申述，“联邦政府一直行走在通往破产的道路上。”五十亿美元的巨额赤字已然令经济越发陷于停滞，令失业状况不断恶化，还推动银行业落入破产泥潭。就业和经济健康唯有依托国家信贷才能维系。总统还特别告诫：“自由政府之航船因散漫的财政政策而最终触礁的事，近来历史上可是屡见不鲜啊。” [5]
罗斯福的此番申述是深沉且坦诚的。他的财政观念全然属于正统一途。在预算问题上，他不觉得家政、州政和联邦之政有什么区别。在罗斯福看来，家政、州政也好，联邦之政也罢，米考伯的格训都是正确的：收入超过支出，就是幸福；支出超过收入，就是悲苦。更何况，此时的罗斯福深受自己这位新预算管家的影响。4月初，他还跟威尔逊的一个老友、此时仍然在操持政党幕后工作的爱德华·M. 豪斯上校谈起，刘易斯·道格拉斯“在很多方面都算是本届政府的最大发现”。总统也跟莫利说起，“十二年后，道格拉斯将成为合格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5月，《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就已将这位预算管家称为“罗斯福内阁的实际首领”了。雷克斯·特格韦尔也在日记里抱怨，总统“太过依赖道格拉斯”，并补充说，“道格拉斯太招人喜欢，以至于人们都忘了他的那些偏见”。
不过，节约议案似乎也一时之间破除了总统的魔咒。众议院方面，民主党核心党团拒绝支持总统。一些民主党人当然是因为对退伍军人游说团队的昔日义务，要么就是担心这个集团的报复能力。不过，也有一些民主党人则是真诚地相信，在这样一个时期，整体经济形势甚是糟糕，到处都需要花销，花钱已经成了头等经济需求，削减政府开支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看法似乎也并非毫无道理。一些民主党自由派，包括来自田纳西州的格尔顿·布朗宁、来自肯塔基州的弗雷德·文森、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赖特·帕特曼、来自纽约州的詹姆斯·米德、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约翰·兰金以及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翰·麦科马克在内，都在这个问题上背弃了总统。不过，民主党保守派仍然在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约翰·麦克达菲的领导下，维持了国会主导权；同时，颇有经济头脑的共和党人、来自纽约州的约翰·泰伯更是从旁襄助，提供专业意见，令麦克达菲于星期六顺利地让该议案在众议院通过了，票决结果是两百六十六票对一百三十八票，此时距离银行业议案获得通过只有两天时间，距离就职演说也只有一个星期。
罗斯福政府的第二个星期天，对总统来说可不是个轻松日子。这一天的白宫宴会上，罗斯福说起：“我觉得我们应该喝上一桶啤酒，庆祝一下。”路易斯·豪当场拿出了民主党纲领的副本，当晚晚些时候，罗斯福以这份纲领为基础，写就了一份简短咨文，旨在对《禁酒法》实施调整，令啤酒和低度葡萄酒合法化。这个月的13日，也就是星期一，国会收到了这份咨文；同一天，节约议案通过了参议院的初审。星期二，众议院不顾反沙龙联盟和妇女基督徒禁酒协会的抗议，票决通过了3.2度的啤酒。星期三，参议院以六十二票对三票通过了节约议案，星期四则以四十三票对三十票通过了啤酒议案；至此，华盛顿的两个最具实力的游说集团——退伍军人集团和禁酒集团，都沦落溃败境地。3月13日发行的财政债券在一天之内便被认购完毕，显然供不应求。3月15日，于银行歇业期间关闭的证券市场重新开放，一派牛市预期。银行业同时重启，储蓄额度已经开始超过取款额度了。很明显，剧烈的恐慌情绪已经结束了。 [6]
这段时间，总统不仅向国会发声，也直接向人民发声。就在国会特别会期开启的前一天，罗斯福举行了自己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一百多个记者各怀心事，面带疑虑，拥入行政办公室。在这里，记者们没有见到昔日白宫接待人员习以为常的那种尖刻暴躁，大厅里反而洋溢着欢快且颇为开放的友好氛围。总统告诉媒体，自己经常“在奥尔巴尼举行令人愉悦的家庭聚会”，他希望自己的记者招待会能够成为扩大版的家庭聚会。罗斯福还说，“以后就不用手写问题了”，也不用“总统发言人”了。他转而提议行政分支和新闻界建立一种自由且开放的交流机制，同时，对相关信息实施界定，将其中一些信息界定为“背景信息”，确切地说，就是白宫在形式上不对这类信息承担责任；并将一些相关评论完全界定为“非正式”的，由此令双方的交流机制变得更为自由，也更有效能。“有人告诉我，我要做的是不可能的事，”罗斯福说，“但我已经决心一试了。”接着，总统便开诚布公地谈起了这场银行业危机，在此过程中，人们都能看出来，他很喜欢这种同新闻媒体交流的方式。记者招待会结束时，在场记者们不由得报以掌声。
3月12日星期天晚上，罗斯福政府的第一个星期即将结束，总统选择在这个时刻发起了他自己后来所谓的“炉边谈话”的第一场，借此同国民建立更为直接的联系。此次“炉边谈话”的目的是让民众安心，银行虽然要关门一段时间，但他们的存款是安全的。查尔斯·米切尔森遂拟定了一份草稿，并将之送交财政部的巴兰坦等人修订。而后，米切尔森将这份草案呈送罗斯福，据米切尔森说，总统“斜靠在座椅上”，仔细批阅，并“将之修订成自己的措辞”。就在格雷斯·塔利为总统斟酌词句时，总统的眼睛一直望着空白墙壁，试图让那上面映射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比如一个在新建筑里劳作的泥瓦匠、一个站在柜台后的女孩、一个正在修理汽车的男人、农田里的农民，等等，所有这些人都在说：“我们的钱都存在波基普西的银行，是否安全？”罗斯福用朴素的语言分析了这场银行业危机，并预测了未来的情况。“让我们团结起来，驱逐恐惧，”他总结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们要并肩而行，我们不能失败。”对于此次“炉边谈话”，威尔·罗杰斯评论说，总统就这么娓娓道来，将银行业如此复杂的问题讲得明明白白，令每个人都理解了，甚至把银行家都说通了。
罗斯福政府履行职责的第一个星期，美利坚重新涌动起希望的浪潮，此次“炉边谈话”可谓其中的高潮。“三年了，美利坚不曾像今天这么高兴过，银行也好，劳工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高兴。”这仍是罗杰斯对这第一个星期的评说，“……人们知道终于找到了那么一个人，这个人知道怎么对付国会，知道怎么对付那些所谓的大人物。整个国家都跟他站在一起，他会有所作为的。倘若他将国会大厦付之一炬，我们也会欢呼：‘烧得好，我们至少是放了一把火。’这么多年了，他们训诫我们，‘千万别摇动那航船’，否则那船就会沉没；但实际上，我们早已经落入海中，还不是一样在奋力挣扎，奋力游动？”
甚至保守派也报以掌声。不管怎么说，罗斯福挽救了旧日的银行体系，削减了政府开支，向禁酒令发起了攻击，并且没有展现出任何激进主义苗头。亨利·L. 史汀生，胡佛的国务卿，满腹狐疑地听完了罗斯福的就职演说，此时也提笔致信新总统：“您在第一个星期就取得如此进展，我备感激动，特此向您表达我最诚挚的祝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则说：“我猜想在下一次大选中，您将获得一致赞同。”汉密尔顿·菲什更是骄傲地宣称这一新体制是“建基于被统治者之同意的美利坚专政制度，于个体自由以及人之权利绝无任何侵犯”。牛顿·D. 贝克干脆将罗斯福视为“天意时刻的命定之人”。红衣主教奥康纳称罗斯福是“神赐之人”。
对行动的感受和意识，已然在这座都城陷于麻木和阴郁之泥潭太久太久，而今，这样的感受和意识开始重新唤醒这个国家。“3月初，”沃尔特·李普曼总结说，“这个已经沦落至彻底混沌且绝望状态的国家，可以追随任何领袖前往领袖选定的任何地方……短短一个星期，这个已经对一切事、一切人失去信心的国家，便重获了对政府、对自己的信心。” [7]
最重要的是，新白宫本身就体现了这种新精神。斯塔林上校是总统特勤处的负责人，就职演说日当天，他先是将胡佛团队送往火车站。几个小时之后，他返回白宫之时，便发现白宫“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已然旧貌换新颜，成了欢快之所，人们脸上都洋溢着自信”。鲁道夫·福斯特自麦金利之后便以行政文员的身份服侍历任总统，颇为内敛且素受尊重，他后来回忆说：“旧人换新人，不过我根本不敢相信短短二十四个小时竟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先前的白宫一片肃杀之气，种种繁文缛节肆意横行，而今，则是轻松惬意和高度严肃相融，庄重和兴奋交织；公共事务都在突进当中，但人们不免会听到原初的犬吠之声以及孩童嬉闹之声。“胡佛先生如同孤堡的主人，可谓高处不胜寒，”《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报道说，“而今的行政办公室里则是一片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差别之大并不逊色于正儿八经的外交茶会跟海德帕克老宅里的家庭聚会之间的差别。”特格韦尔也写道：“总统就是在如此随和的光彩当中施行统治的，这光彩将整个华盛顿都照亮了。”
就职演说的前一天，罗斯福打算仪式性地拜访白宫，他委婉地暗示，即将离任的总统无须回访自己。胡佛则冷冷地回答：“罗斯福先生，如果您在华盛顿待了如我一样长的时间，你就会明白，合众国的总统是不会拜访任何人的。”不过，胡佛的华盛顿在这种新的随和氛围中很快便归于消散了。胡佛作此评论之后没过五天，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便提醒罗斯福，这一天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九十二岁寿辰。在3月8日那天结束之前，总统便从银行危机事务中抽出足够时间，跟这位老法官商量一号街那过于陡峭的楼梯问题，并借此向老法官表达了个人的敬意。“我们正面临严重危机，”罗斯福告诉老法官，“您有何建议？”这位内战老兵毫不犹豫地回答：“列好队，战斗吧！”（“二流的头脑，”霍姆斯后来品评罗斯福，“却是一流的情商！”）
5月的一件事更为鲜明地呈现出罗斯福同前任总统的差别。其时，“补助金远征军”的第二波队伍来到华盛顿安营扎寨。罗斯福的应对策略是出自本能的应激策略，即借由善意来平复这场风波。他没有像安纳考斯迪亚那样，用简陋窝棚以及警察和军队来对付这些老兵，相反，他为这些老兵提供了军营，配备了一日三餐，咖啡更是要多少给多少，还特意提供了一顶特大帐篷，以供集会之用，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可以在此尽情抒发胸中块垒。海军军乐队也奉派前来为前辈演奏；陆军方面则调派医生，专门看护老兵身体；牙医为他们拔牙；总统亲自跟他们的领袖人物展开会商；总统夫人和路易斯·豪更是在一个春日的雨天，乘坐一辆蓝色敞篷车，专程前来探望老兵，将这个故事推向高潮。当路易斯在车里打盹时，总统夫人徒步走过脚踝深的泥路，领着这些老兵一起吟唱“小路弯弯，小路弯弯”。一名老兵不禁感怀：“胡佛派来的是军队，罗斯福却把他老婆派来了。”两个星期之后，大部分老兵心平气和地进入了平民保育团，第二次“补助金远征”行动就以这么一场没有任何痛楚的滑铁卢告终。
此时的白宫工作团队基本上就是一批老朋友，由此令这轻松、随和且昂扬的氛围更为浓烈。路易斯·豪颇有些精明气且颇有些玩世不恭，此时的衣装比以往更为随意、破旧，他就这样担当起首席秘书的工作。还有另外两名1920年选战的老兵，一个是顽固强硬但颇有效能的斯蒂芬·厄尔利，另一个是颇有绅士风范的马尔文·麦金太尔，此二人负责处理媒体关系及约见工作。玛格丽特·莱汉德和格雷丝·塔利则负责速记工作。至于总统自己，他每天的生活模式很快也稳定下来了：在床上吃早餐，快速浏览半打晨报，上午九点就在床边开会，讨论当天的紧急事务。豪和其他几个秘书负责引领日程；不过，在这时期，政策问题上最具影响力的人则是莫利和道格拉斯。
于是，一天的生活大大地拓展开来，涵括了约见、会晤、电话、信件、备忘录、决策等，人们就这样在忙乱不堪当中，奇迹般地将事情做起来了。唯有压力感是恒常不变的。各色人物分成多个小团体，种种指令含混不清，职责界定也不明确，经常是临时起意，甚至权责范围也变动不居，草稿出来了，又被撕掉，重新起草；人们总是围绕相关方案争执不休，在寂静的政府大楼里，在乔治城的狭窄房间里，常常奋战到破晓时分。
罗斯福终究是掌控全局的。看来，他也颇能掌控危机。记者们从总统记者招待会上得出的印象是温雅背后蕴藏着掌控力，总统就那么轻松自在地坐在桌子后，硕大的脑袋向后靠着，脸上从来都是笑容闪动，而且在你来我往的谈话间，他总是那么愉悦，那么享受，伴随着爽朗笑声。他见识了激愤不已的议员、恐慌不已的商人以及妒意难平的各色官僚；他会跟一脸严肃之人开上一会儿玩笑，会安抚自利之人，对灰心丧气之人则会予以鼓励。一种晦暗且精明的意识同样贯穿其中。他完全可以变得强硬且威势十足，只要他愿意，也完全有能力以冷酷手腕操控政治游戏。魅力、幽默、权力、循循善诱、威慑以及理想主义，这些都是他武器库里的武器。 [8]
第一个星期可以说是爆炸性的，见证了《紧急银行法》，见证了削减政府开支运动，见证了对禁酒令的攻击，当然也见证了总统领导权能的戏剧性展现；这还只是刚刚开始。不过，此时罗斯福尚未推行自己在选战之时宣示过的那些东西。3月16日星期四，政府有了新动向。罗斯福在这一天向国会发出咨文，呼吁将国家计划机制引入农业领域。这显然是第一步，随后还会有系列提案出台，罗斯福政府是要一步步地重组美利坚经济生活的基本方面。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新政体系便开始陆续推展开来。
随新政而来的，当然就是新政派。这座古老首府不知该如何看待新政派的这场入侵。“一堆年轻律师麇集华盛顿，如同一场瘟疫，”老资格的农业运动领袖人物乔治·皮克讽刺说，“他们都宣称是某某人、某某人的朋友，大部分都跟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杰尔姆·弗兰克有交情。他们就那么晃晃悠悠地入驻各个办公室，占领办公桌，索要各种文件材料，没头没尾地忙成一片。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来，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开。”
当然，这只是一种观感而已，这样一场变动肯定是会让人吃惊的。这场大萧条封堵了法律实务以及大学方面的正常职业出路，由此较之以往更容易得到一批有干才之人；政府也比以往更为热切地需要这样一批人。法律圈和学术圈如同层层涟漪，无限推展开来。每一个出色的新政派人士都有着足够的自我举荐能力，华盛顿因此被源源不断的青年才俊淹没了。“如果才干能用锡桶来衡量，”维拉德·基普林格于1934年在美国商会期刊上写道，“那我要说，罗斯福政府储存的才干可是超过了近来历史上的任何前任。”这些年轻人带着锐利、激奋、权力欲望、危机本能以及奉公精神而来，恰恰就是这些元素，构成了1930年代华盛顿的精髓。阿瑟·克罗克评论说：“跟这个政府集团相比，恐怕以往的任何集团都不曾如此有趣或者如此无趣，如此聪敏或者如此愚蠢，如此强横或者如此柔顺，如此干练或者如此无能；他们在金钱事务上的荣誉感、在实际方法上的铁腕无情，都是以往的统治集团不能比拟的。”此等干劲，此等勇气，此等冒险意识，此等强劲的自信和确定，还有那永不枯竭的行动力，都是有传染性的。他们通常很躁动，但也从来都那么鲜活。“这些光明之子令我十分反胃，”1934年初，法官勒尼德·汉德评论说，“他们如此自负，如此不知内敛，如此傲慢。不过总体上应该说，守旧派在思想上已经沦落至垂死状态了……变得太过愚蠢，只能发出那些干枯、空洞的声音。”
新政派的声音则绝少是干枯或空洞的。实际上，他们改变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华盛顿的整体节律和音调。这座首府还从来不曾像此时此刻这样，成了一座真真切切的城市；正如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所言，这座首府终于跟合众国融为一体了。“他们改造了它，”雷·塔克在《柯里尔》上写道，“将昔日静寂、恬淡的南方小城，连同那僵硬的容貌和风俗，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欢快、精巧的大都会中心区，给人以清风拂面的感觉。”现在的一切都那么活泼且随意。克罗克说：“放松下来时，他们就是欢乐人群，这新政派啊。他们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开怀畅饮。他们能吃，也能劳作。”最重要的是，他们都非常健谈。就在约二十五年前，亨利·詹姆斯曾将华盛顿称为“谈话之城”：“这是我所知道的集体自我意识的最为纯粹的例子，甚至可以说是最为自然也最为幸福的例子。”即便如此，这座城市也从来不曾像今时今日这般，将交谈的氛围推进到如此炽烈、如此欢欣且如此肆意的程度。国务院的一个老职员颇为艳慕地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智囊团的所有成员都拥有异乎寻常的自我表达能力……每个人都能够把事情讲得酣畅淋漓，令人不得不信服。”“乐观向上之人的共同特点，”皮克说，“就是无可止息的交谈欲望。他们的谈资简直是无穷无尽。”饭后谈天的话题不再是无聊的狩猎或高尔夫球。相反，那些话题里有问题，有观念，可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早。雷·塔克说：“在华盛顿的那些日子，就是那么鲜活，不停地聊天、交流，实在令人兴奋，受益匪浅。”
那么这个新政派究竟有哪些人呢？他们代表了美利坚社会的各阶层，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埃夫里尔·哈里曼、弗朗西斯·比德尔这样的富家子弟，到哈里·霍普金斯这样的寒门子弟，但主体成员则来自中产阶级。他们也代表了各个行业，但主体成员是律师、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及社会工作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城市，也有乡村，当然，大多数都有州立大学或常春藤盟校的教育经历，其中很多人都是在廉洁市政的斗争中建立自己的初次政治经验的。他们涵括了各个年龄段，不过，大多数生于1895至1905年间。说到底，正如赫尔曼·卡恩敏锐指出的，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很享受观念世界。他们已经习惯了分析和辩证，并且有意将智识用作统治工具。他们不仅仅是专家。就如卡恩进一步评说的，他们都是或者自认是通才，都有或者自认有能力用逻辑来影响或者解决社会问题。让心灵自由施展，这令他们乐在其中。
他们绝对不是单一派系。他们代表的是繁复多样的哲学观念，彼此往往是有冲突的。民主党当中倡导自由放任自由主义的一派，乃忠诚于克利夫兰的传统，奉行稳健货币、正统财政和削减关税等政策路线，其代表人物是刘易斯·道格拉斯和科德尔·赫尔，依托《节约法》初尝胜果。农业主义统绪在国会的势力较之政府方面更大一些，这一派尊奉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统绪，要求推行货币膨胀政策，力图以此为手段，令贸易条件向农民倾斜，这一派的思路体现在针对《农业调整法》提出的托马斯修订案之中，货币贬值政策也是这一派思路的体现。布兰代斯-威尔逊的反托拉斯自由主义则致力于将经济从大公司体系当中解放出来，这一思路在新政集团的代言人是来自哈佛大学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教授，并且不久就成功推出了《证券真实法》及《格拉斯-斯蒂高尔法》。除了这些传统的民主党派系之外，此时的新政集团也注入了1912年的西奥多·罗斯福-赫伯特·克罗利进步主义统绪，其代言人涵括了右翼的雷蒙德·莫利和左翼的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此一统绪致力于借助政府-商业协作机制来遏制无序竞争。
罗斯福给予新政集团的是一次将观念付诸实践的机会。当然，集团内部各色人物的动机是相当复杂的。有人将之视为一次工作机会而已，有人则只是出于一时的热情，也有人将之视为权力之路。但其中的精英人物有着深沉动机，如弗朗西斯·比德尔所言，令他们获得满足的，是一种深深的给予和分享的感受，而不仅仅是做好事情能够带来的表面上的愉悦，这样的感受植根于因避开了孤独和厌倦的自我境遇以及虚幻的个人野心而带来的解脱感。这样的满足感源自个人行为同集体的融合，借由这样的融合，铸就了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诉求。这并不是逃避自我；这恰恰是在实现自我。
他们常常会遭遇挫败和失望。他们常常会工作到崩溃边缘。有时候，他们会因此痛恨华盛顿，痛恨政府，痛恨罗斯福。不过，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也是他们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他们在这段时光获得了最为深沉的实现和满足。“那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在罗斯福抵达华盛顿之时负责相关报道的记者托马斯·L. 斯托克斯后来记述说，“我们都变得十分兴奋且热切。”特格韦尔在回首往事时，也说那是“复兴的春天”，人们内心都激荡着超乎本能的勇气及超乎合理期许的希望，人们对人之可能性充满了信仰，那样的可能性若瓦解了，将会是巨大的背叛，无论如何，那是“黑暗时代之后的重生时代”。此等记忆怎能很快就褪色呢？那无休止的磋商，那满地的烟头，餐桌上匆匆吃过的三明治，（倘若有闲暇）还有波托马克河边浸润着阳光的码头上那慵懒的午餐，大家还会津津有味地议论那糟糕的传闻，还有白宫不断打来的电话、延迟的晚餐、被冷落的妻子、办公室里深夜透出的灯光、悬挂在乔治城花园上方散发着芳香的丁香花，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植在人们的记忆中。当时的人们可是在重建这个国家，为此他们会长时间地饮酒聊天，他们会大公无私，他们会虚荣，会犯错，当然，他们也会有所成就。在最糟糕的时候，一个新政派成了彻头彻尾的情感主义者或愤世嫉俗的实务家。在最好的时候，他则是合众国历史上最具才干、最有头脑也最为无私的公仆。 [9]
就职演说之后的三个月里，国会和公众便淹没在总统以观念和方案交织而成的火力网中，这样的情形可是美利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933年5月15日，国会休会之时，总统和已经筋疲力尽的第73届国会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3月9日——《紧急银行法》
3月20日——《节约法》
3月31日——建立平民保育团
4月19日——放弃金本位制
5月12日——《联邦紧急救济法》出台，旨在建立全国性的救济体系
5月12日——《农业调整法》出台，旨在确立全国性的农业政策，以托马斯修订案为依托，授权总统实施货币扩张政策
5月12日——《紧急农业抵押法》出台，旨在为农田抵押提供再融资
5月18日——《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法》，旨在统一开发田纳西河谷区域
5月27日——《证券真实法》出台，要求今后发行债券，所有信息都要公开、透明
6月5日——取消公共契约和私人契约中的黄金条款
6月13日——《业主贷款法》出台，旨在对房产抵押实施再融资
6月16日——《国家工业复兴法》出台，旨在建立联邦监管之下的工业自治机制，同时推出三十三亿美元的公共工程项目
6月16日——《格拉斯-斯蒂高尔法》出台，对银行的商业、投资业务和保证金业务实施分离
6月16日——《农业信贷法》出台，旨在重组农业信贷
6月16日——《铁路协调法》出台，旨在对交通运输实施联邦协调
这就是所谓的“百日新政”；百日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向国会发出了十五份咨文，引领了十五项重大立法活动，发表了十次演说，每周召开两次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同多国首脑展开会晤，主持了一场国际性会议，做出了内政和外交领域的所有重大决策，从未表现出恐慌或惊惧，甚至没发过脾气。此等自持和镇定，令很多自认对他有长期了解的人都备感震惊。诺曼·戴维斯在总统办公室遇到雷蒙德·福斯迪克时，禁不住表达了曾在威尔逊时期共事的那些人的惊奇之感：“雷，里面那位可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家伙。这简直是奇迹。”《民族》杂志的主编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也感叹：“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认识他很久了，可以说是相当了解，但此时都不免自问，那是同一个人吗？”
此时，入主白宫的罗斯福就如同回归故园一样。无论是为国家发声，还是向国家发声，他都表现出相当的尊严、雍容，而且很明显是乐在其中的。“真相是，”特格韦尔在日记中评论说，“富兰克林·德拉诺确实爱这份工作以及跟这份工作相关的一切。他工作努力且实在，我也确实很高兴，他能这么享受。”这种权力和愉悦的融合，对白宫里那些既不适应权力也不适应愉悦的人来说，其魅力是难以抵挡的。这也令美国人民建立起新的自信。罗斯福此举实实在在地提振了这个国家的士气。“我们的‘老胡桃木’安德鲁·杰克逊谢世之时，”罗斯福于7月份陈词，“有人询问：‘他会去往天堂吗？’答案是：‘会的，只要他愿意。’现如今，倘若有人问我，美利坚人民会走出这场萧条吗，我的回答是：‘会的，只要美利坚人民愿意。’”
3月4日之前，美利坚已陷入极度惊惧的状态。就如同休·S. 约翰逊将军后来所言，当时的美利坚，没有人知道“我们已经何等迫近崩溃和革命的边缘。那时的我们，若要找寻一个独裁者，可比德国人找寻一个希特勒容易多了”。“我觉得这么说也并不为过，”特格韦尔写道，“3月4日，我们正面临一场真刀真枪的抉择，要么是一场有序革命，我们借助这场革命，和平却也迅速地脱离旧观念的轨道；要么就是一场暴力且无序的运动，一场旨在全盘颠覆资本主义结构的运动。”沃尔特·李普曼写道：“2月底，我们都已沦为无序且恐慌的暴民和派系。但是，经历了从3月到6月的百日时光之后，我们回归了有组织的状态，再次成为有序国度，并且自信有能力为自己提供安全环境，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
就这样，华盛顿终于迎来了一个有统治意志和决心的政府，罗斯福也就此在已然失落了信心的民众当中解锁了新的能量，重新唤起了人民的信心，令人民不仅相信政府有能力应对这场经济危机，而且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感受是极为强烈的，到了莫可抵御的程度。阿瑟·克罗克记述说，此时的华盛顿正经历着这样一种体验：一个人在生死迷途当中艰苦跋涉了数千英里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可以从破旧牛车改乘飞机了。“从未见过政府易手竟然能催生此等变化，”大法官哈兰·斯通在罗斯福履新两个月之后致信老朋友赫伯特·胡佛说，“且看看这变化速度，若换作他人，恐怕需要数十载才能有如此效果。”克罗克则补充说，毫无疑问，领袖人物已经确立了：“总统就是老板，就是发动机，就是工作。”
在1933年的这么一个梦幻时刻，惰性和自私熔铸的愁云惨雾似乎一下子消散了。这绝望之地升腾起未来的美利坚愿景。“从我记事起，这还是第一次，”弗朗西丝·珀金斯说，“我们万众一心，努力团结成一体。”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将这样一场变动视为“一个民族的崛起”。哈罗德·伊克斯说：“这不仅仅是新政，这就是一个新世界。人民重新感受到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呼吸了。这感觉，就如同脱离停尸房，直奔开阔林地一样。”《柯里尔》评论说：“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革命，我们喜欢这样的革命。”乌云散了，但还会回来，人类历史经历的漫长辛劳已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在这么一个清爽时刻，美利坚人民已然挣脱了那病恹恹的失败感，开始重拾信心了。同时，他们重新点燃了世界各地的希望之火。英国的一个评论家写道：“［罗斯福］此番努力所展示的勇气、力量和力道，必将赢得所有国家的坚定同情，他若获得成功，也必将推动整个世界进入一个更为轻松也更为温和的时代，让人类有沐浴阳光的机会。”跟罗斯福一样，那位伟大的英国人也是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待罗斯福的壮举的。温斯顿·丘吉尔如是评论：“说真的，罗斯福是一个探险家，他开启的航程，跟当年的哥伦布一样，充斥着不确定性；他所追寻的东西，其分量当然不会逊色于哥伦布当年发现新大陆。” [10]
[1] F. D. R., Public Papers （1933）, 16; R. L. Hazlet,“Will There Be an FDR Legend?”F. D. R. Coll., May 1953; New York Times , March 5, 1933.
[2] Cordell Hull, Memoirs （New York, 1948）, I, 167-168; R. G. Tugwell, The Democratic Roosevelt （New York, 1957）, 270-271; Woodrow Wilso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08）, 73; New York Times , Feb. 8, March 27, 1933, Aug. 4, 1936。此处兰登州长的这番言辞是引自内政部的速记版，而不是《纽约时报》同时刊载的那个更为简洁的版本（否则，这两个版本的表述将完全一致）。
[3] W. S. Myers and W. H. Newton, The Hoover Administration: A Documented Narrative （New York, 1936）, 338-341, 351;“Memorandum of Treasury Conference [s],”March 5-6, 1933, Berle Papers; Moley, After Seven Years , 148-150; Tugwell,“New Deal Memoir,”Ch. 1; F. D. R., Diary , March 5-6, 1933, La Follettee and Costigan to F. D. R., March 9, 1933, Roosevelt Papers; M. W. Childs,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New York, 1942）, 21; Bronson Cutting,“Is Pirvate Banking Doomed?” Liberty , March 31, 1934; R. G. Tugwell,“The New Deal in Retrospec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 Dec. 1948; Frankin D. Roosevelt, On Our Way （New York, 1934）, 3-8; New York Times , March 5-8, 1933.
[4] Moley, After Seven Years , 150-155; Moley, 27 Masters of Politics （New York, 1949）, 187-188; Charles Michelson, The Ghost Talks （New York, 1944）e, 55-58; Tugwell, Democratic Roosevelt , 264; A. A. Ballantine,“When All the Banks Close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March 1948; F. D. R., Public Papers（1933）, 46; S. K. Bailey and H. D. Samuel, Congress at Work （New York, 1952）, 229-235; New York Times , March 9, 10, 19, 1933.
[5] F. D. R. to J. A. Simpson, May 20, Wallace to F. D. R., May 16, 1933, Roosevelt Papers; Amherst Student, Oct. 14, 1937; Morris Markey,“He's Got His in Your Pocket,” American Magazine , June 1933; Turner Catledge,“A Hard-Hitter Strikes at the Budge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March 19, 1933; New York Times , April 28, 1933; L. W. Douglas,“Economy in Federal Government,” Review of Reviews , April 1933; F. D. R., Public Papers （1928-1932）, 807-808, Public Papers （1933）, 49-50.
[6] F. D. R. to House, April 5, 1933, Roosevelt Papers; Moley, 27 Masters , 31; New York Times , May 19, 1933; Tugwell, Diary , May 31, 1933; E. K. Lindley, The Roosevelt Revolution （New York, 1933）, 90-95.
[7] F. D. R., Public Papers （1933）, 30, 65; Grace Tully, F. D. R., My Boss （New York, 1949）, 89-91; F. D. R. to Helen W. Reynolds, Oct. 30, 1933, in Dutchess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Yearbook （Hyde Park, 1933）, XIII; A. A. Berle, Jr., Diary, Sept. 19, 1939, Berle Papers; Michelson, Ghost Talks , 56-57; Ballantine,“When All the Banks Closed”; Stimson to F. D. R., March 14, Hearst to F. D. R., n. d., Roosevelt Papers; New York Times , March 19, 31, May 13, 1933; Will Rogers, Sanity Is Where You Find It , Donald Day, ed.（Boston, 1955）, 167; Rogers, Autobiography , Donald Day, ed.（Boston, 1949）, 312-313; Walter Lippmann in Review of Reviews , May 1933.
[8] E. W. Starling, Starling of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1946）, 306-307; S. J. Woolf, Here Am I （New York, 1941）, 198; New York Times , March 19, May 16-22, 1933; Jo Davidson, Between Sittings （New York, 1951）, 275; Tugwell,“New Deal Memoir,”Ch. 3; Tully, F. D. R. , 64-65; Eleanor Roosevelt,“My Day,” New York Post , May 19, 1958; interview with Thomas G. Corcoran, Oct. 21, 1957; Nation , May 31, 1933; Time , May 22, 29, 1933; Frances Perkins, The Remember （New York, 1949）, 112-113; Jack Douglas, Veterans on the March （New York, 1934）, 324.
[9] George N. Peek, with Samuel Crowther, Why Quit Our Own （New York, 1936）, 20, 114; W. M. Kiplinger,“What's Ahead in Washington,” Nation's Business , June 1934; Krock in Hanson Baldwin and Shepard Stone, eds., We Saw It Happen （New York, 1938）, 5, 9; A. T. Mason, Harlan Fiske Stone （New York, 1956）, 384; Anne O'Hare McCormick, The World at Home （New York, 1956）, 177; Ray Tucker,“The National Air,” Collier's , Jan. 27, 1934;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Scene （New York, 1946）, 343; J. P. Moffat, Diary , May 16, 1933; Herman Kahn,“What Happened to the First New Deal, 1933-1934,”Roosevelt Library; Francis Biddle,“The Labor Board,”Biddle Papers; Tugwell,“New Deal Memoir,”Ch. 2; T. L. Stokes, Chip Off My Shoulder （Princeton, 1940）, 362.
[10] R. B. Fosdick, Chronicle of a Generation （New York, 1958）, Ch. 10; O. G. Villard,“Mr. Roosevelt's Two Months,” New Stateman and Nation , May 13, 1933; Tugwell, Diary , May 6, 1933; F. D. R., Public Papers （1933）, 302; H. S. Johnson,“Pied Pipers,” Vital Speeches , March 11, 1935; R. G. Tugwell,“The Ideas behind the New Deal,”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July 16, 1933; Walter Lippmann i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orum, This Crisis in History （New York, 1933）, 15-16; Krock in New York Times , March 12, 1933; Mason, Stone , 344; J. G. Frederick, Primer of“New Deal”Economics （New York, 1933）, 281-282; McCormick, World at Home , 174; Ray Tucker,“Ickes-and No Fooling,” Collier's , Sept. 30, 1933; editorial in Collier's , Sept. 23, 1933; Winston S. Churchill,“While the World Watches,” Collier's , Dec. 29, 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