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罗斯福时代》的前三卷是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前初次问世的，现在，传统文库决定重新印发，这三卷分别是：1957年问世的《旧秩序的危机》、1958年问世的《新政的来临》和1960年问世的《剧变的政治》。这三卷涵盖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直至1936年为止的生涯及其时代，包括1936年大选在内。重点则是新政和国内事务，这也反映出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在这些年间行事的侧重点。

接下来一卷当然是计划书写19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对外事务问题。但在1960年，很多关键性的对外政策文件和材料都处于官方封锁且未解密状态，因此无法展开学术研究。没办法，我只能将《罗斯福时代》搁置，直到有一天能接触到这些文件和材料。而后的数年间，我投身其他政治及学术事务之中。

近年，美国和英国陆续开放了一系列档案，涉及时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然，现在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时间节点）。《罗斯福时代》的第四卷终于可以开启了，该卷的重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战争的来临。这样我便可以陆续推出更多卷册。此前的耽搁令我备感遗憾，不过我们家族的先辈乔治·班克罗夫特倒能给我一些安慰，他在1834年推出《美国史》第一卷，而后兴致十足地介入政治和公共生活，令该书的第十卷即最后一卷直到1874年才问世，1882年才增补了两卷本的《美国宪法的形成》（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此时的班克罗夫特已是八十二岁高龄。

我着手撰写《旧秩序的危机》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谢世十余年了。他的总统生涯激发了种种鲜活且强烈的情感。跟美国所有伟大的总统一样，他在自己的时代就是极富争议的人物。大多数美国人都敬仰他。憎恶他、责骂他的人当然也不在少数。变革总是要激发仇恨和怒火的，特别是来自旧秩序的受益者们。1930年代的激情到了1950年代并没有平息。很多美国人仍然十分爱戴罗斯福；对他充满恨意的人也依然不在少数。

此外，1950年代的美利坚，跟三十年前的1920年代以及三十年后的1980年代一样，置身于政治循环的保守阶段。（当然，自由主义、改革以及积极政府的阶段也是以三十年为周期展开循环：1901年的西奥多·罗斯福和进步主义时代，1933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新政，1961年的约翰·肯尼迪和新边疆运动。）当政治循环进入保守阶段时，自由派总统的声望就会趋于沉落，如同保守派总统的声望在自由主义阶段也会趋于沉落一样。

无论如何，总统谢世不久的那个时段，其声望自然都会沉降下来。我于1930年代进入大学时，分别于1919年和1924年谢世的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也刚刚从那种流行看法当中挣脱出来：此前人们一直认定西奥多·罗斯福虽然精力充沛却夸夸其谈，伍德罗·威尔逊则不过是个长老派狂热分子。我为《旧秩序的危机》撰写的前言明显有辩护意味，这一点读者都不难体会，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美利坚政治循环已然进入保守阶段，并且富兰克林·罗斯福谢世不久。

今天，罗斯福谢世将近半个世纪，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剧烈情感已大为平复。史学圈和政治学圈的周期性调查结果，已然习惯了将罗斯福同林肯和华盛顿并举，将此三人认定为最伟大的三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重塑了学者心目中的总统观念及民众对总统的期待，他那高耸的形象，对总统职位和权能的娴熟把控，令他之后的所有总统都备感苦恼，威廉·洛伊希滕贝格于1985年推出的《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阴影下》（ In the Shadow of FDR ）一书对此情状就颇有提点。即便是在1980年代这个经典的保守时段，罗纳德·里根，赫伯特·胡佛之后最为强硬的保守派总统，虽然正倾尽全力推动那场反罗斯福新政的保守派革命，但在谈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也是满怀情感和敬意，毕竟这位保守派总统在年轻时将自己最初的四张总统选票都投给了罗斯福，应该说，当时的罗纳德·里根要比登临总统大位的罗纳德·里根更有头脑一些。

但历史不是靠着这样的敬仰就能走下去的。罗斯福当然拥有杰出的领袖品质，对时代的关键问题也有着完美的直觉，更有卓绝能力甄选并管控能力非凡的下属，作为公共教育家，他也有着巨大能力以共和国的士气并动员国家能量。但罗斯福绝不是永不犯错的。事实上，无论在政策上还是政治上，他都出过错。有时他也会展现出狡猾、精明、虚荣的一面，会肆意无度，会冷漠残忍。他有高蹈的理想主义，但其中也融合了粗粝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有时到了琐碎的地步。不妨这么说，他的确是非同寻常之人，但难免有常人的摇摆、脆弱和错误。

富兰克林·罗斯福手下有一批极为干练的人物，他们在给罗斯福提供支持的同时，也让罗斯福时代增色不少，令这个时代变得更为激动人心。我的这些作品初次问世时，如下这些名字和人物依然是响当当的，比如霍普金斯、伊克斯、华莱士、赫尔、摩根索、法兰克福特、特格韦尔、伯利、弗朗西丝·珀金斯、汤姆·科科伦、本·科恩、吉米·伯恩斯、杰西·琼斯、罗伯特·杰克逊、弗朗西斯·比德尔、萨姆纳·韦尔斯以及大卫·利连索尔，等等。这是何等令人生畏且干劲十足的一个群体啊！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淡忘了。不过我相信，我的撰述足以揭示他们的性格，也足以揭示他们对那个动荡且躁动的时代的影响。我自然是极为幸运的，有机会认识他们中不少人，也有机会跟他们交流，希望他们自己的述说能令我的叙述更为逼真且生动。

既有这样的机缘，我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些仍然在世之人的证言；实际上，我之所以决定撰写《罗斯福时代》，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动机。在我准备撰写《杰克逊时代》的过程中，杰克逊研究者们的成果令我受益，特别是詹姆斯·帕顿的杰作《安德鲁·杰克逊传》，更令我收获无穷。帕顿在其杰作的序言中谈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倘若一个人“在长达十二年甚至更多的岁月里，得到三分之二国民的敬仰，被三分之二的公民奉为神圣，另外的三分之一却对之诋毁有加”，那么又该如何寻找、发掘有关此人的材料和信息呢？帕顿是在杰克逊谢世十年之后着手研究的，为了发掘那个真实的杰克逊，帕顿“不遗余力地同过往一代的诸多政治人物展开交流，毕竟，到了这时，他们已经没必要有所隐瞒了”。于是，他游走各地，四处发掘“各色相关人物的回忆素材，无分男女，无分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只要他们了解他，了解他生活的各个时期，无论是离他很近的人，跟他一起生活的人，为他服务的人，还是被他服务的人……种种矛盾由此化解，种种神秘由此揭开，真相便由此逐渐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