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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普遍的情感仍然在美利坚的灵魂中燃烧着。1919年的希望并非一时之间的热情迸发。《新共和》于1917年就已经宣示说，“民主是会传染的，如一切的人类事务，这场战争……会将民主革命浪潮传布整个世界，这是可以肯定的。” [1]
此时的合众国，民主革命的浪潮已经积蓄了三十年的力量。1890年代人民党（The Populist）对商业集团之统治权能发起的那场挑战，实际上就已经将美利坚改革运动引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党运动决然弃绝了杰斐逊主义的统绪，确切地说，就是放弃了“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古老信仰。1892年的人民党纲领便已经宣称，“我们相信，政府之权能乃是人民之权能，这权能是应当扩张的……据此，便可以最终结束这片土地上的压迫、不义和贫穷。” [2] 这股平民主义潮流涵括了诸多模糊元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场有理有据的抗议运动，是贫苦农民针对银行、铁路以及加工商集团之过分压迫而展开的，也是一场植根于挫败和仇恨的非理性浪潮，旨在将这个世界解释成一场阴谋，一场在华尔街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操控之下的国际银行家集团的阴谋。但不管怎么说，平民主义浪潮虽有此等尖刻和恨意，但人民党纲领却蕴涵了相当丰富的政治和经济创见。人民党提起的诸多要求，比如基本的农业价格支持制度、累进所得税制度、秘密投票制度、参议员直选制度、公民创制权和公决制度以及铁路、电话以及电报体系的国家所有权制度等等，实际上已经为接下来一代人的改革历程界定了不少的目标。
1896年，人民党的精神俘获了民主党，并催生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这等人物。1890年代后期，农业价格的上升消解了农村地区的激进主义浪潮；不过，改革动力并未就此消散，而是采取了其他的形式，此时城市开始成为改革能量的新源泉。从前，平民主义浪潮之驱动力在于农民对于所谓的商业集团霸权阴谋的恐慌，进步主义潮流则是植根于城市社区领导阶层的困顿情感，此时在美利坚社会崛起的暴发户集团可谓野蛮且贪婪，对昔日里的这些稳定社区造成了威胁。进步主义运动秉持中产阶级视野和道德主义品性，对待政策问题颇为温和而且也是颇有头脑的，但是，其创造力和冲劲则比不上平民主义运动。不过，话又说回来，进步主义运动具体实施的东西要比平民主义运动多出很多。
进步主义时代可说是民众教育的空前时代。报纸杂志的丑闻揭露者们一点都没闲着，大量揭露政治和商业腐败的种种内幕。政治领袖人物也很是卖力，纷纷向众人表明诚实和智慧是能够成为救治之道的。于是，这场运动便催生了一批颇有代表性的进步派州长，比如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M. 拉福莱特、纽约州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以及俄亥俄州的詹姆斯·M. 考克斯等，这其中既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不过所有这些人都致力于推行中产阶级的公民行为标准，以此对抗贪婪的财富和邪恶的政治。就公众影响力而言，所有这批人当中最具分量者当属纽约州的西奥多·罗斯福。
罗斯福对于美国中产阶级想象力的改造之巨，是那个时代的所有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短促且尖利的声音、闪着白光的牙齿，一旦笑起来就会露出牙齿，仿佛能征服一切，表演欲之强烈到了无可遏制的地步，这一切都给他接触过的东西带来了生命力。他身上的道德义愤是无限的，他体内蕴藏的能量随时随地都能倾泻而出。他以一人之身汇聚了美国人对于商业霸权的巨大不满。并且他能够以极为戏剧化的方式来发泄这种不满，因此，他自然也就缓解了这不满情绪背后人们对于行动和政绩的压力。拉福莱特等人一直都对他的那种“嘴上的激进主义”颇多不满。拉福莱特说，他总是四处开炮，空气中到处都是噪音和烟幕，一旦硝烟散去，人们才发现最终的结果只能说是雷声大雨点小，基本上没有切实建树可言。 [3] 不过，罗斯福的此等性情倒也给改革运动注入了相当的动力，单纯的经济领域是不可能提供此等动力的。他激发了美利坚的良知。年轻一代纷纷追随于他，服务公益，自林肯之后，美国人便不曾有过此等人物可供追随了。
西奥多·罗斯福当然要比他时常表现出来的形象更为复杂。对于美利坚新工业力量之意涵和影响，他是有出色洞见的。在国内，工业的迅猛发展加剧了经济公正以及社会和平问题。在国外，此等工业势头也令美利坚无可挽回地介入了世界权力的政治游戏当中。罗斯福之性情可谓躁动难安、活力四射，他也正是凭借这样的性情，竭力唤醒这个国家去认肯新的责任。若要担当此等新责任，无分国内还是国外，他深信唯一的办法就是确立一个“强劲的联邦政府”，并据此将国家目标确立为公共政策之真正的指导力量。
传承和视野是特殊的武器，在推动罗斯福去达成国家目标意识的复兴。他出身纽约的富有之家，因此传承了财富和独立，并自认超越了阶级分野。特别是他对待商业集团的态度，是相当蔑视。“说不上憎恶，”他写道，“不过对于这个国家的那些典型的大富大贵之人，我确实没有特别的尊重或者仰慕可言，也没有信任可言。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我都不觉得他们能提供像样的看法。”“所谓的财阀政府，背后其实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操控的，这些人在某些方面非常强大，有着‘点石成金’的本领，但是他们的理想在本质上不过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典当铺小老板的理想，尽管他们如此地自以为是”，对于这样的政府，我绝对是没有好话的。他宣示说，他同等地反对财阀政府和暴民政府。 [4]
他一直深怀这样一种信念：他是在复兴古老的国家目标传统，说白了就是联邦党人的传统，身为年轻历史学家的时候，他便已经为此一传统倾注了极为热忱的笔墨，也正是此一信念令他变得更为坚定。他相当仰慕汉密尔顿的政府观念，只不过汉密尔顿对民主制度的诸般疑虑，确实令他颇感美中不足，否则，他的这种仰慕将会是彻头彻尾的。至于杰斐逊，即便他对于普通民众的品评是正确的，在国家之角色问题上，美利坚政治的这个圣人却是犯下了无可救治的错误。这就如同罗斯福更为年轻一些的友人亨利·L. 史汀生常常说起的那样，政府并非“纯粹是有组织的警察力量，一种必要的恶，而是一套正面推行国家进步和社会改善的建制”。 [5]
国家政府若要真正将职责担当起来，就必须强过社会当中的任何私人集团。对此，史汀生自然是有所申述的，他说，不能“像杰斐逊那样”，一味地将国家视为潜在的暴君，“相反，今时今日的我们应当将行政权能视为保护力量，旨在保护个体公民对抗商业集团之非官方权能的压迫”。 [6] 差不多从登临总统宝座伊始，罗斯福就已经在全力战斗，力图确证国家意志，对抗种种极为放肆的国内挑战者——种种的托拉斯组织、公司集团以及先前共和党统治时期豢养的宠幸集团。
罗斯福推行的这场反托拉斯战争，不能说多么地一以贯之，也不能说多么地有效。不过，他的这种犹疑态势倒也并非出于政治上的权衡，而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跟老派的反托拉斯主义者不同，他对问题的看法要更为复杂一些。诸如拉福莱特这样的人物，其看待问题的方式是那种近乎无情的简单或者单纯，对这等人物来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始终是“人类才智能够创制的最强劲也最完善的武器，用来保护民众对抗垄断之权能和肮脏贪欲”。 [7] 但是罗斯福这样的人，是能够在经济集中化潮流中辨识出一种进化的必然性的，在他看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只不过是在演练乡愁而已。
赫伯特·克罗利《美利坚生活的承诺》一书于1909年问世，罗斯福就是在这一年结束总统生涯，所以，该书对罗斯福的具体规划并无贡献可言。不过，罗斯福之于国家主义主张的本能情感和体认，在这本书中倒也获得了颇有说服力的政治哲学伸张。克罗利颇为深刻地反思了美国的民族经历，从中洞察到了美国信仰的精髓，即轻率地相信这个国家“注定会因其充分潜能而走向成功”。克罗利指出，在太长的时间里，人们都认为美利坚生活之承诺是自动实现的；并且认为昔日里的这个自动进程将来也会同样有效。克罗利尖锐且全面地挑战了此等乐观主义和放任精神。他说，美利坚对于个体自由的传统信仰，已然铸成了无论道德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令人难以接受的财富分配格局，此等财富分配格局之下，“那理想的承诺，非但不能自动实现，反而会自动地死亡”。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改变国民对待社会发展的态度，将昔日里无意识的国家命运情感，转变成有意识的国家目标情感，以管理取代放任。克罗利指出，这就意味着，对于经济和社会状况，民族国家必须担当起积极且细致的责任。这则进一步地意味着“更高程度上的社会化民主体制”，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克罗利据此补充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所依托的观念和理论，对“国家计划”构成了“致命障碍”。 [8]
克罗利更感兴趣的显然是确认某种观点，而非设计具体的方案；但其他人则是乐于为“新国家主义”拟定其经济学方案。摩根集团的乔治·W. 珀金斯，本身就是重要的托拉斯体系组建者，他认为，现代技术已彻底革新了世界，旧式的竞争模式已遭摒弃了。“这无情的竞争方式，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呢？”珀金斯给出了这样的设问。“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给公众吗？这会是那背后的动力吗？肯定不是的！”他申述说，新的竞争模式纯粹是一场权力战争，并且为了竞逐权力，其他一切都是可以牺牲的。“工业发展的全部道路之上布满了此等竞争带来的累累白骨。”是什么造成了剥削、恶劣的劳动条件、失业和低工资呢？是竞争！“那些忠诚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之文字表述的国会议员，实际上是在为血汗工厂和童工代言。”竞争“的毁灭性已然太大了，已然令人无法承受了。合作必须成为今时今日之目标和诉求”。
珀金斯说，在这方面，联邦政府已经有所动作了，先后对各州、银行以及铁路实施了监管；据此，珀金斯指出，接下来就应当对大公司实施监管了。政府应当对所有的州际商业公司实施专营许可；并借此在资本化、行业惯例、价格以及劳工政策方面推行联邦标准。至于公司自身，则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他们虽然对股东负有义务和责任，但对劳工和公众同样负有义务和责任。因此，政府应当让他们推出合作计划；对此，珀金斯给出的表述虽然有些笨拙，但也确实能表达他的意思，那就是要对现代工业实施“人民化”；也应当责令他们为利润分配、社会保险以及养老金制订计划。珀金斯认为，真正的合作体制，将会催生“最为充分、最为优良也最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机制”，确切地说就是保留了私人财产权的社会主义。 [9]
德国卡特尔模式的诸般优势确实让珀金斯有所触动，比如社会保险、经济稳定、工业增长以及国家统一性等方面，他也确实希望推动美国经济向着这个方向发展。1910年，珀金斯离开摩根集团，开始游历全国，向一切可能的集团或者群体宣讲自己的福音。1912年选战，他向罗斯福阵营提供了二十五万多美元的助选资金。至于西奥多·罗斯福，当然是很看重珀金斯的这笔钱，同样也看重珀金斯的想法。
1912年面世的一本书令西奥多·罗斯福获得了进一步的激励，书名是《集中与控制：美国托拉斯问题的解决之道》（ Concentration and Control: A Solution of the Trust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是查尔斯·R. 范海思，在威斯康星大学上学时候，他是拉福莱特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这所大学的校长。经济集中是无可避免的，在这个问题上，范海思赞同珀金斯，他甚至更为强烈地确证了经济控制之必然性。“倘若我们容许集中以及合作，”他写道，“那也就必须建立控制机制，以便保护民众，唯有政府委员会体制才能推行充分的控制机制。” [10]
在这段时期，西奥多·罗斯福自己的思想逐渐明晰起来，他对自己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恨意也日趋强烈起来，这也就令他的指向越发地明确了。在他看来，摧毁托拉斯已然是疯狂行径，“毫无意义的疯狂”。“合作观念之应用已经在我国经济体系当中锻造出很多东西了，抛弃所有这些东西并回归那惨烈竞争的时代，显然是荒谬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接受大公司体制并不就意味着向大公司体制屈服，这个问题是民主制度的试金石。罗斯福宣示说，“有人认为，人的一切权利都应当服从利润，这个看法是错误的，秉持这种看法的人必须给人类福祉的倡导者让步，因为后者的看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每个人的财产都应当服从共同体的普遍权利，都应当在运用财产之时服从公众福祉的要求，无论是何等程度的要求。” [11] “无论是何等程度的要求”，这样的表述毫无疑问是非常强悍的，即便这话出自“泰迪”·罗斯福之口。
另有一支力量对罗斯福思想之发育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私人大公司，这只不过是一半的工作；另一半工作是要帮助漂泊无助的个人在这个庞大的社会里安身立命。在这个问题上，“新国家主义”吸收了社会工作领域的新经验，也吸收了“社会福音”派的新教义。
“社会福音”和社会工作都崛起于十九世纪后期，都是作为对工业秩序之苦难和不公的非政治回应而崛起的。面对这样的苦难和不公，有着社会取向的牧师和神父开始提醒教民，基督徒对同伴是有责任担当的，基督教的道德同贫民窟和血汗工厂是有关联的，除非社会秩序本身基督教化，否则，基督徒的使命便不能算是完成。华盛顿·格拉登博士说：“基督教律法要求人遵循着它生活，遵循着它经商，遵循着它治国理政。”一旦基督教信仰完成了对社会的改造，“腐败的政治和铸造苦难的垄断，就都将烟消云散；基督教信仰的旗帜将引领光与美、和平与丰裕、快乐和愉悦进入尘世”。
在社会福音派看来，此等目标是可以在尘世历史之中达成的；上帝的王国中安静在尘世实现。但是，单靠教会的力量是不够的。格拉登写道：“有些重要工作并非志愿组织可以完成，这类工作是必须借助国家权能方能成就的。”当前这个国家是没有可能完成此类工作的，因为商业集团已经掌控了当前的这个国家。社会福音派最为犀利的神学家沃尔特·劳申布什申述说：“若要上帝国的旗帜进驻未来，那就必须让劳工大军扛起这面大旗，以坚决态势向前挺进。” [12]
由此，格拉登和劳申布什在激励现代新教之良知的过程中，也在引领这良知向着一种正面且积极的国家理论进发，同时也在向着这样一种信仰迈进：必须借助劳工的力量来抵冲商业集团的权能。社会福音派的组织运动就此涌动而起，1907年成立了循道宗社会事工同盟，1908年成立了联邦基督教协进会，这些都标志着“社会福音”在新教各派的拓展。
此时，社区服务体系当中的男男女女也没有闲着，他们在力推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之于他们，就如同信仰之于“社会福音”派。社会工作领域的第一个女英雄就是芝加哥霍尔斯泰德街区赫尔之家的简·亚当斯。不久，莉莲·沃尔德便也在纽约建立了亨利街区服务中心。赫尔之家、亨利街区服务中心以及其他城市陆续出现的同类机构，令美国中产阶级首次扩大了同劳工生活的接触，比如血汗工厂、童工、肮脏的工作条件、漫长的工时、饥饿线上的工资水平以及组织权利的丧失，等等。这些社会工作者放弃了舒适的中产家园，进入城市贫民窟展开工作，竭力为穷苦人群、移民群体以及作为重中之重的贫民窟出生的孩童，创造出一点点的希望空间。
中产阶级的此番针对贫困群体的使命浪潮，恰好跟新起的妇女解放运动释放的能量形成接合。赫尔之家和亨利街区服务中心更是培育了一批杰出女性，她们的活力和激情乃重塑了美利坚自由主义。弗洛伦丝·凯利就是从赫尔之家走出来的，后来正是她成了全国消费者协会背后的驱动力量。组建合众国儿童中心的想法，则是出自莉莲·沃尔德，而且该组织的前两任负责人，朱莉亚·莱思罗普和格雷斯·阿博特也都是从赫尔之家走出来的。同样的希望和理想激发了众多更为年轻的女性，诸如约瑟芬·戈德马克、弗朗西丝·珀金斯、玛丽·杜森、玛丽·安德森以及伊迪丝·阿博特，等等。人们将这批女性称为“忠诚奉献的老姑娘”。社会工作不仅疏解了她们的中产阶级良知，也给她们提供了机会，令她们在擅长的领域找到了用武之地。
这其中，弗洛伦丝·凯利在社会改革方面出力甚多，她比任何人都酝酿了更多的社会改革新方法。凯利是人称“生铁”的众议员W. D. 凯利的女儿，父亲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女儿则是社会主义者，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朋友，浑身鼓荡着勇气和活力，用弗朗西丝·珀金斯的话来说，还有“炽烈的道德义愤”。全国消费者协会于1899年创立之时，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消费者若是购买血汗工厂的产品，那就等于是血汗劳工的雇主，跟血汗工厂的老板没有区别。在弗洛伦丝·凯利的引领之下，消费者协会开始对廉价房舍里面的家庭制造业体系、童工现象以及女性夜间劳工和超长工时现象展开斗争。该协会全面展开调查，所提供的事实材料激发了公众良知。接着，协会律师便起草了相应的议案，并组织院外游说集团，致力于在立法轨道上有所推进。由此，消费者协会便发动了一场最低工资立法运动，并拟定了法案范本，很快便有十三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推行了此类立法。当法案遭遇司法挑战的时候，弗洛伦丝·凯利便赶赴波士顿，约请路易斯·D. 布兰代斯出面，为此类立法之合宪性辩护。为此，布兰代斯创制了那份著名的“布兰代斯意见书”，该意见书在美利坚司法惯例当中引入了这样一项非正统观念：在涉及共同体之健康和福祉的问题上，法院判决既要考量法律问题，也要考量事实问题。
与此同时，诸如女性工会同盟和劳工立法促进会之类的组织，也为着争取体面的劳工条件而展开了其他方面的斗争。取缔童工，确立工时上限和工资下限，建立社会保险机制等等方面的斗争浪潮，其策源之地就在于这些中产阶级团体，而非工会组织。这些改革者遭遇了商业集团的众多抵制，商业集团通常会说，妇女或者七岁孩童是有劳动“自由”的，有权利在贫民窟的廉价房舍里面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剥烟叶或者做人造花；这样的抵制态势自然加深了人们对商业集团之动机的疑虑。
赫尔之家、亨利街区服务中心、全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其他的类似组织乃在社会责任感方面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小亨利·摩根索、赫伯特·莱曼以及小阿道夫·伯利等人都拥有亨利街区服务中心的工作履历；弗朗西丝·珀金斯、杰勒德·斯沃普以及查尔斯·A. 比尔德则都曾在赫尔之家工作过（约翰·杜威是该机构董事会的早期成员之一）；悉尼·希尔曼则在两个机构都拥有工作履历；约瑟夫·B. 伊斯门在罗伯特·A. 伍兹在波士顿建立的南角服务中心工作过；1912年，艾奥瓦州的一个年轻人从格林内尔学院毕业之后，便来到东部，在纽约东区的克里斯塔多拉服务中心工作，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哈里·霍普金斯。阿尔弗雷德·E. 史密斯从贝尔·莫斯科维茨那里接受了社会工作伦理；埃莉诺·罗斯福，一直都是女性工会同盟的积极分子，也是弗洛伦丝·凯利和莉莲·沃尔德的朋友，她自然是将社会工作伦理传给了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此类组织看起来很是单纯，似乎没有什么防御能力，但实际上颇有力量。瓦格纳曾品评说：“将今时今日的迫切问题摆在国会和州立法机构面前，在这方面，社会工作者们扮演了核心角色，此等角色之分量是极重的，怎么评估都不过分。”社会工作者的精巧且一以贯之的圣洁形象，其效能终究盖过了上级集团的一切喧嚣和威慑。无可遏制的温婉柔和，这就是他们的行事之道。 [13]
政客当中，对此一社会潮流反应最为敏锐者自然非西奥多·罗斯福莫属了。实际上，早在1880年代初，西奥多·罗斯福便已经在纽约州议会引领了一场斗争，反对在廉价房舍里面制造香烟。当上总统之后，他早在1907年便对消费者协会张开双臂表示欢迎了；他还在白宫召开有关童工问题的专门会议，用简·亚当斯的话来说，这样的会议“令社会工作在国家生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和地位”。而且，这样一场结盟行动并没有什么牵强。社会工作的内在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高贵者当有更高的义务”，说白了，这就是类似家长式作风的逻辑；个中见解更倾向于帮助他人，而非令人们能够自助。社会工作者通常都觉得自己是最了解情况的。西奥多·罗斯福通常就是这样。
与此同时，共和党内的进步主义集团也正在推进同塔夫脱政府的斗争。最初，拉福莱特是这个集团的总统候选人；不过1912年年初，罗斯福宣布参选。当共和党全国大会再次提名塔夫脱的时候，罗斯福决定退出共和党。随后，他便自行组党，在本党全国大会召开之前，他约见了一批颇有名望的社会工作者，并采纳了全国社会工作大会刚刚拟定的一份方案。后来，他对进步党纲领留下了这样的评说：“我们最好的纲领条目，也就是真正令我党跟其他政党区分开来的那个条目，就是出自他们……（社会工作者）的贡献之大确实是无可估量的。”在党代会上，简·亚当斯就支持提名罗斯福。 [14]
八月份的芝加哥大会上，罗斯福这场运动的势头达到了顶峰。面对近乎疯狂的人群，西奥多·罗斯福如同一头强悍公麋，伫立当场，激励追随者们迎接这场末日之战，并为上帝而战。整个美利坚大地，年轻人纷纷挺身而起，响应他的号召，这其中就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的吉福德·平肖、伊利诺伊州的哈罗德·伊克斯和唐纳德·里奇伯格、堪萨斯州的威廉·艾伦·怀特和阿尔弗雷德·M. 兰登；内布拉斯加州的乔治·W. 诺里斯、密歇根州的弗兰克·诺克斯、艾奥瓦州的亨利·A. 华莱士、纽约州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诺曼·托马斯、宾夕法尼亚州的弗朗西斯·比德尔、新罕布什尔州的约翰·G. 怀南特和查尔斯·威·托比以及康涅狄格州的迪恩·阿赫森等。
[1] “The Great Decision，” New Republic , April 7, 1917.
[2] Edward Stanwood, History of the Presidency （Boston, 1898）, 509-513;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1955）, Ch. 2.
[3] Robert M. La Follette, La Follette's Autobiography （Madison, Wisc., 1913）, 478, 479.
[4] Theodore Roosevelt,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13）, 67; Roosevelt to F. S. Oliver, Aug. 9, 1906, in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 E. E. Morison, ed., 8 vols.（Cambridge, 1951-1954）, V, 352; Roosevelt to Sir Edward Grey, Nov. 15, 1913, in Theodore Roosevelt, Works （Memorial ed.）, XXIV, 409.
[5] H.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1948）, 63; Roosevelt to F. S. Oliver, Aug. 9, 1906, in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 V, E351, to F. J. Turner, Nov. 4, 1896, I, 564, to W. H. Moody, Sept. 21, 1907, V, 803.
[6] Stimson and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 60.
[7] La Follette, Autobiography , 478, 686-687.
[8] Herbert Croly,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1909）, 12-13, 17, 20-21, 25, 169, 274.
[9] G. W. Perkins, Copartnership: Address ... [before] the Canadian Club, Ottawa, February 4, 1911（n. p., n. d. [1911]）, 3; Address ... Before the Quill Club of New York, December 20, 1910（n. p., n. d. [1911]）, 5;“Business and Government，” Saturday Evening Post , March 16, 1912; Wanted-A Constructive National Policy: Address ... [before] Michigan College of Mines ... August 7, 1911（n. p., n. d. [1911]）, 12; A Constructive Suggestion: Address ... Youngstown, Ohio, December 4, 1911（n. p., n. d. [1912]）, 4-5, 9; Copartnership, 15; Efficiency in Business and What It Must Stand For: Address ... Before ...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ston, January 4, 1911（n. p., n. d. [1911]）, 15; Modern Industrialism: Address ... [before] Southern Commercial Congress, Atlanta, Georgia, March 8, 1911（n. p., n. d. [1911]）, 7.
[10] C. R. Van Hise, Concentr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 1912）, 278.
[11] Theodore Roosevelt, Introduction to S. J. Duncan-Clark,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Boston, 1913）, xix; Theodore Roosevelt, The New Nationalism （New York, 1910）, 23-24.
[12] Washington Gladden, Social Salvation （Boston, 1902）, 229-230, 61; Walter Rauschenbusch, 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1912）, 449.
[13] Frances Perkins,“A Method of Moral Progress，” New Republic , June 8, 1953; Florence Kelley, Minimum Wage Boards （New York, [1911]）; Lillian Wald, Windows on Henry Street （Boston 1934）, 45．也可参见， Annual Reports of the Consumers' League ; Florence Kelley,“Twenty-five Years of the Consumers' League Movement，” Survey , Nov. 27, 1915; Paul Kellogg,“Semi-Centennial of the Settlements，” Survey Graphic , Jan. 1935; Josephine Goldmark,“50 Years-The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Survey , Dec. 1949; speech by Paul H. Douglas at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Dinner of the Consumers' League, Dec. 9, 1949; Jane Addams, The Second Twenty Years at Hull-House （New York, 1930）; Josephine Goldmark, Impatient Crusader: Florence Kelley's Life Story （Urbana, III., 1953）; R. L. Duffus, Lillian Wald （New York, 1938）; Frances Perkins, People at Work （New York, 1934）, Sec. II。
[14] Theodore Roosevelt to Mrs. Frederick Nathan, Jan. 20, 1907,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Eighth Annual Report（[New York, 1907]）, 15; Addams, Second Twenty Years, 18-27; Roosevelt to G. W. Perkins, Aug. 23, 1913, in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vii, 742-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