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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在下议院起身发言。他的陈词颇为动情：“我希望我们可以这么说，这将是决定命运的一个早上，一切战争将就此终结。” [1]
1918年11月的这一天，很多人对未来都心怀同样灿烂的想法。如果说这场世界大战的冲击波一度警醒世人文明已然到了灾难边缘，那也可以说，此时的这场胜利也足以表明，人类还有自我救赎的能力。毕竟，战争也许意味着屠杀和毁灭，但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有能力奉献于超越了自私和利益的更为宏阔的目标。依托这样的精神，文明足以重生。
所以，战争给了人类希望。而且，战争也释放了巨大的能量——战争打破了诸般条框，将生命潮流从既有轨道当中解脱出来。当那些本应当在学校安心读书的孩子们，手中掌握了生死权能的时候，为了重建备受摧残的世界，又有什么是他们不能做的呢？1918年的世界，到处都因为对变革的预期而兴奋，而颤栗。此时此刻，俄国已经经历了革命，德国的革命浪潮正席卷而来，这也是威尔斯、萧伯纳、韦伯夫妇和费边社的时刻，是充满希望、亢奋和信仰的时刻。似乎也是无限可能性的时刻。
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的世界，感受最为强烈者非凡尔赛莫属，1919年的春天，正是在凡尔赛，胜利者们齐聚一堂，制造和平。此时此刻，老人们也许还把控着决策权，但年轻人相信，具体计划和方案将由自己来提供，具体的选择也将由自己来界定。伍德罗·威尔逊之“十四点”，其官方解释已然由时年三十岁的沃尔特·李普曼备好了。约瑟夫·C. 格鲁，时年三十九岁，是美国代表团的秘书长；诺曼·希·戴维斯，时年四十岁，是美国代表团的经济顾问。和约的重建条款则掌控在时年三十一岁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手中，而且，杜勒斯的弟弟艾伦也是美国代表团秘书团队的关键成员，此时的艾伦刚刚二十六岁。时年二十八岁的威廉·C. 布利特是美国代表团的情报长，时年二十四岁的小阿道夫·奥·伯利则分管俄国事务。时年三十五岁的埃德温·M. 沃森已经是威尔逊总统的军事随员了。本杰明·V. 科恩，时年二十五岁，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顾问，他当然是要致力于为犹太人确保一片家园。
这些年轻人实际上已经在权力的边缘了。如果说作为现实主义者，权力令他们迷醉，那也可以说，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激情满怀地投身于这样一个目标：创造一个可以满足人类需求的世界。威廉·布利特在这其中是颇有代表性的，尽管他比其他人更有激情，更具爆炸性。在凡尔赛的这几个月时光，他的经历可谓痛楚，从中足以见出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同这个渐渐失去幻想的时代以及各国伸张的必然性，发生了何等尖锐的冲撞。
布利特生在费城，在利顿豪斯广场长大，在耶鲁接受教育，其人面色红润，聪明，不安分，魅力十足，自然也是我行我素。他游历广泛，对历史性时刻是有本能直觉的。1914年7月的一个夜晚，他正陪着母亲游览莫斯科，街头的一阵喧嚣将他惊醒。从国家酒店的窗户望出去，他看到愤怒的人群正从克里姆林宫方向涌动而来，叫嚣着战争。很快，费城《大众纪闻报》便派他乘坐亨利·福特的“和平号”返回欧洲；布利特遂在妻子的陪伴之下深入德国，从那里报道这场战争。夫妻俩抵达汉堡之时，埃内斯塔·德林克·布利特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我们都不敢入睡，生怕说起梦话泄露秘密。比利总是将窃听器藏在壁炉里面，总觉得那里才是安全的。”壁炉里的窃听器，比利心目中的安全之法，这同时也是一个象征，展现出他的那种浪漫且阴谋的脾性，这脾性恰恰就隐藏在他那温雅且有趣的外表之下。（不过，这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准确预兆，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太多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将窃听器藏在壁炉里面。） [2]
布利特从德国返回之际，已然深信中欧强权乃是对美国的致命威胁。但是，唯有作为通达和平的手段，战争才能够得到证成，而且这样的和平还必须是植根于正义的。布利特热切地跟进着俄国的情况。在此期间，他读到了伍德罗·威尔逊的那份著名演说稿，正是那场演说策动了“十四点”计划，这令布利特相当兴奋。威尔逊在演说中申述，“今日之世界已沦落危机当中，人们呐喊声四起，这其中最令人激奋也最具力度者，当属俄国人民的呼声。”那些姐妹国家将如何对待俄国，威尔逊接着说，这必将是对各国之善意的“真正考验”。 [3]
此时的布利特有决心参与这场伟大的和平工作，并且在这方面，他也是有能力、有信心的，当然也能堪大用，遂得到豪斯上校的支持，最终赢得了在凡尔赛的一席之地。俄国问题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此次和会；布利特认为，若要确定布尔什维克是否有心加入这场欧洲大合唱，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去问他们。1919年初，布利特受命威尔逊和劳合·乔治，前往探察能否同俄国方面商议和平条件。跟他同行的是林肯·斯蒂芬斯，此人是美国老牌的丑闻揭发人了；在这趟差事里面担任男性秘书之职，一路之上，布利特跟斯蒂芬斯一直磕磕绊绊，争斗不休，如同斯蒂芬斯说的那样，“就像北极圈的一对熊仔”。
成效超乎预期。布利特从列宁那里得到的谈判条件对协约国／盟国相当有利，远超所有人的预判。这趟差事之后，伯纳德·巴鲁克问起斯蒂芬斯，俄国是何情况，斯蒂芬斯回答说：“在那里，我仿佛置身未来，还不错。”布利特虽不擅长此等格言警句，但也同样印象深刻。他致信威尔逊，“今日的俄国，恐怕唯有社会主义政府方能成立，除非借助外人的刺刀，否则，其他的制度是没有机会的”，“共产党的列宁集团从今天的情形来看，已经是十分温和了，在这一点上，跟一切有能力掌控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并无不同”。
布利特返回巴黎之时，可以说是满怀热忱。他向前来道贺的豪斯上校作了汇报；他还不能即刻见到威尔逊，遂同劳合·乔治共进早餐，向劳合·乔治也作了汇报。可能是因为布利特先向豪斯和劳合·乔治作汇报，惹得威尔逊不悦，当然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威尔逊拒绝同布利特会面。此时，诸般新势力也正谋划着反对同布尔什维克达成解决方案。伦敦和巴黎的保守派媒体宣示了这种观念；而且，4月份，高尔察克麾下白军看来也正在击退红军，布利特的提议被打入冷宫。劳合·乔治在接受下院质询之时，关于此事给出了这样的陈词：“据说有那么几个美国年轻人去了趟俄国，但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4]
5月的一个夜晚，克利翁酒店的一个私人房间里，这批“美国年轻人”聚集一堂，商议即将浮现而出的和平前景。这里面，斯蒂芬斯是唯一一个老一些的人物了。余者则包括了布利特、伯利、萨缪尔·艾略特·莫里森以及克里斯蒂安·A. 赫脱等人。对待和平前景，布利特看到的只有灾难。也正是在此次聚会上，布利特第一次（当然不是最后一次）陈词说，他就想着去往里维埃拉，躺在那里的沙滩上，静观世界堕入地狱。在场人等大多赞同布利特的看法。最终提出的和平方案就是一场背叛；没什么新秩序，只不过是赤裸裸的武力催生的邪恶且古老的阴谋而已；时代又一次捉弄了年轻人，让他们落入困顿境地。
布利特、伯利和莫里森提议从代表团辞职。不免有人质疑这么做的效果，认为这不过是以卵击石的纯粹侠义之举，不会有任何效果可言。对此，伯利热忱满怀地回应说，武力终究是暂时的，理想主义才是“美利坚的真正利器”，而且也终将决定历史。（据伯利回忆）喝完咖啡之后，布利特从桌子上拿起红玫瑰，作为荣誉的标志，赠送有意辞职之人；至于那些不愿辞职的人，他则将黄色的长寿花扔给他们，颇有些瞧不起的态势。聚会结束之时已经是深夜了。这批美国年轻人在协和广场的阴郁雾霭当中各自散去，淡淡的哀伤和落寞恰如同这雾霭，萦绕他们心间。 [5]
1919年5月15日，伯利和莫里森将信件呈送各路，语词庄重，抗议和约乃是对威尔逊“十四点”保证条款的肆意背叛。两天后，布利特以更为庄严的姿态致信美国总统。信中写道：“很遗憾，您没能将我们的战斗进行到底，当今世界，千千万万的人们，包括我在内，都曾信仰于您，但您对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信仰可言。”此番言词可谓犀利且痛彻。他还总结说：“就是这样，我国政府活生生地将世界上的受苦民众送入新的压迫、奴役、屈服以及离乱境地，这个世界将再次迎来战争岁月。” [6]
春日的希望时光就这么渐渐退去。赫伯特·胡佛此时正负责美国在欧洲的救济事务，凌晨四点十分，信差将他叫醒，送来和约草案，捧读之下，胡佛不免万分焦虑。这焦虑和关切令他无法入眠，遂在巴黎黎明时分空荡荡的街道之上信步游走，最后遇到了同样焦虑且失望的史末资将军。 [7] 当天晚些时候，二人见到了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此人有着剑桥的精致优雅，一副优越姿态，不过，这并不能掩盖他那确实出色的头脑。跟这批美国年轻人一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很快也辞职脱离了英国代表团。当年的夏秋时节，凯恩斯写就了一篇论章，饱含阴郁的先知气息，文章名字是“《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Peace）。
布利特在返回美国之后，决意惩罚一下总统，毕竟，就在不久前，他曾如此信任总统。1919年9月，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传召布利特前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凡尔赛和约》听证会。布利特遂在听证会上提供了一系列的官方文件、私人谈话备忘录以及其他的机密材料，以此来支持背叛传闻，这令在场参议员们相当满意。毫无疑问，布利特此举逾越了严格的规矩界限，甚至扭曲了真相。罗伯特·兰辛，威尔逊的国务卿，称布利特的此等行径“不齿、下作且暴躁”，菲利普·克尔，劳合·乔治的秘书，也就是后来的洛锡安勋爵，也申斥说，布利特的确同劳合·乔治和自己有过交流，但布利特关于这些谈话的证词“完全是捏造”。但无论如何，布利特此番证词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我们都非常感激于您，布利特先生”，参议员洛奇在听证会上的此番表述已经颇能说明问题了。
在布利特出席听证会四天之前，伍德罗·威尔逊在奥马哈宣称：“我要告诉你们，我的同胞们，我完全可以肯定，倘若各国不团结起来阻止战争，不出一代人的时间，就会有另一场世界大战降临。” [8] 十三天后，已然筋疲力尽的总统，仍然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为国联事业奔走呼号的总统，最终还是遭遇了总统生涯的第一场惨败。
梦想也随之破灭。黄金时刻也就成了巴黎明媚春日时光的一场幻梦。这一年的秋天，凯恩斯写道：“我们的运数算是走到头了。”那促使人类超越眼前私利的情感力量，在凯恩斯看来，已然消耗殆尽了。“我们筋疲力尽，再也无法承受，该歇歇了。如今，普遍情感的光芒在人类灵魂当中已然如此黯淡，现在活着的人们实在是见所未见啊。” [9]
[1] Parliamentary Debates , House of Commons, Nov. 11, 1918, quoted in R. H. Ferrell, Peace in Their Time （New Haven, 1952）, 3.
[2] S. J. Woolf,“Bullitt Looks at the European Scen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Sept. 6, 1936; Jack Alexander,“He Rose from the Rich，” Saturday Evening Post , March 11, 18, 1939; Janet Flanner's sketch in An American in Paris （New York, 1940）; Ernesta Drinker Bullitt, An Uncensored Diary from the Central Empires （New York, 1917）, 4.
[3] Address to Congress, Jan. 8, 1918, Woodrow Wilson, Messages and Papers , Albert Shaw, ed.（New York, 1924）, I, 466, 469.
[4] Lincoln Steffens, Autobiography（New York, 1931）, 791-792, 799; W. C. Bullitt, The Bullitt Mission to Russia（New York, 1919）, 54.
[5] Berle to Upton Sinclair, Dec. 27, 1939, Berle Papers．在此请容许我补充一个情况，莫里森教授和赫脱州长对此事所作的回忆是有出入的。
[6]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Washington, 1942-1947）, XI, 570-574.
[7] 此处叙述出自，Mr. Hoover, America's First Crusade （New York, 1942）, 50-51；胡佛在《回忆录》（I, 462）中提及，他都是在晨间散步的时候遇到史末资（Smuts）和凯恩斯的。
[8] H. C. F. Bell,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eople （New York, 1945）, 342-344; Wilson, Messages , II, 810.
[9] J. M. Keyn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New York, 1920）, 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