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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时代绝非仅限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身为总统的十二年时光。实际上，1933年—1945年间的桩桩件件将美国人的生活推上了巅峰。国家在应对“大萧条”和战争的剧烈挑战之时，调动了早期进步主义运动的资源、早期的战争能量以及历时十年积累起来的商业领袖资源，此等资源自然也是道德和智识双方面的。若要真正理解罗斯福的施政生涯，就必须将之置于借由整整一代人的观念、希望和经验熔铸而成的背景当中。
现在写富兰克林·罗斯福，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历史学家都知道，一位领袖人物的声誉，在其谢世之后十年到二十年间，往往处于谷底。对于刚刚渐行渐远的历史，人们通常看不太清楚。那情形就如同我们置身一轮历史浪涛的底端；唯有等到下一轮历史浪涛袭来，将我们送上高处的时候，才能真正回顾并看清楚之前发生的事情。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直到最近才从相对不利中走出来，光阴流转暂时地谴责了他们。
此时书写罗斯福，当然不是说我有能力超越限制。目前的观点，当然不足以支撑任何持久的评判，对这一点，身为作者比任何人更清楚。不过，在如此切近的时段入手写作，也有另外一些优势可以作为补偿，特别是可以征询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从而抢救一些信息，若是推迟写作，则这些信息很可能就没有机会付诸文字了。当然，在这方面，本书尚不能自认做到了完全和彻底。作者欢迎一切的修正和拓展，以便改进并推出新的版本。
撰写这部作品，需要感谢的人当然很多。我的父亲阿瑟·M. 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Sr.），一如既往地是智慧和灵感的源泉，一如既往地是我的向导。他和我的母亲伊丽莎白·班克罗夫特·施莱辛格悉心审读了书稿，还做了大量其他的工作，在此，请容许我致谢。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位好友，西摩·E. 哈里斯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这些年，他们极为耐心地忍受了我在经济问题上的无知，并从批评角度审读书稿，改正了书中的很多错误，当然，若是书中仍然有错误，责任在我。还有一批研究罗斯福的同道中人，比如赫尔曼·卡恩、弗兰克·弗赖德尔、巴兹尔·劳赫以及约翰·M. 布卢姆等，都毫无保留地为我提供建议和意见。还有一些朋友审读了部分或者全部的文稿，他们给出的批评意见极大地改进了书稿，这些朋友是：埃米利·莫里森·贝克、鲁思·哈里斯、巴巴拉·文德尔·克尔、玛丽·麦卡锡、理查德·H. 罗维尔以及莫顿·G. 怀特。此外，保罗·布鲁克斯、海伦·菲利普斯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安妮·巴雷特也都给予我很有价值的建议。
在此要特别致谢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以及赫尔曼·卡恩，身为馆长，卡恩可谓出色的典范，告诉大家图书馆如何最大程度地襄助学术研究。当然也要特别感谢乔治·罗奇、威廉·J. 尼古拉斯以及图书馆团队的其他成员，这个团队令人仰慕。哈佛大学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学会的工作团队也是我要深表谢意的，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也请允许我向阿道夫·A. 伯利、玛丽·W. 杜森、安娜·罗斯福·霍尔斯特德、小亨利·摩根索、雷克斯福德·G. 特格韦尔以及麦乔治·邦迪［亨利·L. 史汀生的文件保管人］致谢，他们允许我查阅并征引他们的个人文件，并在很多问题上向我提供建议。
古根海姆基金会提供的经费让我得以开启本书的研究和撰写；来自哈佛大学弥尔顿基金会的经费则在后期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我的秘书朱莉·阿姆斯特朗·杰普森负责录入并校订书稿，勘验注释和参考文献，她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无限的耐心、友善和慷慨，我对她的感激无以言表。我的妻子玛丽安·坎农·施莱辛格提供了锐利且深刻的批评，更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对我如此担待，如此支持，她的帮助和支持不可或缺，否则，本书是不可能有机会同大家见面的。
小阿瑟·M.施莱辛格
1956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