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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的这场论战，卷入其中的各个派系毫无疑问都认为自己是在为根本性的原则问题而战。在威尔逊派眼中，“新国家主义”是威胁众生的暴政，在其中，商业集团和政府将成为双生巨人，将令个人在他们脚下化为齑粉。在西奥多·罗斯福的追随者看来，所谓“新自由”，只不过是要回归杰斐逊的乡愁，这是毫无意义的，说白了，那只不过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背景和条件下加以重述的杰斐逊主义，这样的杰斐逊主义，即便翻新了，但若是认为当前体制在改革之后能够自行施展，那就大错特错了，即便是翻新了，也仍然是过时之物。如此，威尔逊和罗斯福便在托拉斯问题上怒目相向，那情形就仿佛两人站在一个无可跨越的深渊的两边。
“两派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布兰代斯于1912年宣示说，“是根本性的，是无可调和的。” [1] 新国家主义阵营对此见解自然也是极为赞同。威尔逊赢得选战并推行了最初的一轮政策，但这并未令双方态势有所缓和。一直到1914年，克罗利仍然在抨击威尔逊的方案，认为那不过是在“复活杰斐逊式的个人主义”，认为那样的方案完全缺乏国家目标意识，完全枉顾这样一个事实：“汉密尔顿的国家主义，尽管有着强烈的贵族气，但实质上要比杰斐逊那无差别的个人主义更为民主，原因很简单，汉密尔顿的国家主义在社会层面更具建设性。”年轻的历史学家查尔斯·A. 比尔德，此时刚刚完成了对宪法之起源的大胆研究，对克罗利的此番见解深为赞同：农业民主不过是杰斐逊毫无效用的野心而已，“就如同威尔逊的那种小经济民主目标一样，同样不切实际，同样无法达成”。锐利且流畅的公共评论人沃尔特·李普曼此时刚刚脱离社会党，他也将威尔逊的自由政策同罗斯福的控制政策对立起来。乔治·珀金斯更是颇为蔑视地总结说：“不如将这所谓‘新自由’称为‘旧奴役’。” [2]
不过，人们很快便看明白了，二者之间的鸿沟并没有一开始看起来那样无可跨越。威尔逊指控罗斯福意欲将垄断体制普遍化，罗斯福回击说，威尔逊试图将这个国家的所有公司悉数瓦解，很显然，彼此之间的指控都不能成立。双方在攻击对方的时候，都扭曲了对方的观点，并且都模糊了这样一个实情：彼此之间的一致实际上是大于分歧的。无论目标是管制垄断还是管制竞争，双方实际采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扩张政府权能来应对商业权能。“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同样认肯国家对经济生活实施积极干预的必要性。
威尔逊早从1906年的无为而治立场转换到1912年的积极主义立场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接受了这个必要性，并将之视为二十世纪杰斐逊主义的逻辑结果。“自由政府的方案，”他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必须是积极且正面的。” [3] 即便是布兰代斯，虽然对大规模经济机制极为戒惧，也期望国家在破除托拉斯的同时，在劳工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上推行大范围的计划。
威尔逊幕僚队伍中的其他一些人对于国家的态度甚至更为温和。E. M. 豪斯上校，得克萨斯人，素来低调、内敛，很快便成为新总统的心腹，他于1912年推出《菲利普·德鲁，管理者》（ Philip Dru, Administrator ）一书，这是一本乌托邦式的虚拟作品，主人公在1920年时因为担心组织化的财富将会终结美利坚自由，遂夺取大权并自立为独裁者。豪斯在书中指出，德鲁发现不得不消解自己早期的州权倾向；他很快便建立了一套强悍的集权体制，将公司置于严厉的国家管制之下（同时拒绝限制公司的规模），取缔控股公司，将电话电报事业社会化，推行充分就业立法，下令建立联邦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体系，并且一般性地确立了全覆盖式的国家主义，甚至令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人都不免为之一惊。 [4] 然而，到了1918年，富兰克林·K. 莱恩，威尔逊的内政部部长，便已经申述说：“书中的一切渐渐地都会应验，包括女性选举权在内。总统终将成为‘菲利普·德鲁’。” [5]
威尔逊已然着手在两派之间的那道深渊之上搭建桥梁了，此举背后的动力并非政策建议，说白了，那背后的动力是环境的力量。最早的压力来自南方民主党的激进派。南方的温和派，诸如弗吉尼亚的卡特·格拉斯和亚拉巴马的奥斯卡·W. 安德伍德，对1912年的新自由方案已然是非常满意了。但是该集团的另外一些人则希望政府能够担当更为积极的角色。众议员科德尔·赫尔希望确立一套联邦所得税。众议员萨姆·雷伯恩还在布兰代斯的襄助之下，起草了一份旨在管控铁路债券销售的议案。此外还有布赖恩统绪的农业派民主党人、贫穷白人和所谓的“红脖子”群体的支持者，当然还有华尔街的仇视者，在这些集团眼中，最初的“新自由”观念显然是太过寡淡且孱弱了。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压制商业集团的阶级立法，显然是不够的。他们相信，威尔逊政府对穷人是有正面义务的。威尔逊政府必须为小企业和农民群体做点什么，来平衡共和党政府对大公司的偏袒。南方激进派曾襄助布赖恩、布兰代斯和麦卡杜，强制对卡特·格拉斯的联邦储备法案实施根本性的修订，这可算是他们斩获的第一场胜绩。而后又将一项针对农民的短期信贷条款嫁接到联邦储备法案里面，由此便在保守派新自由观念体系当中打开了另一条裂缝。威尔逊很快便发现自己已经接受了此等立法行动，依据他1912年的观念，这样的立法显然算是阶级立法了。 [6]
与此同时，威尔逊也着手在关键性的反托拉斯政策领域探索新的方向。布兰代斯在1912年时曾认为管制非但无用，还会带来危害，此时则接纳了新国家主义的联邦委员会观念，借此来对公司实施监管。结果便是1914年的一系列立法行动，最终催生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并且将管理权能赋予该委员会。布兰代斯还更进一步地举荐查尔斯·范海思担任工业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两年前，范海思的《集中与控制》一书可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圣经》啊。1912年时“根本性的、无可调和的”分歧，到了1914年，便已经失去了锋芒。
随着1916年大选的迫近，威尔逊完全接纳了1912年进步主义纲领的主要思路。到了这个节点之上，威尔逊已然对强政府、政府管制以及为着农民和劳工而实施的干预政策秉持明确支持态度，简言之，他明确支持积极且正面的联邦举措和行动，以此为机会平等创造空间。看来，基本上来说，罗斯福是正确的：倘若民选制度真的有效，那么人民的政府则必须要强过商业集团。
就这样，威尔逊开始接纳并利用进步党纲领的时候，进步党自身则因在1914年选举中遭遇重挫，此时正在为生存而战。该党领袖颇令人仰慕，他在这个节点之上提议由亨利·卡波特·洛奇担当1916年选战当中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此举等于是相当决绝地表明自己对进步党人古老“圣战”事业的新见解。乔治·珀金斯，进步党的天使人物，此时则也已经感觉出，昔日公麋运动的时代已然结束了。哈罗德·伊克斯觉得是珀金斯杀死了进步党，也有人认为是威尔逊，不管是谁，1916年的进步党大会都足以表明，进步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昔日里曾为信仰而战的那些男男女女，很多人此时吃惊地发现，“新国家主义”竟然在“新自由”里面实现了。就如同沃尔特·李普曼说的那样，威尔逊的民主党“于此时此刻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在范围上是全国性的、在目标上是自由主义性质的并有有效行动能力的政党”。赫伯特·克罗利，此时对自己早前的怀疑态度有了悔意，宣示了对威尔逊的支持。诸如班布里奇·科尔比、弗雷德里克·C. 豪、爱德华·P. 科斯蒂根、阿莫斯·平肖、简·亚当斯、莉莲·沃尔德以及华盛顿·格拉登等的进步派，此时也纷纷追随威尔逊。 [7]
那么罗斯福呢？1915年12月，罗斯福致信哈罗德·伊克斯，“跟你一样，我也是激进派。我完全支持1912年纲领的一切条目；不过，目前，我主要关心的是合众国同当前欧洲形势的关系问题。”旧式的激进主义仍然是有生命力存续下来的。1918年3月，西奥多·罗斯福远远走在了威尔逊政府前面，为美利坚自由主义确立了一系列新的目标，要求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公共住房等领域推进改革。但是这些年间，外交政策问题着实消耗了他的大量精力，最终令人筋疲力尽。战争期间，威尔逊拒绝给他用武之地，这令他备感痛苦，更令他痛苦的是1908年之后他一直在虚掷光阴，双重折磨之下，他陷入病痛、疲惫当中，郁郁寡欢，1919年的第一个月，便去世了。
“有些东西已经植根生命当中了，这些东西是绝不会被取代的”，二十五年之后，伊克斯谈起罗斯福死讯传来之时感慨道。“我只能把脸深埋在枕头里面，”当时正在芝加哥卧病在床的唐纳德·里奇伯格写道，“哭得像个孩子。” [8]
[1] Brandeis to Wilson, Sept. 30, 1912; A. S. Link, Wilson: 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Princeton, 1947）, 492.
[2] Herbert Croly, Progressive Democracy （New York, 1914）, 16-17, 54; Charles A. Beard,“Jefferson and the New Freedom，” New Republic , Nov. 4, 1914;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New York, 1914）, 136-137; George W. Perkins, National Ac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New York], 1914, 9, address at Lincoln Day Dinner of the Progressive Party, Feb. 12, 1914.
[3] Woodrow Wilson, The New Freedom （New York, 1913）, 284.
[4] 这部作品怪异且生硬。书中某处，德鲁对俄国展开思量，想知道俄国的救赎何时到来。“他知道，在这片专制之地，是有着伟大工作等着人去做的。”在尾声部分，德鲁放弃了独裁权能，学习“斯拉夫语”，同自己那有着异乎寻常耐心的女朋友从旧金山起航，奔赴未知之地，很可能是要去策动一场俄国革命。参见，E. M. House, Philip Dru, Administrator （New York, 1912）。豪斯这部作品的最初版本，据其出版人B. W. 许布希（B. W. Huebsch）和哈里·E. 莫尔（Harry E. Maule）说，是经过莫尔先生重新加工过的，目的是让该书的可读性达到最低标准。不过，此番修改仅限于风格方面，不涉及内容和形式。豪斯上校对这样的修订显然不高兴，只是勉强同意了最后的版本。莫尔的研究者们当然注意到德鲁的国内改革计划同“新政”的相似之处，他们还特意指出，德鲁的名字的前两个字母实际上是可以拼写成F（PH）DR的。1932年，就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前夕，罗斯福还特意让自己的一个朋友关注这本书；一年后，在百日新政即将结束的时候，莱汉德还致信许布希说，“总统希望能得到‘ Philip Dru, Administrator ’一书……的副本。”（F. D. R. to W. H. MacMasters, June 8, 1932, M. A. LeHand to B. W. Huebsch, June 1, 1933, Roosevelt Papers）。
[5] F. K. Lane, Letters , A. W. Lane and L. H. Wall, eds.（Boston, 1922）, 297.
[6] A. S. Link,“The South and the‘New Freedom,’” American Scholar , Summer 1951.
[7] Walter Lippmann,“The Case for Wilson，” New Republic , Oct. 14, 1916; Herbert Croly,“The Two Parties in 1916，” New Republic , Oct. 21, 1916; A. S. Link, Woodrow Wilson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1953）.
[8] H. L. Ickes, Autobiography of a Curmudgeon （New York, 1943）, opposite 164, 217; Roosevelt's speech of March 28, 1918, in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 E. E. Morison, ed., 8 vols.（Cambridge, 1951-1954）, VIII, 1294; Donald Richberg, Tents of the Mighty （Chicago, 1930）,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