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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方面，1912年时提名了时任新泽西州州长的伍德罗·威尔逊。跟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威尔逊也将非同寻常的诸多特质注入美利坚政治生活当中。二人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教养、学识、文学修为、个人魅力以及十足冲劲等。罗斯福待人接物颇为随意且热情，威尔逊则相对内敛且淡漠一些；不曾听闻有人称呼威尔逊是“伍迪”或者“W. W.”。二人都可说是在俗布道人，不过，罗斯福更像是一个信仰复兴主义者，常常以强悍态势，威慑听众，强制听众踏上福音之路，威尔逊采用的则是加尔文神学家的那种严厉且雄辩的语式。罗斯福的自我中心主义往往令他的个性过度张扬；威尔逊则极其内敛，始终谨守自己的坚硬内核。罗斯福的力量在于行动，威尔逊的力量则在于他的内敛。
举止冷峻，行动迅捷，衣着整齐，锐利的眼神和好斗的下巴，这样一个威尔逊，若不过分沉醉于自我正义感或者道德热忱当中，则可以说是相当幽默且有魅力的。威尔逊教授出身，不过，对于政治，他表现出了相当的灵敏度。特别是他的演说，强劲有力，这一点在1912年时，大家便已经体认到了，当时他发表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演说，阐述了他针对“新国家主义”的替代路径。他在演说中宣示了“一个新的社会时代，一个人类关系的新时代……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借助此番演说，威尔逊召唤同胞担当使命，将这个国家从财富集中体制的新型暴政当中解放出来。“当前的垄断体制既深且远，若要战胜并摧毁这样的垄断体制，必须采取某种战略，”他说，“采取这种战略，我们就是在拯救而不是在伤害这个国家的经济；当我们将这利益格局拆解开来并斩断那些垄断集团之间的勾连和纽带的时候，我们内心也就会明确……这样一种视野和见解：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从上而下实施革新，相反，一切社会的革新都是自下而上推展开来的。”这就是“新自由”。
威尔逊强烈反对家长制国家理论。汉密尔顿在他这里没有任何魅力可言：“确实是一代伟人，但是在我看来，却不能算是伟大的美国人。”美利坚的哲学就在于一切人权利平等，任何人都不得拥有特权，“自由之地，没有特权。”“我可不想在所谓的慈善体制之下过日子，”威尔逊说，“我也不想被政府照顾……我们并不想要那种仁慈的政府。我们想要的是自由的政府、公正的政府。”
威尔逊珍视杰斐逊的梦想。不过，他也着手对自己心目中的杰斐逊主义进行了诸多改造，注入了一些重要的新元素。迟至1906年，他所理解的“杰斐逊精神”，其要义仍然在于避免对经济的一切公共干预。不过，若要瓦解特权体系，是必须召请并倚靠国家行动的。说到底，威尔逊实质上是将杰斐逊的国家理论给颠倒过来了：“我相信，杰斐逊若是置身今时今日这个时代，他定然也能看到我们看到的一切……很显然，若是没有警觉且果断的政府干预，也就不会有公平游戏可言了。”他担当州长之职不久，便对政府权能越来越理解并宽许了。同时，政治野心也在砥砺他对民众疾苦的感受力；1912年选战当中，他同威廉·G. 麦卡杜和路易斯·D. 布兰代斯有了交情，一番接触下来，也令他彻底完成了对他心目中杰斐逊主义的改造，令杰斐逊主义从无为而治的政府哲学变成了一套极为锋利的国家哲学。在极为重大的职责压力之下，威尔逊渐渐地认清了，若要达成杰斐逊主义的诉求和目标，那就必须放弃杰斐逊主义的手段。 [1]
在麦卡杜这样的商界人士身上，威尔逊体认到自由主义群体对华尔街的憎恶，也体认到已然酝酿成熟的经济改革观念。麦卡杜出生在佐治亚州，居住在纽约，训练有素的律师，论心性则是改革派，1912年时四十九岁，便已经在发起修建第一条穿越哈得孙河的隧道，现任哈得孙-曼哈顿铁路公司的总裁。强悍且精力十足的他，一直都在谆谆告诫商界集团：公司是人民的仆人，不是主人；“打压公众”的态度应当改一改了，应当用“让公众满意”取而代之。他对美利坚经济发展的理解，同乔治·沃·珀金斯的理解恰成针锋相对之势。珀金斯认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深层原因和动力，“并非人对财富和权力的欲望，而在于诸般自然因素的运作，说白了，就是进化”，对此，麦卡杜表示反对，他说，“此类大型公司建制可不是新经济条件和复杂文明体系 自然 发育的产物。相反，此类东西更有可能是野心勃勃之人无约束活动的人造产物，而且，这类人都是有着高度发育的占有性权能的。”
那么，对此类巨大造物，能做些什么呢？“在我看来，”麦卡杜说，“应当倾尽这个国家的全部力量，来保护竞争。”当然可以尝试一些管制举措，但唯有通过委员会之类的建制，方能推行管制举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来控制这些委员会机构？“无管制的竞争要优于有管制的垄断，”1911年年初的时候他将一些新的表述引入这场论战当中，“不过说到底，有管制的竞争则要优于无管制的竞争和有管制的垄断。” [2]
路易斯·D. 布兰代斯将此番分析理路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布兰代斯于1856年生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后来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而后便在波士顿拥有了一段极为辉煌的法律生涯。他拥有极为出色的分析才能，并且品性坚韧，这就很自然地为他赢得了一批客户，愿意为他的此等才具和品性支付重酬。到了1907年，布兰代斯便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但是他是理想主义者，并且是在1848年的革命统绪中成长起来的，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物质上的成功是根本不够的。于是，从1890年代开始，布兰代斯便着手拓展第二职业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律师”生涯，确切地说，就是为着公众利益免费工作，并且涵涉范围相当广泛，从地方问题（诸如有轨电车特许经营权）到州一级的问题（诸如储蓄银行的人寿保险）再到地区性的问题（诸如纽黑文铁路），等等，尽皆在列。从1907年开始，他便建立起全国性的声望，这一年，他成为全国消费者协会的律师，在工时和工资立法问题上，闯过了一系列重大考验，他的表现令人侧目。
布兰代斯个子很高，背有些驼，留着长长的灰褐色头发，眼窝深陷，脸上散发着略带哀婉的贵族气，当然也能品出里面的深沉智慧，多少有点像是犹太版的林肯。在斗争当中，若是发了怒，他也会挥洒出气势十足的正义姿态，令人禁不住地联想起《旧约》中的先知；这样的心态时常令他难以相信敌人也会有诚实动机。不过，在放松时刻，比如说在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他则会带上肯塔基州的土音，表现出罕见的平和、安详。
在威尔逊这里，杰斐逊主义是信仰；布兰代斯则似乎将之改造成了一种政策。他相当直截地否决了“新国家主义者”的大前提。他认为，大规模经济体制并不是无可避免的，并非植根于机器时代之必然性，并非经济效率大潮之无可避免的结果。确切地说，此等体制并非技术的造物，而是金融体制的造物，是银行家操控之下的人为产物，因为银行家都急切地要推出新的债券并稀释股票。
布兰代斯相信，对于经济集中的这种狂热，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窒息自由：J. P. 摩根是社会主义者最得力的盟友，原因很简单，若他的工作就这么贯彻下去，那么社会主义基本上就不需要再去做什么了。“据说皇帝尼禄在评说治下民众之时曾有言，他希望全部的基督徒加起来只有一个脖子，这样的话，他就只需要挥刀一次，就将他们所有人砍头了，社会主义者其实也想说：‘就让这些人将这些东西集中起来；他们很快就可以将一切都集中在一个脑袋下面，如此，我们只需要一次性的行动，便可以接管全部工业了。’”
如果说克罗利关切的是国家的士气，布兰代斯关切的则是公民个体的道德品性。大规模经济体制就是要诅咒的东西：“如今，我们都渐渐看清楚了，大的东西都是非常恶劣的，而且是非常低贱的。”经济和政府当然可以无限制地扩张，但人却从来都是同样的尺寸。过度的权能才是真正的、巨大的腐败者。若将过分的权能赋予人们，超出了他们能够承受的限度，那就只能令少数人变成暴君，并就此毁灭其他的人群。集权机制窒息了实验的机会和空间，抽离共同体的才智，令其集中在中心区，由此令社会变得孱弱不堪。千万不可将信仰寄托于政府管制：“补救性的制度，若是操控在敌人手中，也难免败亡，并且会变成压迫者的利器。”说到底，责任是唯一的开发者，种种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必须匹配人的能力。布兰代斯总结说，公民个体的发育“既是必要的手段，也是最终的目的”。 [3]
布兰代斯此番对杰斐逊主义的再阐释，恰恰就是威尔逊一直在摸索努力的方向。1912年8月同布兰代斯的初次会面，其成效是立竿见影的。威尔逊赞同，问题的关键并非管制垄断，而在于管制竞争；很快，威尔逊便希望布兰代斯拿一套方案出来。布兰代斯回复说，私人工业体系的各个分支都能够而且也都应当保持竞争格局。若垄断无可避免，则应当将相关产业“交付人民所有，而非资本家所有”。他接着申述说，由政府管制垄断，乃是自欺欺人；选项只有两个，要么将垄断权能悉数破除，要么就对之实施接管。这个国家必须做出抉择，要么是工业专制体制，当然，政府控制会介入其中予以缓和，要么就是工业自由。 [4]
“新自由”观念就是如此，并且也集结了一批年轻人，比如纽约州的W. G. 麦卡杜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田纳西州的科德尔·赫尔、得克萨斯州的约翰·N. 加纳和萨姆·雷伯恩、康涅狄格州的霍默·卡明斯、南卡罗来纳州的丹·罗珀以及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E. 戴维斯，等等。
[1] Woodrow Wilson, The New Freedom （New York, 1913）, 7-8, 55, 190, 198, 218, 221, 284;“Ideals of Public Life”（1907）, quoted by A. S. Link, Wilson: 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Princeton, 1947）, 115;“The State and the Citizen's Relation to It”（1909）and“Spirit of Jefferson”（1906）, quoted by William Diamond,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Woodrow Wilson （Baltimore, 1943）, 73, 68.
[2] W. G. McAdoo, Crowded Years （Boston, 1931）, 104-105; G. W. Perki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ddress ... [at] Columbia University, February 7, 1908（n. p., n. d. [1908]）, 2; W. G. McAdoo, Decent Treatment of the Public by Corporations and Regulation of Monopoly: A Speech ... Before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Boston, Mass., January 30, 1911（n. p., n. d. [1911]）, 8, 9.
[3] Senat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ttee, Control of Corporations, Persons and Firms ... Hearings , 62 Cong., 2 Sess.（1911）, I, 1258, 1278; A. T. Mason, Brandeis and the Modern State （Princeton, 1933）, 96; A. T. Mason, Brandeis: A Free Man's Life （New York, 1946）, 585.
[4] Link, Wilson , 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