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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巨大震荡还有另外一些征兆。除了黑人外，这场萧条对美国各个群体打击最大者，就应当算是老年人了。此一时期，美国老年人的数量超出以往，数据足以说明问题，自1900年之后，超过六十岁的老年人数量已经提升了一倍多。老年群体比年轻人也更容易患病或者受伤。即便有工作机会，老年人的竞争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差不多半数的州都还没有建立养老金制度；那些有养老金制度的州，养老金的额度平均也就是每个月十二美元到十五美元之间，这点钱根本不够。此时涌现的贫困老年群体并非全部来自底层。大萧条令那些殷实的老年人也沦落至这个群体中，这些人一直遵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则勤奋工作、不断攒钱，然而，到了他们年老之时，却失去了可一切可以为生的东西，这就是对他们勤劳和节俭的报偿。他们没有储蓄，没有工作，除了接受救济或者慈善而外，完全是老无所依的状态。这批人可以说是骄傲且痛苦的。他们不免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国坚定、自立、乐观，那个时候的人们总是会向前望，望向新的边疆；抚今追昔，令他们的绝望更加痛彻。
与此同时，对早期美国的认同感也令他们无法接受当前的无助局面，由此便在他们内心激起决绝信念，认为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1933年晚秋时节的一个早上，弗朗西斯·埃弗里特·汤森医生，加利福尼亚长滩的一位失业医生，时年六十六岁，在浴室刮胡子的时候，偶然从窗口望向下面的巷子里面，那是一条堆满了垃圾桶和各种罐子的小巷子。“三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他后来记述道，“年纪都很大了，就那么佝偻着背，在垃圾桶里面翻拣东西。”自大萧条降临之后，汤森医生实际上一直在竭力克制自己，让自己保持平静。但是他这一代人的境遇以及这个国家目前的境遇，也实在是令他愤怒。他不禁缅怀起自己在黑山的开阔小镇里面快乐行医的那段时光，终于爆发出渎神之怒。他后来说：“我高声喊叫，尽情释放我对这个世道的极度痛恨。”他的妻子听到动静，冲进房间：“医生啊！天哪，你可不能这么喊叫！邻居们都在听着呢！”据汤森后来的记述，他是这么回应妻子的：“我就是要让邻居都听到！我就是要让那万能的上帝听到！我要呐喊，直到全国都听到！”
弗朗西斯·埃·汤森通常是一个温和的人，瘦削的脸上偶尔也会泛过一阵剧烈的紧张。他在边疆长大，也从中汲取了深沉信念，认为美利坚终究是希望之地。他于1867年出生在伊利诺伊的一座农家小木屋里。长大成人的过程可谓历尽艰辛，之后便西行来到加利福尼亚，尝试过农场劳动、采矿、开垦土地和教书。他后来说：“我在1890年代的严重萧条当中迎来自己的成人礼，所以，各位不难看出，我的一生就是这么困顿，我有理由讨厌这个词。1890年代的我，可以说是步步受挫。”
一番闯荡之后，汤森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稳定的职业。1900年，他攒了一百美元，在三十岁的年纪进入奥马哈医学院学习，是班里面年纪最大的学生。他一度靠着向边疆土房子里面的农民推销邮购来维持生计。“此番推销员的经历后来可是帮了我大忙。”最终，学校的一位教授借了一笔钱让他完成了学业。这位和善的教授是热忱的社会主义者，他同时也给年轻的汤森塑造了这么一个愿景：“一个免于贫困的世界，也将结束邪恶和疾病。”很可能就是这个教授鼓励汤森阅读了贝拉米的《回溯》 [1] 。
1903年，汤森来到一个坐落在黑山北坡的小镇。他在那里行医十七年，最终还是因为身体原因，迁居加利福尼亚长滩。在长滩，他仍然操持旧业，不过也是零敲碎打；更多的收入来自出售建筑用地，通常是卖给当地一个成功的地产经纪人，他叫罗伯特·厄尔·克莱门茨。不久，大萧条降临，汤森之后成了一名当地健康卫生助理官员。
接下来的三年是一段痛苦经历。每天都有大量的穷人拥进医务所，其中很多都是老年人。汤森在诊所接诊，还经常家访，由此也就目睹了这场大萧条的真实情况。“那是怎样的困顿、痛苦和恐怖啊，”他后来写道，“愁云惨雾笼罩着这些老实人，不能更悲惨了。”老年人的绝望尤其刺痛汤森，那样的绝望就是实实在在的“精神恐慌”。1933年，市政府改组，汤森丢了工作，遂决定为民立言，找寻出路，无论如何，他是在边疆长大的，他是读过爱德华·贝拉米的，他内心的乐观主义是无法抑制的。他在1959年反思说：“我觉得我一直或多或少都是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我相信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当计划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对人民实施照管，这当然违逆了美利坚民族的习惯和性情，确切地说，就是违逆了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人都应当自己照管自己。但是，总会有人失去照管自己的能力和机会。我认为，我们应该为老年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无论如何，是他们建设了我们这个国家，使之成为现在的样子。” 1
1933年9月，汤森致信《长滩新闻电讯报》。信中说，要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就如同农民要解决剩余小麦或者谷物问题一样”。但是过剩的工人显然不能像过剩的猪一样通过屠宰来处理。因此，必须找到某种手段，使他们从经济活动中退出。而要退休的阶层自然是老年人。汤森的方案很简单。给每个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发放一百五十美元的联邦养老金，“当然也可以更多，条件是他们必须把钱花出去”。如此一来，就能够为经济注入新的购买力，同时也为年轻人拓宽了工作机会。汤森还补充说，养老金制度可以由国家销售税提供资金。
汤森是从哪里得来的这套想法，很难论定。1931年8月，身为广告人的布鲁斯·巴顿为《名利场》写了一篇题为《如何解决一切问题》的讽刺性文章。他的提议很温和，那就让每个人在四十五岁时退休（巴顿解释说他刚刚庆祝了自己的四十五岁生日），并向他们支付其收入的一半，以此来治疗经济萧条。巴顿总结说：“我的计划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且这样的方案无论怎么看都是相当宏大的，我自己都奇怪我竟然能构思如此宏大的方案……现在，就给你们的议员发电报吧！然后投票！然后组织起来！然后就开始演说吧！”1931年，一位名叫C. 斯图尔特·麦科德的西雅图牙医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只不过要更为严肃一些，标题是“剩余劳动力的安乐死”。麦科德的方案是以每个月五十美元的养老金让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由销售税支付这笔养老金。
汤森医生并不是《名利场》的典型读者，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看到过麦科德的报告。无论如何，这样的想法显然是传布开来了。将观念转化成一场运动，这是汤森的特殊贡献。很快，他的那封信便在长滩新闻界引发了不大不小的一场争论，争论爆发之时，汤森遂呼吁老年人组织起来，为养老金计划展开请愿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补助额度要求也从一百五十美元悄然提升到两百美元。只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志愿者们便获得了数千个签名。此时，汤森请求自己昔日的地产合伙人克莱门茨出面，帮助自己操持此次运动。克莱门茨一开始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有可能是计划本身触动了他，也可能是大量的签名触动了他，不久他便决定出手襄助。1934年1月24日，汤森、克莱门茨，还有汤森的弟弟，当时在洛杉矶一家旅馆做搬运工，他们共同提交了成立新组织的文件章程，创建了“老年循环养老金有限公司”。
克莱门茨凭借自己在房地产行业练就的应对高强度工作的能力，将这个组织推动起来。他时年三十九岁，是得克萨斯人，眼神坚定，身体强健，拥有非同寻常的组织和宣传天分。汤森能够想到的办法，也就是散发请愿书或者回复邮件，克莱门茨则已经像他后来说的那样，意识到了要让运动热情保持在“高点”。1934年8月，克莱门茨开始组建地方俱乐部组织。同时，他开始从反沙龙联盟（就像自由联盟是反禁酒修正案协会的延续者一样）接管技术和组织者。他发现失业的牧师作为新信仰的传教士特别有效。
人们的回应迅速且强烈。对于在阴影中生活太久的老人们来说，每个月二百美元的承诺意味着解脱和尊严。这个新的信仰告诉这些老年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利坚，那片充满仁慈和信仰的土地，并没有死去；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操劳和节俭一生，最终会有其回报，他们最终可以安享晚年。1934年时的整个西部，处境凄惨的老年人纷纷涌入汤森俱乐部，这些人大多数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大多来自中下阶层，大多都没什么政治归属，要不就是共和党。一些年轻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批人要么是希望缓解一下老年亲属的负担，要么就是希望推动更多的金钱进入流通，以便自己也能从中获益。他们热切地倾听汤森的演说家们，并顺服地将会费送往全国总部。
这场运动的气氛与其说是压力政治，不如说是旧时代的宗教。组织成员常常都是高唱圣歌，并在倾听演说之时，不时地高喊“阿门”。一些人在组织纲领当中看到了千禧年希望得到实现的前景。汤森的牧师们从不吝于用权威口气保证说，他们的纲领至少是“上帝赐予的方式”。克林顿·旺德博士，曾是纽约罗切斯特浸礼会教堂的牧师，也曾担任洛杉矶宗教科学和哲学学院的院长，他就在一次汤森运动集会上说：“上帝与我们同在，在上帝那里一切皆有可能。”（旺德的一个业余爱好是书写一些有悖于神父身份的信笺，曾有一个国会调查委员会认为这些信笺大逆不道，严肃拒绝将其中一些扎眼段落公之于世。）密歇根分部的传单将汤森描述成“蒙上帝拣选担当此任”的人。一封写给汤森的信中说：“众多公民已然深信，汤森医生就是耶稣基督的化身。”一名参加汤森运动集会的代表甚至抱怨说，1867年汤森出生时，都没有星辰在伊利诺伊州费尔伯里的天空升起，以此昭示世人。就连汤森本人也禁不住说，他的这场运动将会“深刻且强劲地改变文明，就如同基督教那样”，只不过，“基督教在开启之时只有几百个追随者，我们的事业则一开始就赢得了数百万追随者”。汤森一度将汤森派描述为“上帝意志的工具，上帝就要借此在这尘世之上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格局”。每次集会结束时，成员们都会吟唱：
前进，汤森的士兵们，
奔赴战场，
让汤森的旗帜，
引领我们。
我们的忠诚领袖，
将赶走萧条；
并肩战斗吧，
一起击退仇敌。
此等准宗教情感乃催生了近乎癫狂的强度，令没有签名的人感受到残酷的压力，那些拒绝散发传单或者拒绝将医生的画像请入商店橱窗的商人，则很可能会遭到抵制。斯坦利·海伊，卫理公会的一名牧师，奉行自由准则，1935年，他就已经致信罗斯福的秘书斯蒂芬·厄尔利，讲述了眼前的这场运动：“越是观瞧这场运动，就越是被其力量震慑。它显然是在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做事情，那样的事情也正是几年前禁酒运动做过的，说白了，就是要给那个群体提供一次可以获得尊严的机会。”
克莱门茨小心翼翼地确保汤森组织能够严格控制这场运动传教般的狂热。新的俱乐部不允许有任何自主权，即便是组织者本人也必须严格服从组织章程。权威则牢牢地把控在汤森和克莱门茨手中，不管怎么说，此二人可不仅仅是新信仰的使徒，更是这套组织体系的主人。1935年1月，克莱门茨创立了《汤森全国周报》。到年底，其发行量已超过二十万份，里面塞满了医药专利广告，诸如膀胱以及腺素等方面的药物，通常都打着醒目的广告语，“如何长命百岁”或者“一百二十岁再结婚”等。克莱门茨则也是小心翼翼地确保这份饱含利润的报纸的所有权掌控在汤森和他本人手中，即便是老年循环养老金有限公司也不能染指。
很显然，是克莱门茨的技巧和手段改造了汤森主义，这原本只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场狂热运动，在他淬炼之后，变成了一场道义运动。他在1935年开始就把自己称为共建者，他这么做是完全有道理的。 2
随着汤森运动的发展状态，汤森计划本身也开始有了新的维度。“养老金计划只不过是汤森计划的附带条款，”汤森医生本人坚持说，“老年人只是工具，我们要用这样的工具来恢复所有人的繁荣。”将购买力赋予普罗大众，以此来结束萧条，这才是真正的目标。“是时候了，”汤森说，“公民们应当接掌政府，在这片财富和丰裕的土地上，拒斥匮乏和饥饿哲学。”
一开始，汤森的计划是用零售税来为自己的计划提供资金。不过很快，便有人指出，此一计划将会让那些支付能力最弱的人承担主要压力。汤森和克莱门茨遂提起新的计划取而代之，这项新计划便是2%的交易税，这将打击商品，不仅仅是在最终销售阶段征收，而是在它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每一次转手中都要征收。这样的税负实质上就是多重销售税，不过出于某些考量，二人认为这样的税收要比单纯的零售税更为公平，这很可能是因为股票和证券交易也将因此提供大笔税金。汤森一度向着发行二十亿美元的新货币，来推动此计划；不过最终保守派顾问还是说服他放弃了这个想法，理由这很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1935年1月，约翰·S. 麦格罗蒂首次将该法案交给众议院，麦格罗蒂是民主党保守派议员，于1934年秋季选举中获选，汤森为他提供了关键支持。就在几年前，州议会还将麦格罗蒂选为加利福尼亚的桂冠诗人，当时他本人也已经七十二岁高龄了。据该法案，所有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将获得每月二百美元的养老金，条件是他们放弃有报酬的工作，并同意在拿到养老金三十天之内将其花掉。1935年4月，麦格罗蒂引入了修订案，该修订案放弃了直接发放二百美元养老金的承诺，转而采用了养老准备金机制，但不会超过二百美元。（汤森集团领导人对此修订表示赞同，不过，《汤森全国周报》仍然在几个月之后若无其事地宣示说：“每月二百美元的养老金条款是不会有任何妥协的，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一切有悖于此的说法都是假的。”）该修订案还添加了一些零敲碎打的补充性税收，并提请建立收入测评机制。
真正了解情况的圈子对该计划是保持了高度怀疑态度的，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汤森自己猜测大约会有八百万人符合救济标准，这意味着每个月的救济额度将会达到十六亿美元。不过，专家认为，即便是运用最保守标准，一千一百五十万六十岁以上老人当中，满足标准的人数无论如何都不会少于一千万。这就意味着二百四十亿美元的年度支出，约为国民收入的一半，将现有的联邦税、地方税和州税收入加总起来，也不到这个额度的一半。说白了，在反对者看来，这样的计划就等于是将半数的国民收入转移给了只占人口约9%的六十岁以上人群。
对此，汤森派反驳说，使养老金强制进入流通，由此形成的购买力将极大地刺激商业复兴，由此将会全盘提升国民收入，同时增加交易税的收益。但是反对者提出质疑，认为这样的强制消费并不能实质性地提升货币流通速度。反对者宣称，大多数美国人早已沦落为“月光族”。此外，反对者还指责所谓交易税乃是累退税制，而且不具备可操作性。确切地说，若是提高价格，就会削弱购买力，还会就此缩减小商业的利润空间，会强化经济集中态势（毕竟，集团企业要缴的交易税更少，这会令集团商业拥有一个更为强劲的竞争位置）。此外，汤森计划规定要为所有的经销商提供许可证并对养老金的消费情况实施监督，这会带来巨大的行政问题。养老条款当然是好主意，而且社会保障法案当中的养老保险条款也推行在即了，但是，汤森计划却是痴人说梦而已。
这一切的反对意见都没能触动这位创始人，汤森随即发出祈祷说：“上帝啊，请解救我们，不要再让那些经济学专家指引我们了！”“那些所谓的‘智库’专家总是说我的计划太过疯狂，”汤森颇为自负地告诉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每次他们这么一说，就会有十万新人皈依我的旗帜……我当然不是什么统计学家。我甚至都不算经济学家，不过，数百万人正是因此感激于我。我只不过是个乡村医生。”就如同麦格罗蒂在众议院辩论期间说的那样：“我拒绝跟大学教授讨论。给我来一批务实的人吧。”（笑声）至于社会保障法案当中的老年保险条款，《汤森全国周报》则斥之为“人神共愤”。当哈里·霍普金斯和弗朗西丝·珀金斯对汤森计划表示怀疑的时候，《汤森全国周报》对罗斯福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而后便毫不留情地对新政展开全面攻击。
众议院对待汤森法案是极为小心的。毕竟没人会反对“老祖母”。且听听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众议员约翰·托兰的发言吧：“她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她用双手喂养我，抚触我发烧的额头，为我降温，如今，那双手只能在梦里抚触我了。不过，倘若她今天还活着……我那弱不禁风的瘦小老祖母啊……她肯定会说：‘孩子，对老人好一些吧，上帝保佑你。’”不过，大多数议员真正关切的恐怕并不是此等感伤回忆，而是潮水般向着他们的办公室涌来的信笺和电报，还有成捆成捆的请愿书、难以平复的老年访客，当然还有其他运动标志。当最终票决时刻到来的时候，将近二百位议员相当勇敢地选择了缺席，剩下的议员则在不记名的情况下挫败了汤森法案。据汤森方面统计，投赞同票的议员包括了三十八个民主党人、十七个共和党人、三个进步党人和两个农民劳工党人。
这批支持者当中，当然也包含了一批销售税的支持者，这就是说，这批人实际上是把票投给了销售税而非老年养老金。如果说养老金条款走的是激进路线，那么销售税条款则走的是深刻的保守路线。如此看来，汤森计划乃是一件全覆盖式的政治武器，既能够吸引意欲强力凸显国家需求的左派，也能够吸引意欲拓宽民众基础的右派。 3
汤森的性格就很适合将温和色调涂抹在乍看起来很是激进的观念之上，令人生出安稳之感。而且他的这种观念完全就是他年轻时代乌托邦观念的残余：爱德华·贝拉米的恢宏梦想此时已然萎缩成为小贩对老人每月二百美元的承诺。“社会主义的重大缺陷之一，”汤森跟一个记者说，“就是太过模糊，人们无法理解它。当然，我曾经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此时的汤森也不想再含混下去了。而且人们也已经开始对所谓的“实用生产”以及诸如此类的异端邪说议论纷纷了，在此时，汤森当然不愿意去冒被人误解的风险。汤森运动的总部宣称说：“我们相信，利润制度乃是文明进程的主要动力。”1934年，厄普顿·辛克莱及其“终结加利福尼亚贫困”的改革运动吓坏了加州人的尊严，汤森随即明确了自己的立场。“我们不会给任何社会主义纲领背书。‘终结加利福尼亚贫困’运动毫无疑问是反对利润制度的。汤森计划则是要让利润制度充分发挥功能的。”他在私下里也评点说，辛克莱是“我们最大的威胁”。辛克莱几乎吞咽了除了汤森计划外的一切，汤森计划对他来说是难以下咽的。弗兰克·梅里亚姆，辛克莱的共和党保守派对头，挺身而出，支持汤森计划，《汤森全国周报》也发觉梅里亚姆颇有些“林肯主义”的意味，遂感激地支持他。看来，汤森更愿意跟共和党人合作。不管怎么说，罗斯福是拒绝见汤森的，而且罗斯福政府也已经有自己的社会保障计划了。1935年，斯坦利·海伊同汤森进行了一番谈话，海伊发现汤森更倾向于胡佛而非罗斯福。
表面上看，汤森还是以前那个汤森，朴实得像一只旧鞋，是所有人眼中的邻居，还是那么喜欢打牌，还是叫妻子“妈妈”，聊天时候还是会时不时地冒出一句“保佑您的灵魂”，一位淳朴的乡村医生，平易、温和。“人们嘲笑我是幻想家，是梦想家，”他说，“但是就没有说我盛气凌人。我从来都是街谈巷议里面的那个语调和举止都温和的老头。”然而，要做一个“小先知”，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助手都叫称呼他“医生”，助手眼中的这个医生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公众人物了，也已经意识到自己引领的这场运动的诸般前景了。1935年1月，他致信克莱门茨说：“你我已经掌控一切，只要我们工作得当，厄尔。”既然已经掌控一切，他也就有自由行事的空间了。有时候，他不经意间的一些评论会令他的追随者震惊。他的一个追随者将普通成员带来跟他交流的时候，据说汤森说：“哎，这些老家伙，他们根本就搞不明白这是咋回事。”另一位证人说，他曾跟医生抱怨克莱门茨，因为克莱门茨说：“我们可不会去在乎老年人。”医生竟然非常气愤地回应说：“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
克莱门茨是两个人中更愤世嫉俗的那个。对他来说，这就是一项业务，而他的角色就是推进这项业务，他也因此很是率直地将这场运动称为“骚动”。1936年，当他离开这场运动的时候，他从《汤森全国周报》取走了五万美元作为自己的分红。医生则完全不一样，他从这场运动当中支取的报酬从来没有超过自己的基本开销和薪酬，没有证据显示他从中自肥。医生也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回报。汤森运动的一个州级俱乐部的负责人曾记述，医生在华盛顿的林肯雕像面前矗立良久。“看看这个人吧，”医生说，“就是一个破落律师，不比我聪明，受的教育也肯定不如我，却在正确的时刻挺身而出，来到人民面前，呼吁让这个国家脱离奴隶制……而今，这个世界面对的命运可比奴隶制糟糕，一个身份低微的乡村医生从西部挺身而出，要拯救这个世界。也许，坐在那里的人应该是我。”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谢里登·唐尼，曾是厄普顿·辛克莱的助手，此时是汤森的顾问，无论如何他的一番评说是有几分道理的：“汤森医生和罗伯特·E. 克莱门茨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们属于美利坚民族……也许有一天，人们会谈起汤森医生和罗伯特·克莱门茨，就像我们今天谈论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者亚伯拉罕·林肯和格兰特将军那样。”
然而，成功也已经开始带来麻烦。1935年，这场运动的普通成员当中出现了异动，人们开始对如此严格的集权态势表示怀疑，并且对运动资金的去向问题产生了疑虑。有那么一段时间，汤森甚至都成了哲人。“我觉得汤森组织里面从来都是不乏地狱之音。”他告诉克莱门茨。很快，他便对这些分裂势力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他将他们放逐，他向他们发起诉讼，还指示《汤森全国周报》发表社论将自己比作基督，将他的批评者比作犹大。
不过，汤森真心相信自己的计划，而且对自己引领的这场运动也是倾心奉献。慢慢地，他也确实感到有必要认肯普通成员的要求，让组织变得更为民主一些。这令他同克莱门茨发生了冲突，后者根本无意放弃权力。二人还有一个分歧。汤森认为《汤森全国周报》的收益应当用于这场运动，克莱门茨则认为这些钱属于创建者和共建者个人。克莱门茨对交易税计划可谓全力信持，汤森倒是愿意听取批评意见，比如有人认为这样的税赋乃是累退性质的，而且汤森也听取了谢里登的建议：通过发行免税债券来募集养老金款项。不过，二人之间最具分量的分歧应该说是在这个组织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克莱门茨对反沙龙联盟的范例颇为倾心，希望这场运动保持压力集团的态势，在两党体制内部发挥影响和效能。但到了1935年底，汤森则开始考虑组织一个新的政党。
圈外人当然很难觉察到内部的这种紧张态势。对大多数人来说，汤森主义的突然崛起乃是1935年令人侧目的政治现象。《社会保障法》的通过也无法阻止它，说白了，《社会保障法》的养老条款令数百万老年人无所依托，而且，养老保险的支付也要等到1942年才到位。1935年8月，斯坦利·海伊将汤森运动称为“今时今日最具分量且发展也最为迅速的非正统运动”，参议员威廉·E. 博拉则将之视为“近年来乃至美利坚的整个历史当中最非同寻常的社会和政治运动”。雷蒙德·莫利于当年12月写道：“年关将至，汤森运动显然将成为最为耀眼的政治大事件。”经济学家E. E. 威特则评论说：“我认为，在密西西比河西侧各州，反汤森计划的战斗差不多都已经打输了，而且整个的中西部地区也都受到了严重传染。”
这场运动中的很多东西都是遭人憎恶的：华而不实的张扬作风，专制结构，对可怜人和老年人的自私利用，还有反智主义、经济上的无知，还近乎贪婪地坚持“每个月二百美元”，当然也少不了普通人群的歇斯底里。而且人们往往还高估了这场运动的影响。实际上，这场运动跟新政社会保障政策之启动毫无关联。罗斯福早在1934年6月就已经建立了经济安全委员会，当时汤森在长滩以外的地方还不为人知，也没有汤森俱乐部存在。汤森计划带来的威胁当然是加速了社会保障法案获得通过，并且也确保了将养老保险条款纳入该法案当中，但也只是在该法案获得通过两个月之后，汤森才感觉到自己引领的这场运动“差不多到了可以召集一场全国集会的地步了”。
然而，汤森及其追随者也的确以明确态势提请人们关注一个残酷问题，美国人已经长期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了。现在，这个国家再也不能忽视老年人了。在不涉及这个选定的问题之时，这场运动总体上还是维持了旧式的温和与友善，而这也正是运动领袖的本来就有的品质。组织成员大多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在信仰上也基本上都是原教旨取向，不过，汤森并没有沾染任何的种族或者宗教偏见。（甚至还出现了反种族隔离的汤森俱乐部。）实际上，汤森一直将自己以及追随者的狂热情感集中在一个单一目标之上，在其他方面，则是选择了竭力为民主而战。权力欲当然也会令汤森心跳加速，不过并没有毁灭他。直到最后，汤森都竭尽所能地维持着数百万老年人对自己的信任，这些老年人则跟汤森一样，都相信汤森计划会拯救他们，会拯救美利坚。汤森医生确实如当初跟妻子保证的那样，一直在呐喊，直到整个国家都听到他的呐喊。 4
[1] Looking Backward ： 2000—1887 ，爱德华·贝拉米于1888年出版的一部乌托邦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