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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之前的六年间，美利坚人民经历了两场深刻震荡。其一是萧条带来的震荡，这场震荡令恐惧潮流突袭而来，人们开始担心国民经济不但不能保证公民的工作机会，甚至连吃住都不能保证了。其二便是新政带来的震荡，令希望潮流突袭而来，让人们一下子觉得联邦政府是拥有魔幻力量的，可以运用这种力量带来复兴和进步。如果说第一场震荡使人们沦落阴郁和冷漠当中，那么第二场震荡则激发了巨大的渴望和能量。就这样，两场震荡携起手来，将人民从黑暗的沮丧境地一下提升到夸张的乐观境地，由此也就令人民，至少是人民当中随风飘摇的少数派群体，变得既亢奋又脆弱。
第二场震荡，也就是新政带来的冲击波，结束了这个国家向着黯然无力的谷底滑落的进程，并带来一段积极且主动的时期。新政之初的几个月时间里，此等主动态势似乎是总统专属。不过很快，这股潮流便向全国扩展，并且也在多个方向上铺展开来。民众在1933年的“百日”中凝聚了他们的希望和努力，由此便也在1934年重获了战斗能量。在这样一股新热潮当中，政治开始恢复其意义，诸般纲领和观念的战斗也再次有了分量。罗斯福似乎是展示了国家领袖那出人意料的潜能，这便不免也激发了其他人对新领袖的梦想（当然，有时候，有些人也不免会梦想着自己有这样的领袖权力），并且还不免会觉得这新的领袖权力将会更为深远、更为神奇。新政府将向前的意识重新注入美国生活当中，由此便激发了众多美国人的新要求，这些要求却显然是新政本身无力满足的，并且也是不会满足的。
政治重新觉醒的浪潮，最先是在右翼方面涌动起来。到1934年夏天，商界的不满愈演愈烈，最终催生了美国自由联盟，该联盟一时间成了反新政保守派的尖兵。毫无疑问，右翼的战斗姿态加速了左翼战斗姿态的形成。现在出现了一种分散的、愤慨的政治行动主义，其中涵括的诸般渴念虽然混乱，但也激情四溢。在这股潮流中，人们要承认，人们要救赎，人们要复仇。如果说右翼的反新政潮流无论是组织方式还是表达方式总体上还算传统，那么左翼的反新政潮流则无论方法还是目标都涌现出大量新东西。
左翼的反对潮流相对要来得晚一些。1934年一整年，罗斯福和新政约束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使之没有形成重要的发泄出口。因此，在这一年秋天的国会选举中，新的躁动声音通常都只能扮演次要角色。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不确定性的浪潮向着罗斯福奔袭而来，形势随即发生了变化。华府显然是出现了真空，这就令新一批政治煽动者有了崛起机会。当总统在幕后徘徊，似乎处于一种犹疑不决的麻痹状态时，煽动者抓住机会发声，并且信心日增。当年冬天总统都保持了这种异乎寻常的静默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35年的春天，接着这股新的鼓噪声浪便开始进驻舞台中央。社会煽动者的崛起在这新的一年成为头等政治事件。此时正在造访美国的H. G. 威尔斯写道：“我不认为此等鼓噪可以大事化小，这显然并不只是在表达普遍的不满和不安，也不仅仅是说美国民众已经急不可耐了，要寻求重大变革……现实中的新政走得不够远也不够快，未能满足民众，这就是这些呼声意欲传达的东西。” 1
1926年，一名天主教神父现身密歇根底特律的WJR电台。这名神父将近三十五岁，爱尔兰血统，出生在加拿大，刚刚接手底特律大都会区郊区的罗亚尔奥克教区。这并不是宽容的时代，这个地方也没有宽容可言，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三K党的十字架就在这位年轻神父的教堂庭院里点燃。现在，这位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要借助电台这个新媒介，向教区民众解释自己的信仰。他的诚恳和信念触动了电台老板，电台老板也是爱尔兰血统的天主教徒。很快，库格林神父就可以开始直接在小花教堂
的圣坛上进行广播。
慢慢地，“小花黄金时段”便拥有了一批追随者。库格林那抑扬顿挫的洪亮土音、亮丽的修辞以及他的新媒体直觉，这一切都令他的听众每个星期都呈现出攀升态势。到了1929年，芝加哥和辛辛那提的电台也开始转播他的节目。很快，小花电台联盟应运而生，以此来支付费用。信笺和支票每个星期都纷至沓来，库格林遂扩建了自己的团队来应对这见不到面的信众。这一切无疑给年轻的牧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个人力量感。然后在1930年，经济大萧条为他提供了使用这种力量的机会。
库格林的关注点逐渐地从宗教转向政治。这个富有灵感的电台记者常常自称“宗教界的沃尔特·温切尔”，他首先将注意力转向共产主义者，并将共产主义者溯源于亚当·魏斯豪普特及其于18世纪在巴伐利亚创建的光明会。于此，库格林便向教众发出这样的问询：“基督徒父母们，你们想让自己的女儿激起某些好色之徒的欲望，然后看着她们在韶华枯萎之时，被丢弃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吗？……现在就要做出选择了！要么选择基督，要么选择共产主义。”将这样的对照稍作调整之后，库格林便将《基督还是红蛇》作为他第一本书的标题。1930年，他告诉一个国会委员会：“我认为除非做点什么，否则的话，到了1933年，你们将在这个国家见证一场革命。”
不过，库格林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概念比汉密尔顿·菲什的概念更有同情心，他正是在菲什的委员会前发布了那番预言警告。库格林为那些在美国共产党领导下游行并在福特工厂前被迪尔伯恩警察击溃的工人辩护。库格林说，如果革命来临，那不是因为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有产阶级没有为社会正义而努力。“最危险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库格林在1931年说，“就是披着保守派羊皮的狼，意图凶险，一心想要维护贪婪的政策。”现在，这匹狼则已然成为库格林的特殊关照对象。库格林凭借新天赋，开始给这匹狼起名字，比如胡佛，比如“摩根家族、库恩-洛布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狄龙·里德家族”等，摩根、梅隆、米尔斯和迈耶则成为“天启四骑士”。1931—1932年间，他每周一次的电台广播越来越指向明确，而且也越发引起轰动。
同时，库格林也开始抛出自己的解决之道。他曾在多伦多大学圣米迦勒学院学习。这是一所圣巴西勒派的学院，他是一名聪明的主修社会哲学的学生，同时也学习辩论和足球。圣巴西勒修会一直都非常强调经济正义问题。从中世纪教会的文件中，年轻的库格林了解到，利息都是巧取豪夺，是不道德的东西；从利奥十三世1891年的《新事通谕》当中，库格林明白了，天主教徒应当放弃经济个人主义，应当扶助贫弱，在信持私人财产之神圣性的同时也应当毫不犹豫地动用国家力量来确立社会正义。
库格林发现，底特律的氛围很适合拓展自己的观念。他的主教迈克尔·J. 加拉格尔有奥地利社会天主教的背景。1890年代，加拉格尔曾在因斯布鲁克学习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成了塞佩尔阁下的仰慕者。塞佩尔是天主教神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奥地利总理。同时，加拉格尔也是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的朋友，后者于1932年成为一位出身于基督教社会党的总理。1934年，陶尔斐斯遭到杀害的时候，加拉格尔出现在葬礼队伍当中。这位主教大人相信，神父就应当传扬社会正义，而且他理解的社会正义对银行家集团是极其不信任的，并且同教士团体主义有着相当亲和力。同样地，拜好运所赐，库格林在中西部地区也拥有了一批听众，这些人受人民党的影响，对金钱问题很执着。 2
“我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库格林说，“原因很简单，现代资本主义就其本性而言，就不能也不愿为公共利益效力……现代资本主义不值得拯救，这一点我很清楚。事实上，它就是文明的祸害。”1934年，在给雷蒙德·莫利的《今日》杂志撰写的文章中，他写道：“资本主义已然因为自身的滥用而不堪重负了，令其本性同这种滥用深深地纠结在一起，无从辨识。要清除此等滥用，就必须埋葬资本主义。”
库格林憎恨资本主义的冷血、个人主义以及无神信条。最重要的是，它被银行家，特别是国际银行家所支配。他高声宣示说：“这些现代异教徒已经摆布并奴役我们太长时间了，就那么活活地将我们钉在黄金十字架上……那丑恶的金本位制，自古以来就一直在滋养仇恨，铸造刀剑，在毁灭人类。”这些“现代的夏洛克”造成了经济萧条，现在，由于他们对利润的贪婪，他们还在阻止经济复苏。银行家们让货币变得稀缺，以此牟利；人为的货币短缺限制了工农业产品流向民众。没有了支付手段，“资本主义也将无以为继，就如同人一旦沉入海底，就不能呼吸一样”。面对货币短缺，“唯有两条道路可让人民逃出生天，其一是对黄金重新估值，其二就是清除债务。第一条道路是基督教的道路，第二条道路是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从1932年开始，库格林着手全力推进基督教的解决办法。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演说现在充满了经济统计数据和论证，可谓一副十足的权威派头。这部分地得益于两个纽约商人的帮助，一个是银行家乔治·勒布朗，另一个是棉花经销商罗伯特·M. 哈里斯，此二人都是铁杆的通货膨胀主义者。库格林还使用了布鲁金斯学会的学生奉他之命撰写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论文。对黄金重新估值不过是稳健货币计划的第一步，所谓的稳健货币计划说白了就是一套通货膨胀计划。库格林说，迈出这第一步之后，第二步便是要让白银重新货币化，进入流通，此举既能扩大货币基础，也能令东方重获购买力。在这个步骤上，多年前已然将白银逐出流通领域的国际银行家集团，再次扮演了恶棍角色。库格林掷地有声地告诫说，白银“从来都是有价值的，即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奴隶本位制在被人类遗忘很久之后，白银的价值也仍然是存在的”。库格林相信，倘若人民要重获货币控制权，首先就要求政府将银行收归国有，“据此创立国有银行制度，就如同我们的军队那般健全，就如同我们的邮局那般诚实”。此一要求也正是库格林纲领的核心。
绝对不要以为库格林的纲领就是信口雌黄。库格林坚持通胀政策而非紧缩政策，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是要比1932年的那些正统经济学家更胜一筹。他希望采取货币管制举措，这一点上也是有理有据的。而且，这些也都是基本问题。不过，库格林的经济论说却相当原始、虚浮，而且漏洞百出。他几乎是不加分辨地支持所有的货币方案，根本不考虑这些方案背后的逻辑或者一致性。杰拉尔德·奈和马丁·斯威尼依据他的观念起草了相应的议案并分别在参众两院提起该法案，但是此等法案却也是极端含混的。不管怎么说，库格林的经济学不过是他的修辞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罢了。 3
截止到1934年，库格林已然成为分量十足的公众人物，但这分量究竟有多大，却也难以论定。此时的库格林已经是整个美国收获公众来信最多的人，平均下来每个星期至少有八万封信，在某些演讲之后，甚至多达一百万封。他每年收获的听众自愿捐款额度，差不多有五十万美元。他需要一个一百五十人规模的文职团队来处理他的事务。1926年，他推倒了原来那座破旧教堂，以一座相当壮观的新教堂取而代之，一座一百五十英尺高的石塔高高耸立在教堂上方，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以泛光灯照亮，矗立在这石塔之上。他的工作间就在石塔顶端，要缘着长长的螺旋阶梯才能抵达。他每周在这个房间里面做广播节目，他的大丹犬陪伴在侧。
不考虑其奢侈宣传，他的批评者不得不承认他每周有至少一千万听众——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稳定听众群。《财富》杂志干脆评论说，库格林就是“广播史上最大的大人物”。民意测验显示，库格林的风头俨然盖过了诸如《埃德·温秀》《阿莫斯与安迪》等热门节目。193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为他对银行家的大肆攻击而恼火不已，要求下架他的节目，库格林遂对新闻审查制度展开抨击，愤怒的听众来信便也如同洪水一般湮没了哥伦比亚广播台。第二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中止了库格林的合同，理由是它已经停止为宗教目的出售广播时间。于是，每个星期天下午的三点，听众便听到了同样洪亮但显然没那么有争议的纽约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库格林并不示弱，他组建了自己的广播网，并入侵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领域。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电视十台在费城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要看一看库格林和古典音乐究竟谁更有市场，结果，神父获得了十八点七万票，爱乐乐团的得票数则只有可怜的一点二万张。
库格林甚至连自己教会的大人物也不放在眼里。波士顿的红衣主教奥康奈尔，一个严厉的保守派高级教士，曾有一次试图谴责库格林：“你开口闭口就是富人，还对银行和银行家肆意攻击，向穷人发泄蛊惑辞令，这是不对的，你不能这么干，教会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奥康奈尔还告诫自己的信众，不要“被此等皇皇之词迷惑，它们大多是胡说八道，有些会毒害我们的心灵……我们不喜欢听到教士们近乎歇斯底里的布道”。但是库格林自然是有自己的主教的支持，因此也就根本不为所动。“加拉格尔主教经常跟我说起我的广播节目，他对我充满信心，也许我不应该披露这个情况，这有点过于自大了。”当然，库格林就是这么任性地披露了这个情况。加拉格尔也迅速行动，为库格林辩护：“基督也曾谴责世人滥用财富，那显然不是为了挑起阶级对抗。”加拉格尔的辩护很是干脆。指控库格林挑动阶级仇恨，实际上就等于是“指控教皇和基督”。加拉格尔还补充说，倘若库格林生活在革命之前的俄国，“倘若他在那里拥有电台设备”，那么今天的俄罗斯很可能就不会有共产主义了。
看来，库格林神父就这么一路强势崛起了。他是个大个子，圆润丰满，举止温文尔雅。头发灰白，浅蓝色眼睛，戴着一副钢制镜框眼镜，光滑脸部透着暖暖的肉色，一副十足的教士相貌；此外，他更有十分洒脱的入世风范。雪茄从不离手，一支接一支地抽，喜欢桥牌和剧场，谈起话来充满了“见鬼”和“该死”之类的词。英国小说家休·沃波尔，干脆就说库格林“在谈论性方面非常自由不羁”。雷蒙德·斯温认为他“很讨人喜欢”，塞尔登·罗德曼认为他“友善、宽和，是很好的倾听者”。他让弗兰克·肯特想起了布赖恩，因为他的音质以及“充满活力的个人魅力”都像极了布赖恩。沃波尔则看到了“一个平静、健壮、温和并且长着漂亮眼睛的人”：“一见之下，他便给了我极强的亲和感。我觉得他对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我们的目光在午餐时不断相遇……他对我的影响是不同寻常的……令人难忘。”沃波尔向这位国际银行家集团的讨伐者赠送了一个银质的芥末瓶，瓶子原来是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很显然，这中间并没有讽刺的意思。
很多人都跟肯特和沃波尔一样，从库格林身上感受到了某种莫可名状的人格力量。很显然，是权力欲在驱策着库格林；他知道权力的诱惑，而且他相信，唯有宗教才能够拯救他脱离这恶俗的罪恶生涯，若非这宗教的救赎力量，他想必也会沦落为最为邪恶的国际银行家。他对一位崇拜他的女性传记作者说：“倘若我抛弃我的信仰，我也会在身边集结起一批强盗，我也会学到各种高级银行和股票骗术，我也会利用法律掩盖罪行，我也会制造烟幕，迷惑世人的眼睛，而且请相信我，我也会变成这世上的大奸大恶之徒。”
说实在的，他能不能成为这世上的大奸大恶之徒，我们不能确定，不过，他至少是成了这世界的头号电台神父。加拉格尔主教将库格林有可能在俄罗斯取得的成就归功于无线电报技术，这是正确的。库格林确实是太适合这样的新媒介了，他那充满乐感的遣词，低缓的开场，还有颤音“r”、长音“e”（比如“unprecedented”这个词）、刻意拖长的“o”，逐渐增加的节奏和强度，以及最后神圣而激昂的高潮。然而，广播也有其局限。每周一次的广播频率对内容的消耗是巨大的。库格林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保持每周的势头，如何避免无聊，如何定期提出新的想法和新的感觉，带来新的英雄和新的恶棍。 4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库格林与罗斯福有着友好的关系。在担任纽约州州长时，罗斯福曾向这位牧师转达了他对他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纠纷的同情。1932年的库格林尚未表现出任何的倾向，不过，他的追随者根本就不可能相信他会希望出现更多类似胡佛或者“天启四骑士”这样的人物。他对新政府表现出主人翁般的热情和欢迎态度，这不免令一些人觉得他就是财政部的官方发言人（有几个人还为此恼怒地写信给总统）。他还同罗斯福坐在一起聊天，特意提醒总统别忘了法国大革命的幕后状况。（他说：“法国的老教堂档案室里保存了不少当时的布道词，那些布道词显然都是精心酝酿过的，我从中了解到不少东西。”）同时，他还发电报向罗斯福表达仰慕之情，时不时地向总统提一些建议。对白宫幕僚他也不忘关切一番。他特意将一份《四十年通谕》的副本赠送马尔文·麦金太尔，这位好心神父还不忘谦逊地补充说：“还望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翻翻看，必要的话，就用上厕所的时间。”
库格林大体上是支持新政的早期方案的。他相信政府有责任“限制任何产业过度牟利”，他认为“任何行业，只要存在自由竞争，就都不可能长久繁荣”。他赞同国家复兴署、公共工程、社会保障和对证券交易的监管。他主要反对的是农业计划。1933年9月，他致信罗斯福，抨击华莱士、伊齐基尔和特格韦尔：“这些人倡议屠杀六百万头猪，致使乡村和密西西比河谷污秽不堪，恶臭连天，理由竟然是这个世界的猪肉是过剩的，丝毫看不见印度人、南美人正在忍饥挨饿……尊敬的总统阁下，这个世界是没有棉花或者小麦过剩一说的，除非有一天，所有赤裸之人都穿上了衣服，除非有一天所有饥饿之人都能够吃饱。”
库格林为境遇悲惨的东方发出此等呼吁，当然是出于他对东方饥寒交迫民众的关切，同样是源于他对白银再货币化的渴望。1933年秋，他引领了一场通胀主义运动，而且当罗斯福因为购入黄金的举措遭遇保守派攻击的时候，库格林在纽约的竞技场剧院举行盛大集会，声援罗斯福。1934年1月，在给众议院的委员会提供证言的时候，他陈词说，倘若国会拒绝支持罗斯福的黄金政策，“那么我预言这个国家将会爆发革命，一场令法国大革命相形见绌的革命。选择只有两个，要么罗斯福，要么毁灭”。第二天，在离开白宫的时候，库格林告诉媒体：“我觉得罗斯福先生的头脑领先今日之主流观念差不多二十年。”直到1934年4月，他仍然说：“新政就是基督之政，这就是我的哲学，我绝不会动摇。” 5
然而，库格林无法预料这种理念将会受到多大的压力。罗斯福对白银集团的抵制政策令他很是恼火，当摩根索发布了那份以库格林的秘书为首的白银投机者名单的时候，库格林就更为恼火了。他随即做出回应，以神秘但也相当愤怒的语气谈论了一番“异教白银”，并对黄金的操控者来了一番抨击。此番视角转换之后，基督之政随即失去光彩。两个星期之后，库格林颇为尖刻地说道：“现在我们都看到了，在我们这里更受推崇的是希特勒的政策、墨索里尼的路数和专制教条，华盛顿或者杰斐逊的理想已经陨落了。”
在策略方面，库格林是有问题的。他不知道他的声望是否能经受住与新政的真正决裂。但是，他绝对有必要周复一周地让自己的听众保持一种适度的紧张状态，因此便不得不走极端。在随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在近乎狂乱地变换对政府的态度，时而会探测一下反政府立场的可能性，时而又为求自保撤退到支持政府的立场之上，或者冲锋陷阵，将自己暴露在战场之上。罗斯福的精明和娴熟更是令他乱上加乱，此时的罗斯福当然不想失去库格林的支持，遂定期派遣约瑟夫·帕·肯尼迪和弗兰克·墨菲这样的人前往抚慰这位电台牧师。
于是，在1934年的春天先后抨击了罗斯福和摩根索之后，库格林于这一年的秋天回归电台，宣示了对“总统之勇气和财长之正直”的坚定信念。他说，只要他还有说话的能力，他就会支持新政。然而，一个星期之后，即便没有丧失说话的能力，他也改弦易辙了。这一次，他认定，“这些老党都已经死了”。他们“应当将那已经腐烂尸身里的骨架送到历史博物馆了”。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场政治调整。11月11日，他宣布成立国家社会正义同盟，他说他要为政治调整出一份力，这个同盟就是他自己要策动的一场运动。
社会正义同盟并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压力集团，目的是让两个大党亲近库格林纲领。该纲领涵括了十六项要点，其中有六项关涉到货币政策。其余的条款则是呼吁建立年薪制，将电力、灯光、汽油以及天然气等公共必需品国有化，保护劳工组织对抗（颇为神秘的）“财富和知识既得利益集团”，支持人权战胜财产权。有一项要点呼吁自由，特别是良知和教育自由，但奇怪的是对言论、新闻和政治活动自由只字未提。库格林颇为冷淡地说，罗斯福“现在看来是要将大权交给美国商会以及国际银行家集团了”。而且，看来总统是要竭力拯救资本主义了，但这样的事情是毫无希望的，这就如同“用漏勺将大西洋的海水转移到纽约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里面”。
不过，这样的情绪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没过几天，库格林便近乎迷狂地赞扬起1935年1月的社会保障提案。“诸如‘自由竞争’‘坚定的个人主义’以及‘自由放任’之类的辞藻已然是残破不堪而且毫无现实性可言了，今天，也应当让它们在古老谎言的垃圾堆里休息休息了。”至于罗斯福，“今天，我信任他，就如同以往那样”。最后这句话毫无疑问是发自内心的。两周之内，库格林领导了反对政府提议美国加入国际法院的斗争。到了3月，库格林总结说，罗斯福政府已经“比胡佛更胡佛了……我不会支持这种旨在保护财阀并安抚共产主义者的新政”。
此等态度可谓变幻莫测，也许这其中有刻意为之的因素，毕竟像库格林这样的人，就是把希望寄托于混乱。当然，库格林故弄玄虚的技巧比一般人厉害。他一直在大肆谈论废除资本主义，但是他也完全能够话锋一转，给出这样的评论：“这个国家的有识之士，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从来都会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他可以一边谴责商界，另一边又号召商界支持他讨伐政府管控。面对“为使用而生产”的挑战，他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一定利润前提下，为使用而生产”，至于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并未具体说明。他曾解释说：“我倡议将电力、灯光、汽油以及天然气国有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将一切公共产品国有化的理论。”他的社会正义同盟纲领第十三条开头是这么说的：“我认为税基应当扩大。”第十四条的结尾却又呼吁：“解除对劳工群体的微薄收入征收的压榨性税收。”“如有必要，”他还以标志性口吻说道，“我会‘指示’众人去捍卫民主。”这些年间，库格林神父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这种两面立场，而且也很少有人有谁能像他那般掷地有声。 6
有那么一段时间，库格林的立场似乎是处在平民主义和通谕的结合点上，确切地说，就是处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红衣主教吉本的结合点上。对于他的诉求乃植根于怎样的本土资源，他是很清楚的。社会正义同盟的纲领在很多方面都像极了明尼苏达的农民劳工党；而且库格林时不时地也会援引布赖恩以及老查尔斯·A. 林德伯格来支撑自己。他的主要支持力量首先是来自东北部地区，其次就是中西部地区（尽管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正义同盟分部数量是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四倍，这样的情况足以表明，早在1935年，他的支持更多来自城市中下层天主教徒，而不是平民主义传统中的新教支持者）。然而，教皇通谕即便有平民主义传统作为补充，也很难支撑库格林对抗来自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这等人物的竞争，就更不用提罗斯福了。为了寻求新的情感支点以及新的支持来源，库格林开始玩弄两面手法，此等模糊和含混应该是平民主义和社会天主教主义本来就有的，库格林只是以相当粗暴的方式将之重新凸显出来而已。到了1935年，迫于每个星期都要有一番振聋发聩之论的压力，库格林的此等可疑情感便也开始浮出水面了。
由此，他在商业问题、特别是劳工问题上的观念便越发清晰地呈现为社团主义国家的模式。他希望劳工部接管集体谈判职责：“劳工部应当彻底取代劳工同盟。劳工为什么要付钱给一个劳工组织去保护那种已经有法律保护的权利呢？”他对贷款人的仇恨看来是相当刻骨的，否则的话就不至于将银行家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沃伯格家族以及库恩-洛布家族等同起来，从而导致潜在的反犹主义。库格林是种族主义者，并且以他那一贯的圆熟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种族主义观点。谈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时候，他会在不经意间补充说：“他的原名是亚历山大·莱文
。”他肆意攻击那些“血管里不曾流淌爱国主义或者基督教血液的人，正是这些人用沉重的黄金锁链捆绑着人民和国家”。1934年，他在作证反对一项节育措施时说：“我们正在蜕化，而且，我们还在想方设法地让避孕药合法化，这实际上就是在帮助美国人忘记盎格鲁-撒克逊血统……这样下去，恐怕一百年后，华盛顿就要被叫作‘华盛顿斯基’了。”
有时候，他的天主教平民主义言辞当中也会有一些吸引人的虚构细节，对有心的听众来说，这其中的意涵已经是足够清楚了，当然，大多数听众是无从感知的。1935年，当他正在疯狂找寻一处可以自立于新政之外的据点时，此类论题也就变得更加明显了。然而，很少有人察觉其中的法西斯意味，而且一些敏锐人物也都会用其他原因来消弭其中的法西斯意味，比如休·约翰逊会认为此等夸张是库格林的职业病。此等原汁原味的法西斯主义辞令的细微差别也没有特别困扰那些平民主义和天主教追随者。他对货币问题的迷恋长期以来一直就蕴涵了反犹主义潜台词，此等潜台词在从威廉·科贝特到亨利·亚当斯的银行体系批评者那里可以见到，这条脉络当然也包括了为数不多的一些平民主义者。“黄金十字架”当然是布赖恩颇为偏爱的意象，不过，这样的意象在布赖恩这里并无明显的种族主义意涵，即便有，也完全不是有意的。到了1935年，农民假日协会的领袖米洛·雷诺就已经开始谈论所谓的“犹太新政”了；詹姆斯·罗蒂对雷诺的激进主义展开批评，他说，此等激进主义的下面涌动的不仅仅是反犹主义暗流，还有原教旨主义暗流。而这也正是杰拉尔德·温罗德所酝酿的。至于库格林在城市里的天主教追随者，经济和文化的碰撞早已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反对犹太人。
此等日益严重的含混做法当然会对库格林造成伤害，不过，他对罗斯福日益严重的敌意对他造成的伤害则要大得多。他的追随者实际上都是希望能够同时追随他和罗斯福的。倘若库格林迫使他们做出选择，则还会有多少人对社会正义同盟保持忠诚，就很难预测了。1933年曾为库格林撰写圣徒式传记的鲁思·玛格勒比，当她在1935年将作品更新时，她以明显的沮丧记录了他反罗斯福的姿态，相信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玛格勒比一样。
到1935年，库格林的反政府立场可以说已经成为他整套观念体系当中一以贯之的元素了。他说，只要银行家集团未受触动，老式的经济方案就仍然会执掌霸权。政府试图将工业国有化，却将银行留给私人，本来是应当将银行收归国有，将工业留给私人的。“我们要求银行国有化……（但是）我强烈反对政府介入商业。”库格林试图用这样的言论将农业激进派和城市里的小商人群体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总统。此时的库格林已然偏离了利奥十三世和布赖恩，准备走自己的路了。如果说1935年春天这种态势尚且没有完全显现出来，那么人们随后也就越发地看明白了：库格林是要实施一场大冒险了，他要跟罗斯福比拼一下，看看谁的吸引力更大。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