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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差不多已经给他加冕了。”1934年国会选举刚一结束，美国编辑届的泰斗威廉·艾伦·怀特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评论。美国报界大佬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则说：“自托马斯·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之后，还没有出现过此等民众认可度。”《纽约时报》资深政治记者阿瑟·克罗克写道，新政已然赢得了“美利坚政治史上最具压倒性的胜利”。按理说，中期选举应该是对执政党不利的。但在1934年，即新政的第二年，罗斯福的政党在所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势，参议院和众议院改选、州长选举、普选投票等，莫不如此。无论如何，这看起来就是一场空前的全民认肯。罗斯福政府可以满怀希望地迎接1935年了。 1
不过，脑子清醒的新政派知道一切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乐观。新政至今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设立了一批机构、启动了一批项目。1934年底，国民收入较前一年增长了九十亿美元，差不多增长了25%。就业人数也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超过二百五十万；失业人数则减少了超过二百万。联邦政府还想方设法缓解经济上的混乱和惨状，设置了最低薪水和最长工作时限，废除童工制度，集体谈判也开始享受联邦保护，为失业者建立了紧急救济制度，为失业和养老提供更长期稳定的保障，抵押人也获得了帮助以保留自己的房屋和农场，诸多联邦公共工程也在全国各地上马。政府也已经开始控制国家货币政策，金融界则开始放弃他们倍加珍视的操盘和投机行为，农民们在调整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上积极合作，新的保护政策也纷纷出台，意在保护美国水土资源和自然资源之基础。
经济下滑已经得到了遏制，1933年的恐慌已经消散了。商人正在恢复自信，也在恢复对商业系统的信心。劳工群体也是干劲十足，满怀希望。农民不再成群结队堵在路上，阻止产品进入市场，也不再示威反对取消抵押贷款。美国的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展现了出人意料的生命力，而且目的明确。两年前，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政治情绪和经济结构会发生如此全面的调整。若以1932—1933年之际的冬天为参照，则可以说此等成就实在是非同寻常。
成就当然巨大，但是够吗？1934年的国民收入虽然远超1933年，但也不过是四百八十六亿美元，跟1931年的萧条年相比，仍然低了一百亿美元，跟繁荣期的最后一年1929年相比，则更是少了四百亿美元。1935年1月，城镇消费者收入较1929年同期低了13%；农民的现金收入，尽管较1933年有了极大提升，但跟1929年同期数据相比，也还低了28%。最糟糕的是，失业人数虽然自1933年开始趋于稳步下降，也仍然有近一千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差不多占到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一。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于1935年说：“在我看来，我们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失业人数仍然居高不下。”没有人比罗斯福更了解这一情况。他在1935年2月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其实跟你们差不多，都没解决好失业问题。”
与此同时，那些激励了经济和道德复兴的政策，本身也都不稳。两年来，新政一直靠着“百日”时期的势头存续着。到了这个时候，1933年的巨大能量看来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早期新政的核心观念就是工业规划，借由国家复兴署推行，还有就是农业规划，借由农业调整署推行。到了1935年初，国家复兴署已然陷入混乱当中，士气低落，内部改革终于到来，但为时已晚，根本平息不了外部的批评浪潮。至于农业调整署，虽然情况没这么糟糕，但也面临着日益猛烈的攻击。在对付经济滞胀局面时，这些机构都是新政的主要利器。而今，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机构的命数也算是到头了。
国家复兴署和农业调整署如日中天的时候，也的确完成了一些大事。但是，倘若它们在公众支持度高涨的时候都未能破解萧条难局，那么现在，当经济的小幅复苏破坏了1933年的团结，并重新激活左右两翼的反对力量时，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 2
此时，复兴之路已经行进到足以消解绝望情绪的地步，但还不足以恢复到满意状态。人们仍然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错的，不过，已经不再像1933年那段恐怖时期，觉得唯一的责任就是保持平静，信任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将国民情绪从麻木转换为行动，由此不仅激活了朋友，也激活了敌人。1934年，忧虑情绪在商界漫布开来。到了这一年的秋天，忧虑已经变成愤恨，到了冬天，愤恨便已经变成了公开的敌意。不满情绪在保守派当中涌动而起，与之相伴的则是民众的不安和躁动，这些骚动是由一批新的政治煽动者引发的，其中一些人还打出了极为诡异的旗帜。新的政治情绪传染了新一届国会，此时的国会刚从秋季选举中选任而出。1933年3月，第七十三届国会前往华盛顿，表达了在总统领导下实现团结的迫切愿望。而今，也就是1935年1月，第七十四届国会则是负载着刚刚萌发而出的国民意愿来到华盛顿，希望华府改弦易辙。
这潜在的不满是对总统的挑战。此时的总统本人也感受到了整个国家的情绪，更糟糕的是，他显然和国家一样感到困惑。他对此很可能有所预见。1934年秋天，罗斯福实际上就已经系统地召集了商界人士和新政人士，以寻求新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思路。这些活动并无效果。随着国会的重新召开，总统并无大胆的新提案可以呈送国会山。当然，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罗斯福明白他必须在重组救济和公共工程项目方面有所作为。他已经承诺要引入一项社会保障计划。1935年1月4日，罗斯福发表的国情咨文就聚焦了这两个问题。至于其他问题，咨文则表达了一种温和且克制的乐观情绪，并展望了“一个真正感觉良好的时代，由一种有目的的进步感来维持”。他的预算咨文在语气上是安抚性质的，在内容上也不是那么锐意进取。这两份文件都没有展示出任何突破性的意图。他似乎是将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既有道路。然而，若继续沿着既有道路走下去，则显然是不够的。 3
1935年1月，第七十四届国会迎来了第一个会期，此时的罗斯福政府显然是以压倒性多数控制着参众两院。但是，这种控制权真的像看起来那么牢靠吗？多数派规模太大了，反而会鼓励不守纪律和不负责任，如此一来，规模太大的多数派就跟太小的多数派一样危险。当罗斯福发觉自己身陷困境之时，新会期已然开启了。1935年1月16日，他向参议院发出一份特别咨文，希望美国加入国际法院。此一提案本无什么坏处，却激发了进步主义集团那一直蛰伏着的孤立主义情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海勒姆·约翰逊，跟罗斯福同属共和党，他随即引领了反对浪潮，谴责该提案是要让美国卷入罪恶的旧世界泥潭当中。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朗、来自爱达荷州的威廉·E. 博拉以及参议院这个反复无常的进步主义集团中的其他成员，遂携手加入了这场强力攻击行动当中。论战很快从参议院扩展到全国。赫斯特的报纸、底特律电台神父查尔斯·E. 库格林、万人迷的喜剧演员威尔·罗杰斯纷纷登场，声援参议院孤立主义者。信笺和电报如同雪片一般涌入华府，总计超过5万份，即便对罗斯福政府来说，也可谓数量空前。罗斯福政府掌控的这个国会多数，在多数派领袖、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约瑟夫·T. 鲁宾逊看来，一度是非常稳当的，如今则开始有倾塌之忧了。此等压力之下，罗斯福不得不让步。到1月底，总统准备接受有条件加入国际法院的方案，两个星期之前，总统曾拒绝了此方案。不过，即便让步，也已经为时太晚。1月29日，政府只在参议院得到了52票，要满足三分之二多数，尚且差了7票，国际法院提案遭遇挫败。（“谢天谢地啊！”博拉可算是松了口气。）
政府的一些成员，包括副总统约翰·N. 加纳、邮政部部长詹姆斯·A. 法利、内政部部长哈罗德·L. 伊克斯，认为这场战斗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伊克斯观察了罗斯福的反应，感觉这次失败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的笑声和幽默中似乎带有一丝苦涩，也许还有点表现出要伤害那些导致他失败的人。”
此番胜利令参议院大获鼓舞，遂马不停蹄，乘胜追击，准备确立国会在其他问题上相对于总统的独立地位。救济法案提供了接下来的机会。反叛的民主党人在休伊·朗引领之下，策动了一份由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帕特·麦卡伦提出的修正案，尝试规定公共工程项目的通行工资标准，白宫方面当然是反对。2月23日，参议院通过了该修正案，《纽约时报》随即评论说，罗斯福的“立法计划已然陷入混乱，濒临溃散了”。
此时的众议院方面，年度咨文提到的另一个优先项目——社会保障法案，也正遭遇出人意料的阻绊。看来，一切都在变得糟糕。伊克斯记述说，此时的罗斯福“非常沮丧”，“我还没见过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他看起来很是疲惫，没了那标志性的斗志和意气”。自他进驻华府以来，这是国会第一次违抗他，而且国会还能免受违抗带来的后果。“倘若总统要控制国会，”阿瑟·克罗克在1935年2月27日写道，“那么事不宜迟，必须现在就动手使用这个控制权了……坚如磐石之论，只是一个传说，说没就没。” 4
1935年的前景越发地令人担忧。整个国家似乎已经陷入了经济僵局。政治僵局也正威胁着新一届国会。最重要的是，政府发觉自己越发地陷入一场宪法僵局当中。
两年来，新政成功地避免了对其立法和行政创制的司法测试。而今，各种案件正一步步地从下级法院向着联邦最高法院传送。1934年12月，高院大法官听审了一桩控案，该案挑战了《国家工业复兴法》当中的石油条款。在总统发布年度咨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联邦最高法院以八票对一票，判决政府败诉。政府石油政策受到的损害可以通过一项新的法律迅速得到修复。然而，接下来的一桩新政诉案则挑战了1933年的国会联合决议案，该诉案使公共和私人债券担保黄金赎回权的规定无效，这就令政府的货币政策遭遇了全盘威胁。接踵而来的是一大批其他案件，对《国家工业复兴法》的其他条款发起挑战，这其中就包括了保证劳工自行组建工会之权利的条款、煤炭行业的薪酬条款等；还挑战了旨在设立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法律以及《农业调整法》。据统计，截至当年3月2日，法院就已经接受了三百八十九件涉及新政法规的案子。
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2月，也就是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兴奋便转换成了焦虑。2月底，内务部领地与岛屿属地局局长欧内斯特·格里宁向哈罗德·伊克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因为他觉得总统的声望正在衰落。据伊克斯记述，格里宁还同爱德华·M. 豪斯上校详谈过眼前的形势，豪斯上校可是从威尔逊政府时代留下的智者。其时，豪斯告诉格里宁，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总检察长霍默·卡明斯和商务部部长丹尼尔·罗珀已经在等候了，这些人在威尔逊时代就已经是豪斯的老朋友了，此时，这些老朋友满心都是同样的焦虑和担忧。最终的专家共识是，政府“正行进在政治游离的道路上，正在丧失民众支持度”。大约就是在同一时间，政治上相当精明的内务部助理部长奥斯卡·查普曼也宣称，时世潮流对政府已经非常不利了，“除非总统在三十天之内有所作为，改变此一潮流”，否则的话，1936年将不会有机会获得连任。副总统加纳在内阁宣称，自从他在国会任职以来，从未见过如此多麻烦：到处都是火灾，灭了一起，又来一起。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内华达州的基·皮特曼则是非常形象地向总统描绘了参议院的实况。他说，根本难题在于，“合众国的参议院已经没有民主党了”。确切地说，此时的参议院有一个“肆无忌惮的共和党常规”党团；有一个正在向着左翼远远地游移而去的共和党进步主义党团；还有同情进步主义胜过同情政府的民主党党团，剩下的就是保守派民主党党团，这个党团“真诚地相信他们毁灭您是为了拯救您”。为何会是这样的情况呢？
这么说吧，麻烦就在于人们对政府缺乏信心，不觉得政府能取得成功。人们都害怕了。人们对裙带体系不满。还有诸多抱怨……说国会被看低了，不被认为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说国会只不过是负责通过议案，至于政府提起的议案究竟带来怎样的结果，国会并不感兴趣；说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成了政府的顾问；说政府已经没有领导力了；说政府把思考托付给他人；说失败是无可避免的；还说，此等情形之下，大家都只能好自为之、自求多福了。
沮丧情绪很快便从华府散布到全国。托马斯·阿姆利，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进步派国会议员，于当年3月在家信中记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给我写信的人表达了对联邦政府的深深失望。”赫伯特·巴亚德·斯沃普跟詹姆斯·法利谈到了纽约的情况：“情况不太好啊……我指的是上层已经开始有恐惧感了，并且这种恐惧感也正在向下传播，因为无法落到实处，这恐惧便驱使人们对总统生出种种疑虑。”沃尔特·李普曼在3月说：“聊聊几个月的亢奋和希望过去之后，我们显然跌落了黯淡的失望阶段。波丽安娜
默然不语了，卡桑德拉开始崛起，传布种种预言……政府内部也明显丧失了自信，领导层都已经变得犹疑且迷乱了。”《华盛顿星报》则评论道：“到处都是崩塌的声音。”4月4日，第七十四届国会已经进入第四个月的会期了，政府方面仍然没有重大议案递交总统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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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统来说，这的确是一段艰难时光。总统很清楚，事态正变得越来越糟。各方都在攻击他的犹豫不决，都在要求他有所行动。不过，他感觉必须等待时机。3月13日，他向国家应急委员会表达了自己的“不安”，因为国会仍然没有动作。“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孩子气了……给他们一次机会吧！毕竟，他们喜欢说话。那就让他们说吧。”“我说得很少，耐住性子，就让他们逞一下口舌之能，也让他们过把瘾，”在给约瑟夫斯·丹尼尔斯的信中，罗斯福写道，“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对策了。”他告诉豪斯上校，国会剩下的会期将毫无疑问地沦为疯人院：“每个参议员都有会有自己的法案，每个人都会寻求成为焦点。”这势必会令“普通选民生出极度憎恶，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机会就来啦，在今年春天或夏天进行的一些适时的、有常识的竞选活动会使人们恢复理智”。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玛丽·杜森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总统遂通过第一夫人专门致信玛丽，以此进行安抚。这封信笺异常清晰地阐述了总统在时机把控问题上的那种本能。埃莉诺·罗斯福在丈夫的授意下对杜森女士说：“目前，民众都感觉他身上缺乏领袖能力，并为此忧心忡忡，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种事情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隔上一段时间就会来上一轮。我们在奥尔巴尼见识过，现在又经历一次……他让我告诉您，尽管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宣传得很少，但国会还是干了不少事情啊……救济法案和社会保障法案必然进展缓慢，毕竟这些都是新型立法。倘若他强迫国会各委员会将这些法案吞咽下去，不给他们讨论和消化的时间，那就会令国会变得更难合作……
请转达所有那些认为总统已经不再进行领导的人，请他们不要担心，总统一直都在静观国会，而且总统也正在跟国会展开协作，不过我们的国家毕竟是民主制度，倘若他一开始就自作主张，我行我素，我们很快就会沦落独裁境地，这个国家的人民当然不喜欢迁延，但我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更不会喜欢独裁。
人民的情感起起伏伏，特别是自由派方面，这都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自由派总是希望他们感兴趣的举措即刻推行起来，否则的话，就会备感失落，备感恼恨。但是也应当看一看，过往岁月里，我们但凡推进微小变革，差不多都需要耗费大把时间，我便不免觉得他们应当能有所忍耐，但他们从来都做不到。
富兰克林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你们都是民主党的领袖，你们且冷静下来，且对最终的胜利保持信心就行。且先满足别人吧，如此，则善莫大焉。
且冷静下来，这虽然是总统推心置腹之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看来是不够的，毕竟，此时的国会看来是要失控了，诸如休伊·朗和库格林神父这等人物，也都在大造声势，几乎独霸新闻头条，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白宫方面没有表现出任何的领袖担当。然而，罗斯福依然坚持按兵不动以待良机。3月，休伊·朗、库格林和休·S. 约翰逊将军借助电台，进行了一场对全民的直播，罗斯福则跟豪斯上校说，这场闹剧早该上演了，“这个时候上演这么一场暖场剧，也还是不错的，毕竟还不是正剧登场的时候！”3月下旬，他向威尔逊的朋友和传记作者雷·斯坦纳德·贝克解释说：“日复一日地在各大报刊的头条看到同样的名字，夜复一夜地在电台里听到同样的声音，任谁都会厌倦的。这么说吧，倘若我从去年11月便试图保持1933年和1934年的步调，那么朗、库格林和约翰逊就会以新人身份登临舞台，一旦他们以这样的新鲜身份表演起来，那就会将众人的眼球从正剧舞台吸引开来！……人性自有其弱点，任何人都不可能长时间倾听最高音，人的心理就是如此。”
然而，总统的这等空前的静默态势，持续的时间越长，引发的不安和焦虑也就越大。“正剧”什么时候才开始呢？正如哈佛大学的阿瑟·M. 施莱辛格教授在当年5月给罗斯福的信中写的那样，他在上任的头几个月里不断与民众沟通，此举“乃标志着民主领袖史上的一个时代”。此举令人民前所未见地参与到政府当中，成为政府的组成部分。“将那有关公民责任的冰冷且抽象的辞令，从云端拉下凡间”，将公共事务转化成私人事务。施莱辛格教授说：“我担心的是，总统先生，自从您在执政之初的几个月里展示了您的领袖风范之后，便发生了一些令我们离心离德的事情……我不免感觉越来越难支持您和您的举措了，因为我越来越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境，而且想必全国人民也都是这样的心境。”罗斯福回复说：“常常出来作报告，这么做是有好处的，这一点我同意你。我的难题在于那种被称为‘公众心理’的东西，那是人心当中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实在是奇特且诡异。”
此等无力状态显然不是罗斯福的惯常状态，罗斯福当然会对此生出强烈的挫败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正是因此，当年2月，罗斯福酝酿着发表一场演说，目的是抵制联邦最高法院很可能会在“黄金赎回权”条款案上做出的不利判决；当此一抵抗计划变得没有必要的时候，时任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主席的约瑟夫·帕·肯尼迪说：“我唯一遗憾的是，他竟然连发表演说的能力都没有了。”联邦最高法院就此剥夺了罗斯福重获主动的机会。这一年的冬天，国会不顾政府的抗议，通过了一项奖金法案，此举也算是小小地折辱了罗斯福一把。反对政府的奖金制度，这可算是当时的道德议题之一了：它被认为既显示了对公共福利的开明关注，反对自私的特殊利益，也显示了对政府经济的真正奉献。罗斯福决定否决该法案。不过，他究竟是应当简单地否决一下，将此次否决记录在案，而后默许国会推翻他的否决，还是应当亲身前往国会山，为此次否决权而战，令否决最终生效？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还是犹豫了。围绕这个问题，白宫内部的商讨持续到深夜，摩根索在总统面前大步踱来踱去，敦促罗斯福前往国会山战斗。最终则如同摩根索描述的那样，罗斯福的脸一下子灿烂起来，他将两个拳头举在空中，摇晃着说：“上帝啊！要是我赢了，我就站在这波涛之上了。”
他太需要重回巅峰了。不过，一直压抑着他的并不仅仅是那“怪异的‘公众心理’”。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完全没有准备好采取行动。当年1月和3月，要说他心里已经做好准备，只是在等待有利时机向国会和公众摊牌，那肯定不是真的。毋宁说，此一时段，他内心那无可窥探的决策进程太过迟缓。除非他知道自己想要去往何方，否则他是不会轻易展露领袖权能的。那个冬天的一系列缠斗、最高法院那挥之不去的威胁、国会方面不断袭来的压力、广播电台中的三方争吵，还有就是全国舆论的动荡，这一切一切的因素融构了一幅大背景，他在其中艰难跋涉，摸索着通往“正剧”的道路，无论是这个国家，还是他本人，显然都在期待这出“正剧”的上演。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