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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将重点来谈一谈“气质”。“气质是经上帝之手镌刻在每个人内心的规则。我们需要时时刻刻遵守这些规则，服从于所有的约束和限制。 [1] ”
上述对于“气质”的定义是撒旦在1909年“亲自”告诉马克·吐温的，具有讽刺意味。在那个时代，科学定义的作用是强化“物种不变论”。这种理论认为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一切生物遵循设定的规则，一成不变。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得借撒旦之口所表达的观点也蒙上了一层科学色彩。
在生物学还没有作为学科出现的时候，对于“气质”的定义已经暗含了生物学的相关理论。2500年前，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指出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液体，它们互相抑制和调节，在体内占比的不同决定了机体不同的运行方式 [2] 。这种观点得到广泛认可，甚至取代了其他很多对于个体的研究和假说。而得益于这种观点，人身上发生的任何奇怪的问题，比如身体或精神疾病，都可以找到解释——都是由于体内液体不平衡导致的。希波克拉底的这一假说受到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人们认为水是生命之源，但被污染的水源也可以传播疾病、导致死亡。另一方面，社会的等级制度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处于底层的那些“农民和劳工，通常是一些奴隶，因为他们卑微的出身而成为受害者 [3] ”。这些人不断遭受痛苦，因为诸如天花、疟疾、肠道问题等疾病或是意外事故而丧命。受到等级和规则观念的影响，这些又穷又病的可怜人被普遍认为曾经犯过大错，才会遭到惩罚。而这种认为疾病是一种惩罚的观点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已经有迹可循，被记载于亚述时期的医学文献中，早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出现以前就存在了。
希腊人、阿拉伯人以及继承吠陀教的婆罗门人都把平衡体内物质作为治疗疾病的第一步。他们认为人体摄入或者分泌的某些液体可以产生情绪 [4] 。十八世纪，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即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祖父，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他甚至为此发明了一种高速旋转的椅子，用以帮助抑郁患者驱赶坏情绪 [5] 。精神卫生的先驱者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认为遗传以及有缺陷的教育方式都会导致精神失常，同时过度的情绪，比如恐惧、愤怒、悲伤、仇恨、喜悦以及兴奋等也会造成类似的问题 [6] ”。
这些产生于不同时代和文化的思想无不体现着同一种观点：作为渺小的人类，我们服从于物质对我们的影响；而物质受到神的操控，由其决定人所处的环境、社会等级甚至感受到的情绪。
因此，“气质”这个词在不同的科技和制度背景下存在着不同的含义。在亚述文明和希腊文明中，这个词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性格”。对于法国的革命者来说，它意味着“通过遗传和教育形成的情感”。到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气质”代表对自然“法则”的顺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社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新的社会阶级。
时至今日，由于遗传学研究的不断突破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同时神经心理学研究证实了婴幼儿时期与外界的互动对个人成长的重要影响，因此“气质”这个词的含义又发生了变化。
美国学者结合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这个词的概念进行了更新 [7] 。然而，当英语中的“气质”一词被翻译成法语的“tempérament”后，它们几乎成了同形不同义的词，而这比真正意义上的同形不同义更棘手，因为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忽视其中的差异。对这个词的正确翻译应该包含性格倾向的含义，即以某种方式发展性格。这是行为产生的“方法”，而不是“原因”，与其说是一种天生的特质，不如解释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构建自己的方式 [8] 。
如今，对于“气质”的认识更趋向于“具备生命力的情感 [9] ”，一种体验世间万事万物并表达由此产生的情感的能力。它不再指人生的际遇或者像物种不变论拥护者认为的那样，是对自然“法则”的服从。“气质”成了一种无形的生命力，推动我们去认识万事万物并从中体会不同的感觉和情绪，进而对我们进行塑造。
自从撒旦不再引领思想，他开始了心理治疗。推翻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理论对他来说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