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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低着头走向它们，心里已经做好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就在这时，它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丑小鸭已经蜕变成一只美丽的白天鹅……
《丑小鸭》，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二十五岁时，我和我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到了这个世界。”
“之前呢？”
“我在挣扎。”
“你绝不能回到记忆中的旧时光，那些童年的回忆让人心碎。 [1] ”
这是改变一切的关键时刻，使人生就此变得截然不同。
“之前呢？”
“我必须保持沉默才能活下来。很久以前我就死了，但唱歌这件事让我起死回生，走出困境。 [2] ”
“走出困境？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吗？所以死亡并非陷入绝境？”
热奈（Genet）七岁的时候，被福利院托付给了莫尔旺地区的农民。“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我的内心充满无法治愈的失衡感……无论是对过去还是将来，无论在快乐或是难过的时候，这是孤注一掷的人生…… [3] ”
有时候，仅仅一件小事就能引起死亡，或者说“死亡的状态”。然而，当人们起死回生获得新生的时候，这个时刻就变得至关重要，关于旧时的记忆也会在此时再次浮现。死亡这件事绝非寻常。脱离凡尘，升入天国，而当再次回归尘世，过去的一切就此变为传说。首先是经历死亡——“最终我承认了自己在九岁那年就死了……反观对我的谋杀，就是把我变成一具尸体的过程 [4] ”。尔后，是令人意外的起死回生——“我笔下的内容充满忧郁，而事实上我感知到的幸福十分生动 [5] ”，这种反差让人惊讶。
这么看起来，起死回生的方法也许是身份的转变？这是一种漫长的蜕变。“死”过之后又重生，难免会发出“我是谁？”的疑问。此时需要重新去认识自己，经受住考验以证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当有些孩子因为对这个世界无可留恋而决定离开时，如果存在一个契机，让他们遇到一个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他们也未必知道如何接受这份好意。相反，他们的行为会变得出人意料，比如让自己故意处于危险之中。在他们看来，如果幸免于难，那么证明命运允许他们就这样继续活下去。
像往常一样，小米歇尔的父亲把他打了一顿，关进了地窖里。但这一天，小米歇尔成功逃了出来。外面天气很好，路上的行人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但米歇尔对此无动于衷，丝毫感觉不到快乐。他路过水果摊，善良的女老板给了他一个苹果，甚至主动让他和自己的狗一起玩。小狗也很喜欢米歇尔，他们玩闹了好一阵。然而，快乐是如此短暂。没多久，米歇尔内心感受到的幸福就渐渐被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冲散。看着路上一辆接着一辆驶过的汽车，他突然冲上前去，像一位斗牛士躲避公牛的进攻那样，来回穿梭于车流之中。水果摊老板见状赶紧把他拉回来，严肃地说明了这种行为的危险性，但米歇尔对此完全体会不到。
那些经历过创伤而重新学习如何生活的人总会说：“我走出来了。”然而，无论是像米歇尔那样从地窖逃出来，还是像有些心如死灰的人从他们的“坟墓”中走出来，在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这一路上，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从集中营逃出来并非代表获得自由。 [6] ”当死亡的阴影渐渐消散，生活并不会就此回归。活下来的人需要去寻找，重新学习如何走路、呼吸以及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回归生活、重获尊严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懂得分享食物。因为在集中营里，食物非常稀缺，那些幸存的人但凡能够找到吃的东西，只会自己偷偷独享。当他们有机会走出集中营去转转时，有些人会选择从密布的铁丝网下钻出去，因为长时间的压迫导致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从正门走出去。在体会过自由之后，那些回到集中营的人们会开始分享吃的东西，以此证明他们已经准备好重新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虐待的停止并不代表问题就此解决了。事实上，当失去家人的孩子找到收养他的人时，这才是所有问题的开始。他会问自己：“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就好像童话故事里的丑小鸭找到了天鹅，和它们待在一起，但这不代表之前遭受的不幸都没有发生过。曾经受过的伤害会留下痕迹——“遭受两次打击会造成持续的心理创伤 [7] ”。第一次的打击是在现实中遭受到的身心伤害，而第二次源于对曾经伤害的复现所带来的被羞辱或被遗弃的痛苦感受。此时的丑小鸭也许会问：“现在我该怎么办呢？继续深陷痛苦，还是寻求报复，或者学习如何成为一只天鹅去过它们的生活？”
对于第一次打击，降低其所造成影响的关键在于治愈身心受到的伤害。针对第二次打击，改变对已经发生的苦难的看法，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向他人描述不幸的遭遇，能够有效减轻这种打击所带来的痛苦感受。旁人会叹惋这些厄运，也会就此了解不同的人生际遇。平复创伤的过程不仅仅是身心伤口的愈合，也包含对于创伤的重新认识。那只丑小鸭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明白：伤口愈合并不代表安然无恙。留下的伤口会成为弱点，就像一个脆弱的缺口那样，在日后的成长过程中随时可能被命运的无常击溃。正因如此，丑小鸭需要不断改变自己的想法。如果无法忘记自己的过去，即使像一只美丽的天鹅那样生活，它的内心依然脆弱无比。但是，在变成天鹅之后，它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曾经的不幸遭遇，而不至于无法承受这份痛苦。
这说明了“复原力”这种使自己走出困境、变得更好的能力，与坚强的性格和所取得的社会成就并无直接关联。
我曾经治疗过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他的行为举止令人惊讶。他有着一头红发，皮肤很白，来的时候穿着一件带天鹅绒领子的厚重蓝大衣，这在六月的土伦显得不合时宜。说话时他回避着我的眼神，声音很轻，以至于我几乎听不到连贯的表达。据说这个小男孩患有精神分裂症。然而，随着交谈不断深入，我发现他其实内心善良又坚强。小男孩住在下城区的一间双层二居室：楼下住的是他的奶奶，因罹患癌症而奄奄一息；楼上住着酗酒的父亲和一条狗。每天早上，小男孩很早就会起床，做家务、准备午餐，然后赶去上学。他在学校表现优异，却总是形单影只，身上穿的大衣其实是从父亲的衣柜里拿出来的，因为他没有自己的衬衫。放学以后，他会去采买，总不忘买回一瓶葡萄酒；然后打扫房间，因为父亲和家里的狗总是把房间弄得天翻地覆；最后还要确认奶奶服用的药品，并为家里所有人准备晚餐。到了夜里，当一切归于平静，小男孩终于可以开始学习，这是属于他的短暂幸福时光。
有一天，学校里的一位同学找到小男孩，和他说起自己在“法国文化”电台收听的一档节目。一位外语老师邀请小男孩和他的同学一起去咖啡馆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小男孩从咖啡馆回来以后，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而不知所措：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有人像朋友一样和他交谈，并且邀请他去喝咖啡，只为了讨论一个无关紧要、有趣而又抽象的问题，这完全不同于每天填满生活的无休无止的日常琐事。这样的聊天对于一个拥有正常生活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不足为奇，却让这个小男孩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原来生活中可以有朋友，也可以追寻精神世界的富足。在咖啡馆度过的这一个小时对他来说就像一种启示，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把在此之前和之后的生活彻底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这种益智的谈话让他不仅享受到了片刻的友情，还得以从生活的烦恼中暂时脱身。
在高中会考前几周，小男孩对我说：“万一考上了大学，我不能撇下我的爸爸、奶奶和狗不管。”然而，命运的安排显得讽刺而又残酷：他的狗逃走了，父亲跌跌撞撞追了出去，结果出了车祸，而奶奶则在受尽疾病的折磨之后去世了。
卸下了家庭的重担，这个红发小男孩如今是一名优秀的东方语言专业学生。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他的狗没有逃走，即使考上了大学，他也会因为无法抛弃自己的原生家庭而选择一份没有什么前途的工作，以便照顾家人。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四处游历的学者，但也许会为自己留有一些幸福的时刻，作为对抗不幸生活的力量。
这个故事促使我写下这本书来阐述以下两个观点。首先，内在的力量塑造了这个红头发小男孩温柔却又坚强的性格。也许在婴幼儿时期身处的情感环境令他在无意识的记忆中形成了一种对外界进行反应的方式，从而塑造了性格，并确立了之后的行为模式，而这一切甚至发生在开口说话之前。这种早年间形成的性格和行为模式也许可以解释他在青春期面对家庭重担时所表现出的古怪行为和温柔又强大的内心。
后来，当小男孩学会了说话，他的内心便形成了相应的防御机制，使其在面对痛苦时能够产生降低不适感的心理反应。这种防御机制可以抑制内心的冲动或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好像我们产生做坏事的想法时会心生愧疚，又或者我们时刻被一种强加的记忆所折磨，无法摆脱 [8] 。我们由此可以逃避、过滤或者缓冲来自外部的刺激。然而，当所处的环境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时，防御机制就会一直启动，从而使我们陷入否认、封闭或者是过分焦虑的状态中。原本心理健全的人会对此感到不适，而这种不适的根源其实在他所身处的环境，源自家庭或社会的问题。对这一类患者治疗的关键在于改善其所处的环境，从家庭出发，打破一些在无意识中对行为和反应造成影响的偏见、习惯或者信仰，以此来恢复内心的进化，增强复原力——这是一种在逆境中顽强抵抗并恢复发展的能力。
因此，任何关于“复原力”的研究都应该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们在尚未学会说话的婴幼儿阶段，通过其他互动形式而获得的内在力量塑造了性格，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刺激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周围的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第二，外界刺激的性质决定了第一次打击所引起伤害的强度：造成创伤或导致缺陷。而这种伤害对受害者日后的生活及其所处的家庭和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造成第二次打击的原因，甚至会由此引发精神疾病；
最后，受到打击的人若能得到一些关心、参加一些活动或收获一些鼓励，这将帮助他恢复复原力，得以在被打击之后重新恢复个人的发展。因而，个人性格、创伤的影响和社会支持三方面因素的有机结合，决定了精神创伤发生之后不同的发展趋势。
一个孩子成长于一个平和温暖的家庭，对父母安全的依恋塑造了他的性格，使其在面对不幸时具备应对的能力。如果有一天，我们对遭遇不幸的人不再加注“受害者有罪”或者“命该如此”的论调，对受害人少一些怀疑、嘲讽或是指责，他们感受到的伤害就会减轻，他们自身也会更早进入创伤恢复阶段。而当社会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发挥所长的机会，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甚至能够将曾经不幸的遭遇转化为一项有益的事业并为之努力。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原本就在一个不幸的家庭中长大，他的性格就会存在一些问题。若此时身处的环境限制了自由的表达，他会再次受到伤害。而当被整个社会遗弃时，这个受伤的孩子所要面对的将是无望的人生。
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人们所说的：“生活在有些家庭里甚至比在集中营还要痛苦。”仅仅遭遇一次打击或不幸并不一定会造成心理创伤，这取决于感受到的痛苦的性质。在集中营里，折磨人的是一些现实的情况，比如寒冷、饥饿、挨打以及随时到来的死亡。这些都是具象的、外在的痛苦。如果设法活下来，那么这种打击和带来的痛苦就会被化解；而遭遇不幸后产生的缺失感、无意义感或者体会到的荒谬的现实则会加剧痛苦。
十岁的小马塞尔从集中营回来以后，被一个寄养家庭收养。刚到的几个月里，他一言不发。寄养家庭里没有人问起他在集中营里的生活，反而责怪他总是沉默寡言。于是小马塞尔试着告诉大家自己曾经的遭遇。然而，当看到养父母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时，他立刻停了下来。小马塞尔讲述的内容让养父母由衷地感到害怕。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就好比你见到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他很会说话，你们相谈甚欢。突然他告诉你：“你知道吗，我妈妈被人强奸才生下了我，所以她一直很讨厌我。”听到这样的话，你还能无动于衷吗？你的态度马上会发生转变。看着这个孩子，你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尴尬，只能闲扯几句打破沉默。就这样，你对他原本的好感消失了。当你再次见到这个孩子，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他的身世，由此产生的情绪会让你无意中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在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之后，马塞尔很快就发现寄养家庭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家里的人都躲着他，不太愿意和他说话，尽可能避免接触。这就是马塞尔即将要生活十多年的地方，这种家庭关系令人窒息。
马塞尔在集中营生活了一年。恐惧和仇恨令他决意与那些刽子手势不两立。这些人对他而言是需要时刻提防的危险，也是日思夜想希望摆脱的恶魔。然而，直到后来他才惊讶地发现，即使远离了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他们还是会存在于记忆中，烙印在他的身上。
渐渐地，马塞尔的寄养家庭对他越发冷淡，甚至可以说态度轻蔑。马塞尔很后悔，也很内疚，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说了曾经的遭遇所导致的，是自作自受。为了弥补过错，他变得越来越听话。但他越是听话，越是被家里人看不起。养母把家里的杂事都扔给了马塞尔，还总是叫他“大胖子”——尽管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有一天，当马塞尔光着身子在厨房洗澡时，他的养母一时兴起，想看看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是否能够勃起。于是，她认真地做了尝试，并在成功之后扬长而去，留下一脸茫然的马塞尔尴尬地待在原地。几天之后，养父也对他进行了骚扰。这一次，马塞尔没有接受。他使劲挣扎，才得以逃脱。这就是从此以后马塞尔必须要面对的生活。与此同时，周围的邻居对马塞尔的养父母却是交口称赞。在邻居们的眼里，这对夫妇对待养子视如己出，而他们并没有义务这么做。“你的养父母为你所做的事，是亲生父母永远不可能做到的。”邻居们总是对马塞尔这么说。于是，原本能说会道的马塞尔变得越来越沉默。他知道没有人会听他说话，也没有人能够把他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曾经有社工来登门调查过，养父母非常礼貌地接待了这位工作人员，于是对方只是在门口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后就离开了。而事实上，马塞尔过着每天挨打挨骂的生活，做很多家里的重活，晚上只能睡在厨房里，桌子下面的小床是他休息的地方。然而令马塞尔最为痛苦的，是家里人给他起的那些带有侮辱性的绰号——没有人再叫他的名字。“喂，傻瓜，快去洗厕所！”“臭驴脸，怎么还没做完？”这些话让马塞尔难以承受，不知所措。为了减轻痛苦，同时继续和别人口中无私付出的寄养家庭友好相处，马塞尔只能强迫自己变得对一切无动于衷。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马塞尔又想起了集中营的生活。他以为自己已经忘却了，但奇怪的是，再次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曾经的记忆仿佛被重写了：他记得集中营里很冷，但自己并不感到寒冷；他记得在里面每天都很饿，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是怎么忍受饥饿折磨的；他想起一次又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却一点都不害怕，甚至以此为乐。此后，每当马塞尔在寄养家庭遭受打骂或者内心感到无法承受的悲伤时，他就会回想在集中营的生活。想到自己曾经以惊人的体力和毅力熬过了所有的苦难，他的内心就会升腾起一种自由的感觉。
集中营的生活痛苦不堪，但当马塞尔回想起来的时候，这段经历却变得不那么糟糕，甚至让他获得了一种力量，以此对抗自己因为被虐待而感受到的绝望。
当现实生活变得难以承受，过去痛苦的记忆会被美化，使我们得以从中获得对抗现实的力量。
记忆的复现经过了现实的加工，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记忆中那些事情的真实性。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只是经过了重组。就像那些现实主义的绘画作品所表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但画家在绘画的时候，会重点突出自己特别关注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
理查德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就离家出走了。她并非因为狠心才抛下孩子们，而是实在无力独自一人照顾八个孩子。每天睁开眼就开始为生活奔忙的日子令她精疲力竭。照顾家庭的重担因此落到了理查德大姐的身上。为了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计，这个十四岁的女孩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带着弟弟妹妹们去卖唱乞讨。每天黄昏时刻，全家人都会一起出发去巴黎的二十区沿街歌唱。他们的合唱很受欢迎。演唱结束后，年纪小的弟弟妹妹们就会争先恐后去捡路人丢来的硬币，这些钱让他们能够吃上晚饭。四十年后，当年那个花季少女已然变成老妪，但每当想起带着弟弟妹妹卖唱的那段时光，她还是会忍不住笑出声。其他人记忆中的这段经历也都是快乐的，只有一个妹妹为此感到痛苦，时至今日仍然忘不掉当年被迫乞讨而遭受的羞辱，以及自己的母亲因为不堪生活重负而选择逃离的事实。
每个孩子不同的人生道路和性格发展决定了他们对同一件事会产生不同的回忆，因此，认识到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就变得很重要。
复原力在这其中发挥着作用：它让我们具备远离痛苦过去的能力，把曾经不幸的遭遇变成让人自豪或者感到快乐的回忆。对痛苦的屏蔽是通过自身的一些防御机制来实现的，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是非常必要。主要的防御机制有以下几种：
否认痛苦：“我并没有遭受痛苦。”
情感隔绝：“当我回忆过去的时候，不带有任何情绪。”
提前规避：“我努力地阻止曾经感受到的焦虑再次出现。”
理智思考：“我试图理解曾经的遭遇产生的原因，从而帮助自己去克制情绪。”
艺术创作：“我通过作品来表达那些无法言说的过去。”
这些内心的防御机制使得我们在遭受不幸之后能够回归原本的生活。面对降临的厄运，麻痹自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可以减轻痛苦，但会影响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许只需一个契机，我们就会清醒过来，回归到曾经的生活。但这并不代表一切恢复正常，我们还要面对其他的考验：作为受害者，有些人感到蒙受屈辱，有些人自觉低人一等，有些人始终觉得自己和身边的人不一样。而身边的人也许也会因为我们而发生变化，那么，该如何向他们诉说我们的遭遇？当沙拉莫夫（Chalamov）从劳改营回来的时候，在给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的信中，他写道：“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我的女儿变成什么样了？我的妻子呢？她们能体会到我满腔的热情吗？这股热情可以支撑我继续在劳改营待上二十五年。 [9] ”
对于复原力的研究需要持续很长时间。观察一个人一段时间或者和他接触个三五年，你也许能够对他的为人处世有所了解。但当你进行长时间的跟踪研究，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生命周期”的概念使我们得以将人的一生分成不同的阶段进行描述。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殊性，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也许会唤醒一些曾经我们以为已经忘却的记忆。
那些经历过的不幸，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地忘却，但也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让那些遭遇变得不那么沉重，甚至可以是美好而又充满意义的。
“我一路前行，难掩情绪，
以为被我踩在脚下的过去，
那些历经苦难的岁月，
随着记忆又再次浮现。 [10] ”
从十四岁起，身处战乱年代的芭芭拉就开始创作。她会写一些诗句并声情并茂地进行朗诵，那时候她就已经展现了歌唱的天赋 [11] 。因为自己的犹太裔身份，她不得不东躲西藏，时刻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然而，芭芭拉仍能从生活带给自己的苦难中找到快乐的时刻：“比如躲在房间里偷偷打牌，或者发现了德国人后秘密撤离并成功脱身。 [12] ”
面对同样的苦难，很多人就此一蹶不振。但芭芭拉是如何将她遭受的痛苦转化为创作的动力的？是怎样一种力量令希望之花在逆境中绽放？
我认为也许是芭芭拉在婴幼儿时期产生的情绪造就了她的性格，使其在面对挫折时能够拥有足够的内在力量来走出困境。这个阶段的孩子所产生的情绪深受外界影响，而芭芭拉周围的人，无论是她的母亲、兄弟姐妹，甚至是父亲——那时还没有成为她的噩梦——在她小的时候都能给予她稳定的情绪反应，从而帮助塑造了她的行为习惯以及与人相处的模式，令她在逆境中也能保持乐观。
长大以后的芭芭拉先后遭受了父亲的两次强奸，又经历了战乱，为了自我保护，她必须建立起内心的防御机制：忘记痛苦的过去，同时不断放大自己那些被周围人称赞的特质，比如乐观、创造力、热情和女性魅力，从而被他们接受。与此同时，她必须掩盖内心的痛苦，不让身边的人发现。她无法彻底改变自己，但可以努力使别人感到幸福。曾经的伤痛令她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不幸都感同身受，并且愿意伸出援手
。
“和他们在一起，我很受伤，
和他们在一起，我很陶醉。”
这种令人走出困境的内在力量同时也会使性格变得矛盾：它让人渴望获得关爱，为此不断付出，但在面对别人表现出的爱意时，又犹豫逃避。
“正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选择离开。”
因此，那些遭遇不幸而凭借自己的力量脱困的人对一切都充满感激。“感谢我生命中的那些男人，他们造就了我。”芭芭拉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其中，作为对那些人的回报：“唱歌这件事让我起死回生，走出了困境。 [13] ”
在和芭芭拉一样遭遇童年不幸的人身上，存在着值得研究的课题。通过了解他们是如何自我疗愈，避免伤害，我们也许能够得到一些对于儿童培养和教育的启示。
遭遇不幸的人存在走出困境的可能性，这促使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都是基于理性且简单的分析，倾向于评估不幸对生理、心理、情感及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它采取了物理学的研究模式，把一切简单地归结为因果关系：比如水温升高到一定程度就会沸腾，或者当铁棒被持续敲击后会在某个时刻断裂。但这种方法在当时确实得到广泛的认可。1940年战争期间，安娜·弗洛伊德在伦敦收留了一些因为轰炸而失去父母的孩子，发现这些孩子中出现发育障碍问题的比例相当之高。同一时期，勒内·斯皮茨（René Spitz）也认为缺乏关爱会造成孩子停止发育。上世纪六十年代，约翰·鲍比（John Bowlby）提出了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依恋理论”，强调了早期亲子关系的重要性，并认为其适用于包括人类和动物在内的所有生物。而当时的主流思想却并不重视家庭以及社会对孩子成长起到的作用，人们普遍认为孩子就像种子一样，只要是一粒好种子，那么空气和肥料就能让其茁壮成长。如果种子不能发芽，那是因为它自身的问题，而这些“坏种子”应该被去除，才能确保社会的良好发展。这种思想很容易催生种族主义。正因为与主流观点相左，约翰·鲍比的研究在当时仅仅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一些微薄的资金支持。逐渐兴起的女权主义反对这种观点，因为它将妇女与动物进行类比，伟大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也对此予以驳斥。她认为儿童的生长并不需要情感支持：“强调孩子与母亲之间缺乏情感的目的是阻止女性外出工作。 [14] ”
然而这种情感的缺乏造成的后果是毋庸置疑的：得不到情感支持的孩子会变得不幸；若孩子被遗弃，他的个人发展就会停滞。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 [15] 、皮埃尔·施特劳斯（Pierre Strauss）以及米歇尔·曼乔 [16] 都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先驱，他们主张的理论如今深受认可，但在三十年前却无人问津并遭到非议。对于复原力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些前辈们的探索，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通常源自对个体短时间的观察，因此如今的研究需要延长观察时间。一旦时间跨度被拉长，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在和大自然进行抗争，不轻易屈服于现实中的困难，在不断解放自我的过程中产生了“文明”“超验”以及“形而上学”等观念。那么为何要以宿命论的观点来看待人生中的不幸？这只是人生故事中一些悲伤的插曲，而不是既定的命运。
这种全新的角度也许会颠覆“我们对儿童心理学的认知，以及教学和研究模式，乃至对生命个体的看法 [17] ”。曾经的研究聚焦的是不幸的遭遇对人产生的影响，而现在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有助于个体在遭受打击后恢复自身发展的因素。心理学的发展就是这样从具象走向抽象的过程。诚然，仍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心理疾病的产生是因为个体缺陷以及机体退化：身心健全的人能够抵御打击，而大脑有缺陷的人则会就此产生心理创伤。如果秉持这一观点，那么对于患者治疗的重点就在于通过补充相应的药物或者电击的方式来强化大脑。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把个人的发展归因于和他人产生的联结，那么对于这些患者的治疗除了利用外部资源，还应该重视对他们内在力量的发掘。
从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孩子之中，有一些人甚至因为曾经的磨难而变得更加优秀。究其原因，并非这些孩子天资过人或坚不可摧，而是因为在幼年时获得的情感支持赋予了他们内在力量。如果这些孩子同时获得外部资源，比如社会的帮助，就能够从创伤中恢复过来。
观察一个孩子的行为并不是要给他贴标签，或者进行程序化的分析。相反，这样做是为了了解他的行为模式，并弄清其表达的含义和目的。观察语前期儿童如何像一名科学家一样去发现、探索并摆弄他周围的事物，让我们得以了解“每一个健康的孩子在面对人生中的困难时所展现出来的与生俱来的强大复原力 [18] ”。
因此，对于心理创伤，我们的认知不应再停留于大脑的缺陷和退化或者个体的不良发育，而是要试图去理解应激反应下产生的行为，并意识到如果具备激发复原力的内部和外在条件，受到创伤的孩子能够恢复个人发展。
如果把心理创伤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缺陷或者发育不良，那么只要遭受创伤的人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或者凭借工作养活自己，我们就可以认为他已经恢复。但是，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忽略了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人际关系、情感联结或者社会和文化因素，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从“生命周期 [19] ”的角度出发，纵观一个人的一生 [20] ，我们会发现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每个人都是独立完整而又丰富的个体，拥有与之对应并且能被感受到的内心世界。它非常脆弱，却能够不断进化。正因如此，所有人都应该参与到对于复原力的培养中来：普通人可以多去关心身边的人，运动员可以带领身边的孩子们一起运动，歌手可以组建合唱团演唱，演员要在表演的作品中反映现实问题，而哲学家则需要不断去发现新的理论并让更多的人了解。“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沿着属于自己的道路不断前进。 [21] ”
面对生活的磨难，这种全新的态度把由不幸造成的创伤变成了一种挑战。
除了应战，我们还能怎么做？
[1] BARBARA, 1968, Mon enfance （歌曲）。
[2] BARBARA, 1964, Paris-Match , 21 décembre, cité in .BELFOND J.-D., 2000, Barbara l'ensorceleuse , Christian Pirot.
[3] SARTRE J.-P., 1952, Saint Genet.Comédien et martyr , Gallimard, p.12-13.
[4] CASTILLO M.DEL, 1998, De père français , Fayard, p.12.
[5] Ibid ., p.22.
[6] FISCHER G.-N., 1994, Le Ressort invisible.Vivre l'extrême , Seuil, p.185.
[7] FREUD A., 1936, Le Moi et les mécanismes de défense , PUF.
[8] LAPLANCHE J., PONTALIS J.-B., 1973, 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 , PUF, p.109.
[9] CHALAMOV V., 1991, Correspondance avec Pasternak et Souvenirs , Gallimard, p.183, in ：FISCHER G.-N., 1994, Le Ressort invisible , op.cit .
[10] BARBARA, 1968, Mon enfance （歌曲）。
[11] BELFOND J.-D., Barbara l'ensorceleuse , op.cit. , p.15.
[12] BARBARA, 1998, Il était un piano noir , Fayard.
[13] BELFOND J.-D., Barbara l'ensorceleuse , op.cit.
[14] MEAD M., 1948, in：LEBOVICI S., LAMOUR M., 1999, «L'attachement chez l'enfant.Quelques notions à mettre en évidence», Le Carnet psy , octobre, p.21-24.
[15] MILLER A., 1983, C'est pour ton bien.Racines de la violence dans l'éducation de l'enfant , Aubier.
[16] STRAUSS P., MANCIAUX M., 1993, L'Enfant maltraité , Fleurus.
[17] LEMAY M., 1999, «Réflexions sur la résilience», in ：POILPOT M.-P.（dir.）， Souffrir mais se construire , Érès, p.83-105.
[18] Ibid.
[19] HOUDE R., 1999, Le Temps de la vie.Le Développement psycho-social de l'adulte , Gaétan Morin.
[20] FONTAINE R., 2000, Une approche«vie entière», Le Journal des psychologues , juin, no 178, p.32-34.
[21] BOWLBY J., 1992, «L'avènement de la psychiatrie développementale a sonné», Devenir , vol.4, no 4, 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