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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海鸥在波克罗勒岛怪石嶙峋的海岬上空翱翔，谁会想到它们居然能引发一个人类学问题呢？谁又会由此想到人类乱伦禁忌的心理机制呢？
动物的乱伦抑制效应如何发挥作用并不是一个靠观察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因为此处涉及的乱伦是一件并没有真正发生的事，也就是所谓的“非事件”。
要想观察一只年轻的雄性猩猩怎样避免与自己的母亲交配，就要留神关注两只动物在发情期各自的表现。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雌性猩猩的臀胼胝会变成十分醒目的粉红色，所以很容易就能观察到雌性猩猩倒退着逼近雄性猩猩来引起后者的注意，而雄性猩猩也明显对雌性猩猩那颜色异常鲜艳的丰硕臀部抱有极大兴趣。
观察者惊讶地发现，当雌性猩猩开始表现出轻佻的求偶行为时，它的儿子会把头埋进臂弯，移开视线，缩成一团躲进角落里。发情期结束后，年轻的雄性猩猩又会同冷静下来的母亲重新开始来往，逗它笑，给它带点水果，还会为它梳理毛发。
观察动物间的乱伦抑制效应，应当观察年轻雄性和雌性动物之间的特定行为，将这一行为与群体中所有动物在相遇时表现出的其他行为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为了确保被观察的年轻雄性和雌性动物之间是母子关系，必须从雄性动物一出生起就开始观察它们。
观察一个并没有发生的事件，需要我们秉持独特的科学态度，即首先要分析我们看到了什么，之后将其置于已经掌握的背景信息中，以便知晓个体的历时发展，了解该个体的某个行为是如何被发展出来的，然后才能在共时层面上解释该个体在某个特定时刻的表现。
观察这样一个俄狄浦斯式的猩猩家庭中规避乱伦的机制，很难做到勤奋且高效，因为这样的观察需要长期的时间投入和持久的耐心。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毫不拖延、充满干劲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科学家并没有注意到，其实动物生来就不会实施乱伦行为。
再来看这样一个场景：一只年轻的红嘴鸥正飞向被它四平八稳地安置在路边的鸟巢，而一只雌性黄嘴鸥徘徊在周围，一边轻声啼叫，一边慢慢接近雄海鸥。
这两只海鸥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两个月。根据鸥喙的颜色可知，它们出生于梅岱斯海岬（La pointe des Mèdes）一带。
它们曾经飞越比利牛斯山脉，最远到达大西洋，现在又回到自己出生并度过幼年时期的地方，在此组建家庭。这对海鸥夫妇还很年轻，因为它们的翅膀边缘还有少许褐色羽毛，而成年海鸥的羽毛呈纯白色，有浅灰色条纹。
它们和来自英国的海鸥一起在大西洋沿岸的沙滩上过冬
。
尽管这两群海鸥有着相同的遗传学、解剖学和行为特征，可它们并不会混居。这是因为两群海鸥的叫声有着不同的“口音”，它们会对彼此感到害怕 [1] 。
到了春天，海鸥就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与族类相认。自己领地的环境、白色的峭壁、熟悉的风向还有盛放的莫邪菊，都能给海鸥们带来一种熟悉的感觉，使它们感到自己正处于安全的环境中，于是开始求偶行为。
当雄性红嘴海鸥回巢时，雌海鸥总会毫不犹豫地停在雄海鸥附近。
一对雌雄海鸥离得很远就能凭借面部特征认出彼此。虽然我觉得所有海鸥都长得差不多，不过确实得承认，每只海鸥都有各自的面部特征，它们之间确实能分辨出彼此的不同。
在人类看来，雌雄海鸥十分相似，然而对海鸥来说，差别却十分明显。雌海鸥体积更小，头部形状更圆，而且会表现出一些雌性特有的行为 [2] 。在海鸥群体中，通常是雌性发起求偶行为。雌海鸥一旦选定了心仪的雄海鸥，就会缩起脖子，将身体放平，然后发出轻柔短促的鸣叫，声音并不十分响亮，这种姿态和鸣叫声有点像幼鸟乞食时的表现。
受到求偶信号刺激的雄海鸥则会张开翅膀，伸长脖子，发出长声啼叫。如果此时有另一只雄海鸥碰巧经过，这对彼此吸引的海鸥就会合力进攻入侵者。这对海鸥也由于共同抵抗入侵者而结成同盟，随后便会去找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开始筑巢。
雌海鸥挑选的心仪对象一定属于其他家族。如果像雌海鸥自己一样有着黄色鸥喙的话，那这两只海鸥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家族，而海鸥兄弟姐妹之间常常爆发冲突，由此引发的仇恨情绪自然而然地就会将它们分开。
不过在昂代（Hendaye），英国海鸥的叫声会让马赛的海鸥觉得陌生和害怕，这也会阻止它们对彼此进行求偶
。
要想被雌海鸥选中，雄海鸥也得与其保持一段适当的情感距离。如果太亲近，两只海鸥间过分的熟悉感就会催生出一种敌意。如果太疏远，它们对彼此叫声的陌生感和某些不同的行为方式又会成为它们接近对方的阻碍。
因此，在海鸥群体当中也存在着防止乱伦行为发生的社会学、生态学和遗传学因素。
1949年，列维-斯特劳斯
声称，乱伦禁忌标志着“自然向文明的过渡”，从动物性向人性的转变。
然而从1987年开始，人们对海鸥和大多数动物的观察结果都否定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断言。成年动物的性行为对象绝不是随意选定的。动物可以选择的对象被一系列生物学、生态学、社会学和历史因素限定在了很窄的范围内。同系交配、族内交配在自然界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3] ，而人类群体中乱伦现象的发生可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多了 [4] 。
要是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逻辑，那得出的结论就应该是动物比人类文明得多，也更具有人性。
其实问题就出在提问的方式上，因为我们人类只能通过命名的方式描述自己观察到的事物。观察之后我们总要说点什么，将观察到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背叛自己的观察。海鸥确实不会和自己的母亲交尾，可是就算海鸥这样做了，这种行为就可以被称为乱伦吗？是人类观察者自己将这种性行为命名为“乱伦”。因此能够标志着从自然走向文明的，并不是乱伦禁忌，而是将这种行为命名为“乱伦”并将其视为禁忌的这件事本身。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人类和动物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样的话，人类既可以描述所有生物体的共性，也可以描述每个生物体的特性。毕竟一切生物体都需要从现实世界中挑选某些物质信息，从中获取某种形式的能量，进而适应环境。不过每个生物体都根据自身的大脑构造和个性，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些信息。
按照这种逻辑，“动物”一词指的是既非植物又非人类的生物。动物这种“非人类”包含如此丰富的多样性，以至于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各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如果将观测仪器对准分子层面，观察细胞膜和物质交换，那么就会发现海兔——海蛞蝓的一种——神经细胞的突触，也就是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部分，会像人类的神经细胞一样分泌乙酰胆碱
[5]
。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人类与海兔等而论之。当弗洛伊德发现鳗鱼的神经细胞和人类的神经细胞形状相同时
，他也从来没把人类和鳗鱼混为一谈。他从来没让一条鳗鱼在他家的沙发上过夜，就算他俩的神经细胞有着相同的形状！
所以在今天看来，动物行为学和人类行为学之间的差别并无多大意义。我们更关注的是将动物行为学的思考方式引入到一些目前已经被建立起来的学科中。心理学家用动物行为学的眼光和方法进行研究，就产生了动物行为心理学（éthopsychologie）。人类学家倾注大量精力观察人类的非言语行为，就产生了人类行为学（étho-anthropologie）。语言学家观察人们说话时的举止表现和对话发生的场景，这就是行为语言学（étholoinguistique）。城市规划师可以研究城市规划行为学（éthourbanisme），神经科医生可以研究神经行为学（éthoneurologie），精神分析学家可以研究精神分析行为学（éthopsychanalyse）。
弗洛伊德在给未婚妻玛尔塔（Martha）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当时我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求知欲望，不再满足于仅仅关注自然科学的对象，而是想要弄明白与人际关系有关的一些事情，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观察的重要性…… [6] ”1921年，当时16岁的维克托·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寄给弗洛伊德一篇关于“表示确认和否定的手势之起源”的文章，弗洛伊德非常高兴地看到作者将自然科学的观察方法运用到对人际关系的考察中，于是立刻在《国际精神分析研究期刊》（ Journal international de psychanalyse ）上刊载了这篇文章。 [7]
战后，勒内·斯皮茨（René Spitz）对新生儿的微笑展开了一项观察，此项研究在方法层面完全受到尼克·丁伯根（Niko Tinbergen）观察幼年海鸥张开嘴巴接受成年海鸥喂食时所采用方法的启发。勒内·斯皮茨后来还详细描述了遭遗弃儿童的依恋行为。这些儿童幼年时没能通过母亲的身体建立安全感，之后也无法在这种安全感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行为。他还观察了儿童由于恐惧做出的反应，描述了儿童在陌生人面前表现出的焦虑不安，并且发现八个月大的婴儿正处于一段敏感期，表现婴儿焦虑不安的行为会在这一时期突然出现 [8] 。
所有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之所以能够开展直接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的精神分析理论能够帮助他们从个人生命史的角度来认识观察对象。因此就算某种精神障碍到很晚才会表现出来，他们也能够找到其早期根源 [9] 。
1969年，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使精神分析行为学这一方法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很显然，如果精神分析学想要在行为科学中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在原来传统的方法中引入被自然科学界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10] 。”
目前精神分析学界的专家学者都在学习行为学方面的知识。他们可能不会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改变原先使用的精神分析方法，不过如果想让精神分析学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改变研究态度以便找到其他的假设，必须学习新的观察方法以便发现新的事实、提出新的因果论 [11] 。
那么动物行为学，这种试图在自然状态下观察生物行为的心理学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故事要从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讲起。
20世纪30年代，这个奥地利人对当时的医学深感失望，当时的精神病学也令他感到恐惧，于是他决定和寒鸦还有灰鹅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12] 。他与这些动物共享房子、餐厅，还有通向卧室的楼梯，这件事极大地改变了他作为观察者的眼光。
与灰鹅们朝夕相处的日子使劳伦兹意识到这些动物的情感生活和社会生活非常重要。他曾经讲述过一只母鹅的故事。小母鹅的父母感情很好，它在充满父母关爱的环境里长大 [13] 。然而进入青春期后，这只小母鹅开始激烈地反抗父母，拒绝跟随父母外出，事事与父母作对。父母则渐渐对小母鹅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后来父母又进入了发情期，小母鹅的存在使它们在求偶时表现得局促且尴尬。两只鹅因为一点小事就威胁它们的女儿，因此自然而然地，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一样，青春期的小母鹅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父母。
这段关于动物代际冲突的朴实叙述启发了许多研究者，也让他们开始观察该行为如何促成乱伦抑制效应的产生。康拉德·劳伦兹早在1936年就开始描述灰鹅这一物种当中儿子与母亲之间性关系的缺失了。不过想要做到这点，除了观察，他还得对种群的历史有所了解，就像精神分析学家提倡的那样：要和被观察的对象生活在一起，与它们朝夕相处，分析那些乏善可陈的日常细节。
日常生活中，观察者的心态也会决定观察行为。如果一个观察者说“所有中国人长得都一样”，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将被观察的人简化成了几个能够被察觉的事实迹象。他从感官层面上察觉到了中国人黄色的皮肤、眼角斜向上的黑色眼睛和柔顺的头发 [14] 。根据这些生物物理学意义上的真实信息，观察者概括出一个“中国”的范畴，这实际上意味着皮肤反射某一特定波长的光波、眼睛有着某种特定的形状、头发有着某种特定的颜色。
不过假如我们和中国人在一起生活、共享一间卧室、一起吃饭、从事相同的职业，就会发现他们吃饭的方式、睡觉的习惯、建立情感关系的方式千差万别。我们也会试图理解一个敬酒的动作包含的意义、感到沮丧时露出的微笑的意义，还有我们可能听不懂却传递着友好或仇恨的话语背后的含义。这种与中国人朝夕相处的方式将会彻底改变观察者的观察行为。
这样一来，中国人就不再是都长得一个样了。我们会看到有的人个子高，有的人很和善，有的人很悲伤，有的人很懒惰……观察的方式使中国人变得个性化了。
在卡马尔格（Camargue）的平原地带，只要站到凳子上就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甚至能看到远方的大海，这就和康拉德·劳伦兹与灰鹅共同生活、观察者与中国人朝夕相处是一样的道理。只要观察者的心态稍加改变，被观察对象的样貌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可以说是爱情让我开始思考一个属于认识论范畴的问题。
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跌倒时，我并不会想到她是以1/2mV 2 的动能跌倒的！我做不到将所爱之人想象成一个服从地球引力的重物。她跌倒的时候我只会感到紧张和焦急，我会冲过去帮她，希望她没有受伤。1/2mV 2 这个定理完全不适用于身陷爱情中的我。如果有人用1/2mV 2 来解释我所爱之人的跌倒，我一定会特别生气。承认她以1/2mV 2 的动能跌倒，无异于将我所爱的女人视为一块石头，相当于抹杀了我对她的全部感情，将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的柔情蜜意贬为虚无。这相当于说我爱上了一块石头。将我所爱之人化简为一条她与石头共同遵循的物理定律，这便是否认我的爱意、我的内心、我的精神。
我痛恨那些在我所爱之人跌倒时宣布“她以1/2mV 2 的动能跌倒！”的人。
无论如何……她跌倒了！
因此被观察对象并非完全客观中立，观察者会根据自身的感官、神经、无意识结构，有选择地接收特定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创造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表象。
看似明显的事实其实并非显而易见。有些观察者会因为人们将他所爱之人的跌倒简化为一条物理定律而气愤不已，有些观察者却可能由于过分畏惧自己的情感而觉得这条定律给出的解释让自己如释重负。
最初的行为学观察都是朴素简单的，不过也没有那么朴素、那么简单。“我心爱的女人跌倒”这个例子就能说明，观察活动其实是被观察对象对观察者施加的一种作用。
因此行为学需要第二阶段的观察，这一阶段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目的是分析某些可变因素的影响。
已知动能定理1/2mV 2 是一条适用于所有下落物体的普遍定律，我可以在三种情况下展开实验性观察：
1．对着一块石头踢一脚：已知石头的重量、地球引力相关定律、这一脚的力量大小和方向，便可以像弹道分析一样精准预测石头的运动轨迹，结果也如我所料。
2．对着一条狗踢一脚：
a）如果当时这条狗在我的地盘上：我会发现这条狗移动的距离远远超出我这一脚的机械力能够达到的范围。
b）如果当时这条狗在它自己的地盘上：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因为这回换作是我慌张地移动，而且方向还与我这一脚本应该施加的力的方向相反。
3．同样的一脚踢在我心爱的女人身上，那么我将会观察到：
a）一种通过声音和语言完成的回应：“哎！这可不行！”
b）一种阐释：“我妈早就跟我说你会对我做这种事！”
c）一种与我踢出去的这一脚具有的力量和方向全然无关的移动：“我回我娘家去了（距离我的脚八百公里远的地方！）。”
这个小笑话的意思是说，观察是一种创造行为，但必须符合某些普遍规律。
科学方法教会我们将观察对象划分成几个不同的观察层次，它们之间并不一定互相排斥。具有排他性的是观察的方法，而不是观察的对象。我心爱的女人对我踢她的那一脚做出一番阐释，并不影响她承受我这一脚对她施加的机械影响。数学公式能够解释我这一脚的力量，但只有我妻子对我们共同生活的认识才能解释她的阐释以及她在行为方面做出的决定。
在“精神分析”领域，总有一些分子论的追捧者试图从生物学的影响出发解释行为：“如果你妻子的大脑没有分泌足够的多巴胺，她甚至没有做出回娘家这个决定的能力。”此类论据的确恰当，事实也的确如此：大脑分泌多巴胺不足的忧郁者和精神错乱者的确无法解释他们的感知，更不会做出相关的反应。
符号论的拥护者对分子论者的此类观点大为恼火，认为人类不仅仅是分子那么简单。这种说法似乎也站得住脚。
其实，分子论者并不比符号论者更有道理，观察者总是根据自己所知和自己的客观存在来选择观察的层次。观察者描述的往往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的观察态度驱使他们看到的东西。
观察结果一旦得出，就会被知晓结果的人阐释一番。之前在土伦（Toulon）召开过一次关于子宫内胎儿交流行为的研讨会，期间发表的都是经过充分论证的论文 [15] 。
所有与会人员都听到了宫内回声，也通过超声检查看到了胎儿如何对母亲所发出声音中的某些特定成分做出回应。听众们一旦接受了这些生物物理学信息，就会立刻将其整合进自己的无意识当中，进而各自做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一些产科医生强烈反对这种探测行为。他们声称：“很显然所有人都能看到，当母亲唱起一支她经常唱的儿歌时，胎儿可能会游动、吮吸、心跳加速，甚至会微笑，但这些行为上的反应并不意味着胎儿真的听见了母亲的歌声，因为外耳在水中并不能发挥作用，而且胚胎的记忆十分短暂，不可能将接收到的信息立即转换成身体反应。”对子宫内胎儿交流行为的观察做出如此这般解释的产科医生往往是代孕母亲的支持者。要想买卖刚出生的婴儿，要想将婴儿交到亲生母亲以外的另一双温柔深情的手上，最好是认为母亲与腹中的胎儿之间并无任何联系。如果子宫内的胎儿与母亲之间并不存在情感连接，那么婴儿买卖就会容易许多。
当天晚上，研讨会的组织者介绍我认识了一位记者，她也参与了研讨会，做了详细的笔记，还用录音机录下了研讨会的全部内容，当时她刚刚给斯托克-佩尔诺出版社（Stock-Pernoud）打过电话，出版社同意出版研讨会的所有论文。她跟我说：“这真是太了不起了，婴儿在子宫里就能感知到母亲、能认出母亲，还能对母亲产生熟悉感和亲切感，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在晚宴期间，我得知这位记者当时正投身于一场反对堕胎的运动，她希望利用这场研讨会上的发现来反对终止妊娠的行为。
同一项科学观察结果能够同时为两派对立人士所用：母亲说话时胚胎会微笑和吮吸拇指这一事实，对某些人来说能够成为胎儿拥有反射反应的证据；而那些更愿意相信情感连接只有在出生后才开始发展的人，则认为将新生儿从代孕母亲身边带走是完全合理的。
与此同时，这项观察结果也向另外一些听众证明，胎儿从六个月起能够对母亲做出回应，此时胎儿在母亲的子宫内真正成为一个活着的人。
被观察的对象、科学研究的对象从来就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客观中立。事物在被感知的那一刻就在我们头脑里闪现的理解中获得了意义。
“观察者看似是通过自己的双眼在观察一块石头，但实际上他是在观察这块石头对他产生的影响 [16] 。”这项发现的目的是揭示观察者如何观察，以及观察者的无意识如何将他所感知到的东西组织起来。
假如我们对观察者做出一番改变，假如我们改变他的大脑、他使用的相机、他的个人经历、他的无意识，或者仅仅使他的学术态度发生改变，那我们就会改变他的观察行为，并从现实中提取出另外一些令人惊讶的事实。康拉德·劳伦兹做出的改变是与一只灰鹅分享自己的卧室；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观察者的立场出发，发明了一套新的数学方法；某位不具名人士在卡马尔格平原地带站到了一把椅子上，于是感知到、理解到了别样的事物。
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一点，就能用另外一只眼睛、另外一只耳朵去看、去听。这只眼睛能让我们进行直接的观察，这只耳朵能让我们聆听历史的声音。
这两个器官让人们从两个截然不同的维度理解事物：历史性和因果性。
比方说，我观察到一只蜱虫挂在一根低矮的树枝上：在它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的所有信息中，没有哪条信息能够真正刺激到它，于是它无动于衷地挂在树枝上。
这时一条狗从树下经过，皮毛油亮，腺体分泌出大量丁酸。而蜱虫身体上接收器的构造决定了丁酸分子能够刺激蜱虫的神经系统，丁酸分子被接收器接收的过程就像一把钥匙插进对应的锁眼里那样。再没有什么信号比丁酸更能刺激到蜱虫了。于是被猛烈刺激的蜱虫突然惊醒，张开螯钳，掉在那条碰巧经过的狗身上。“丁酸就是蜱虫的生物学符号 [17] 。”
我认为同样的推理过程也可以被用于心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有些父母会对孩子说“你是我们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这句话传达了一系列信息：“你／捡来的／被我们做父母的／从垃圾桶里。”
孩子听到这句话后，就会进行一番阐释，然后将其纳入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些孩子在四十年后求助于精神治疗时会说：“我听到这句话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真的吓到我了。就因为这句话，我这辈子都在担忧自己被抛弃，并为了不被抛弃而做出种种努力。我全神贯注地致力于不被抛弃，无法接受被我所爱之人抛弃，可我……我没办法为我自己而活，这句话对我真是毒害颇深
∗
。”不过，也不能说这句话就是这位47岁女士讨好型人格的根源，因为几天之后我又听另一位病人说：“‘你是我们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这句话几乎是在一瞬间就使我获得了解放。所以我不是这对父母的女儿。我有权无视他们，疏远他们，甚至赶走他们，过我自己的生活
∗
。”
只有在上述两位女士的耳朵能够接收声音信号、大脑能够把声音转化为单词，且个人经历足以赋予这些单词意义的时候，他们父母说的这句话才具有意义。
这两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她们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决定真实事件的意义。生物会选择各自接收到的信息，以便从现实出发合成头脑中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信息都是真实存在的，而基于这些信息被想象的生物则是被创造出来的。
无论是通过自我反省还是回溯性分析，真实的记忆能让我们回想起的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一生。因果律在这类情况中不起作用。一位病人说：“这句话（你是我们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让我患上了焦虑症。”另一位却说：“自从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自己摆脱了焦虑情绪。”
不过假如我们进行直接的观察，就能看到意义如何从单词中产生，同样一句话如何产生不同的意义，尽管这句话的涵义始终不变：你／捡来的／从垃圾桶里／被我们做父母的。
通过对一组刚被送进幼儿园几小时的儿童进行直接观察，人们突然发现，在抵抗分离焦虑时表现最好的那些儿童，恰恰是在此次分离事件以前就与母亲缔结了最能给他们安全感的情感关系的那些儿童
。
研究相同主题的几位行为学家展开的一系列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猜想。针对一些被从母亲身边带走的儿童，其中一位行为学家（N.G. Blurton-Jones）对孩子们的行为进行了微观分析 [18] ，另一位则主要描述了儿童的社会化行为，例如一些情感激励：靠近、微笑、低头、掌心向上伸手（Hubert Montagner） [19] 。还有一位行为学家指出，模仿行为“并不是‘故作滑稽’，而是一种诱发游戏和交流的行为”（Pierre Garrigues） [20] 。所有这些行为标记都让人们观察到一个与母亲分离的儿童如何使自己不被抛弃，以及如何不顾一切地进行着自我社会化的过程。
这样的孩子究竟会恳求别人来爱他，还是增强以自身为中心的活动？究竟会向别人展露微笑还是躲避他人的目光？
对这些孩子的行为进行侧写并追踪其发展并不是什么难事。人们发现这些经历了“早期分离”（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的孩子对母亲的离开做出的反抗最不明显：他们只是增加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活动的频次，减少了那些本可以帮助他们承受母亲离开的社会化行为 [21] 。
相反，儿童所依恋之人的回归会在拥有不同经历的儿童身上激发完全不同的行为。在加拿大的一家社会福利机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自然实验”。这家机构负责在白天照护三十多名在二至六个月大时被遗弃的儿童。随后，这些儿童被送往寄养家庭，他们之前经历的创伤很快便在寄养家庭给予的关爱中得到修复。
该机构还接收了其他一些并没有被遗弃过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外出工作时也将他们托付给这家机构。所依恋之人不可避免的离开在这些儿童身上激发了与人们预期相符的行为，如前所述：在依恋关系中成长的儿童不会频繁地吮吸拇指，睡觉时也更少采用俯卧睡姿；他们开始拉拢别人、微笑、发出声音，并且爬上大人的膝盖 [22] 。
当与儿童建立依恋关系的人回来后，人们注意到两组儿童的反应存在明显不同：那些经历了“早期分离”的儿童表现出的身体语言更加紧张，相比于在依恋关系中成长的儿童，前者表现出更多哭闹、微笑、抱紧大人的行为。
因此在这些孩子的早年经历中实际发生的事使他们形成了相应的能力，并能根据之后发生的事件重复使用这种能力。
现在我们将这种观察结果和“你是我们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这句话联系起来，就能解释为什么同一句话会产生如此不同的意义。通过询问邻居、家人或其他可被当作天然观察者的旁观者，我们得知那位因为这句话倍感焦虑的女士早年生活中充满了关系断裂、分离、像踢皮球一样从一个人手上被交到另一个人手上、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等经历。母亲在她出生两个月后住进了医院；祖母体弱多病，需要好几位护工照料；父亲的状态也很不稳定，因不停变换工作而多次搬家。因此，诸如上幼儿园、新到一个学校或夏令营等事件都在她心中唤起一种被抛弃的想象。而这句话又突然出现在女士本就颠沛动荡的经历中，构成了她遭遗弃命运的基本隐喻。这句话并不像患者讲述自身经历时所认为的那样，是其命运的根源，而是构成了一个隐喻，通过增强特定情绪的方式发挥作用。
而另一位通过这句话得到解脱的病人，则在一种几乎令她窒息的爱中度过了童年：“我妈妈总是围着我转……我都来不及想自己还想要什么，因为一切愿望都已经被满足了。她让我变得不可一世。她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以至于我都忽视了她的存在，我也看不清自己究竟是谁了。我被禁锢在她的爱里。她去哪儿都带着我。这太可怕了。我甚至都没机会磕破膝盖∗。”
这个被投注了过多关注、对爱已经麻木不仁的小女孩只有在与那些爱她的人对着干时，才能真正成为她自己。那句话给她带来的是自由，是准许她成为自己，是她边缘化命运的基本隐喻，是她从那个爱多到已经无法被感知的童年世界里长大成人的唯一方法。
至此，这篇引言想要说明的只有一点，那便是本书中的观察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但由于观察者们知道观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创造，这些观察又是“可修改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都有待被再次审视。
“显而易见，一看便知。”喜欢说这话的人总是生活在印象的世界里。他们觉得自己是在观察世界，但其实观察到的只不过是世界让他们产生的印象罢了。
接下来，我们将试着管窥情感的纽带。这种情感连接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而我们却从来不曾真正看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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