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痞子翻天”的快意

“红卫兵”，后来成了人们对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绵延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造反青年”的统称。严格地说，真正名副其实的“红卫兵”，是指当年就读于清华附中，在圆明园的废墟上谋划、起名，以“造反有理”为宣言，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口号，揭竿而起的那一群。他们异军突起、咄咄逼人的锐气，使校长乃至更高层领导不得不出面“引导”，却赢来不少外校学生的声援。更多的人，譬如我，也曾跟着去看过热闹。我一方面“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一方面又哆哆嗦嗦——在人大附小读书的时候，邻桌女同学的父亲，据说在座谈会上说了“杀共产党”，因此成了全国皆喊“杀”的大右派。二十几年后平反，才知道他说的是：“如果让官僚主义继续，共产党无异于自杀。”另一位男同学的父亲，前一天还是备受尊敬的领导，名校副校长，第二天就成了“自绝于人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的脑海里永远无法抹去这几个同学枯坐于座位上，那孤独而凄凉的身影。尽管我也曾沉浸于其他同学间的嬉闹，但一瞥到他们几个，便收敛了许多。看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激扬之余便知道自己是绝不能跟着振臂高呼的。我爸，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民大学讲师——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并不“清白”——他那工商地主家庭的出身，也不容我振奋什么“造反精神”。

谁能想到，“红卫兵”们的“造反”还真的“有理”了。不仅“有理”，还闹大了——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检阅，名正言顺地被认定为“政治正确”，成了被赞颂被讴歌被尊崇的“革命小将”。

那个“红八月”，“红卫兵”们何其风光！风光得令我捧读《人民日报》时，心中有些失落。谁能想到，一夜之间，就冒出了那么多身着草绿色军装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不仅清华附中，还有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师大女附中……他们汇聚天安门广场，成为一片喧腾的“红海洋”。他们涌动于天安门下，有的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直到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北京的大街小巷，继而到全国各地点燃“革命火种”——“破四旧”“立四新”，砸牌匾、毁古董、改路名、抄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旧世界”闹得鸡飞狗跳，把“地富反坏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时候，我也没有抹掉心中的羡慕和嫉妒。

只要皮带和木棒不直接抡到我的头上，就唤不醒我与被戕害者的共情。

直到我自己也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时，最初的被“革命洪流”所弃置的失落，才化为蔑视的敌意和扬眉吐气的激情。

因为我很快被另一股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所掀动。不到半年时间，我便置身其中，并开心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革命派”，那时叫“革命造反派”，被“老红卫兵”们蔑称为“痞子翻天”。“痞子翻天”不正是毛主席赞美的“好得很”？“红卫兵”这桂冠更是不能扔的。一般来说，有别于“原装儿”，“造反派”都冠以“井冈山”“红旗”“东方红”“卫东彪”之类的前缀。而几乎同时，“原装儿”的红卫兵们似乎都垂头丧气起来。

当然他们那“红色基因”的优越感还在，他们穿着父辈留下的将校呢大衣，蹬着大链套的“凤凰”自行车，戴着高贵于“痞子”们的红缎子袖章，从街巷呼啸而过。也有些，是到“老莫”（莫斯科餐厅）喝酒，到大街上“拍婆子”……

用“造反派”的说法，“老兵儿”们颓唐的原因，是他们在肆无忌惮的“红八月”之后，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很快发现，他们心中奉为“英雄”的“老子”，也算不得什么“英雄”了——官儿大的，被“中央文革”揪出来；官儿小的，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或“叛徒”，或“内奸”，或“走资派”，直到“军内一小撮”。“血统论”便成了给自己设的一个“套儿”。最经典的故事是，在某中学的“口号辩论会”上，某人正在台上声嘶力竭地鼓吹“血统论”，就有同学跳上台说，你爸单位里刚刚把你爸揪出来。你也不是好汉啦，你是狗崽子混蛋啦！当即全场口风大变，那“好汉”便在“狗崽子滚蛋”的哄叫声中灰溜溜地下了台……“老红卫兵”们很快明白，“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他们开始“挑战‘文革’”——比如在北京展览馆开大会，向“中央文革”发出质疑；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迫害的同伴。有不少人因此被抓进了班房。

如今回想起来，最早的那一批红卫兵，那“血统论”和血腥的“红八月”，固然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很快又成为那荒谬时代的反叛者，或也应是一种值得赞佩的觉醒。而我，当时恰成为“革命洪流”的新宠。对转瞬失宠的“英雄好汉”们非但没有共情，甚至还幸灾乐祸。我，属于自一九六六年“红八月”以来被侮辱被损害的一个，属于被漠视被阻拦于“革命大门”之外的一个。而如今，曾经叱骂我们是“狗崽子”的人变得灰头土脸，而我们，迎来了“痞子翻天”的一天！

其实，曾经“不共戴天”这一代人，最终发现，在阶级斗争的蛊惑下，我们都不过是祭献了青春的可怜虫。

就拿老红卫兵来说，不少人因家世的浮沉而消沉，却也有人在失落中思考。比如曾经的红卫兵张郎郎，在死牢里竟与写《出身论》的遇罗克相识相知，在他的回忆文章里，重现了不同阶层子弟之间感情的弥合与理性的思考。最早的北京四中红卫兵刘辉煊（礼平），据说那首红极一时的《红卫兵战歌》就是他的手笔，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却以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反省青春的愚昧，意欲填平“血统”的鸿沟。郭路生（食指）则在困境中书写着希望，把个人化的感喟变作人生的境遇吼声。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食指《相信未来》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学校里陆续来了招工的人。最先来的，是青海的军马场，随后是青海冷湖的石油管理局。军马场让人想起那首《骑马挎枪走天下》；当石油工人去，则是大庆和“铁人”王进喜激起的梦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两年，倦怠之风也已经开始在中学弥漫。有的人，有减轻父母经济负担的压力；有的人，厌倦于派性的争斗。窦店砖瓦厂、清河毛纺厂、北京陶瓷厂，一批一批招走了高中的“老三届”。随后来招工的，就是姚××他们了。不只是木城涧煤矿到海淀区招了三百人，北京矿务局下属的门头沟、城子、王平村、大台、大安山、长沟峪等煤矿，一共从北京招去了三千人。

是江宁替我报的名。我能写文章，也是江宁告诉姚××这个“人贩子”的。

我的心态却和江宁、洪胜们不同。

那时我正痴迷于办《红卫兵报》。北京中学所谓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实现了“大联合”，派别之争已成强弩之末。时至今日我还不时自问，当时你难道真的没把这人生的抉择当成个事儿？

那时我天天奔走于人大附中、景山少年宫和《北京日报》印刷厂三点之间。景山少年宫进门左手拐进去，穿过少年体校的操场，就是寿皇殿的大殿。顺治皇帝驾崩后，梓宫曾移厝于此。初入少年宫，我曾溜到大殿，从门缝儿往里窥望，当然空空如也。大殿西侧的一排平房，就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办公地，也是机关报《红卫兵报》编辑部所在。《红卫兵报》是在地处东单的《北京日报》印刷厂印刷的。我除了天天回西郊人民大学林园的家里睡觉，都是绑在《红卫兵报》那儿，不是到景山后街那边写稿编稿，就是去东单那边校对拼版，以致学校里来了招工的，我一无所知。

我从小生活在人民大学西郊大院里，小学读的人大附小，初中读的人大附中，高中还是在人大附中，生活的半径，永远在一公里以内。

很长时间里，我十分羡慕那些住在城里的同学，因为他们每人手里都有一张月票，有的甚至还是所有公交车随便坐的“通用月票”。有了一张通用月票，就可以撒了欢儿地坐车，撒了欢儿地进城，撒了欢儿地“万类霜天竞自由”。作为中学红代会的“干部”，没有任何津贴、补助，也没有盒饭可吃。可是，这儿居然每月给我报销一张通用月票！

随后的惊喜接踵而至。这“惊喜”今天说来似乎成了笑话。就像读过的一篇文章里，作者回忆物资匮乏的少年时代，某一天，他的父亲在外面做工回来，带回来了窄窄的一条五花肉。晚饭前，家里弥散着久未得闻的肉香。这少年忍不住跑出家门，冲着左邻右舍大喊：“今晚我们家吃肉啦！”……

我理解这少年的欢欣。因为类似的感觉，我也体会过。在六十年代初的某一天，那时我十二三岁吧。我爸把姐姐和我叫过去，给了我们两块钱，说人民大学的商店里来了高级点心，桃酥，一块钱一块儿，你们赶紧去买，一人一块，晚了就没啦！

那个年代，史称“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们的童谣是“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火车上茅房”。商店的柜橱里，点心和糖果是没有的，偶尔来一点儿，贵得出奇。所以孩子们说起点心和糖果，都冠以“高级”。绿皮火车也是孩子们倍感新鲜的东西。火车上居然有茅房，大概也因此进入“高级”之列。我们全家从广西北海过来时，火车是坐过的，故此我认为他们说“高级火车上茅房”，绝对是大惊小怪。高级火车上最漂亮的地方是哪儿？是餐车！一水儿的白桌布，每桌都有一枝鲜花，还放着低低的音乐。进餐车的人，绝不敢乱喊乱叫的……“天黑时，你们见没见过一列火车咔嗒嗒咔嗒嗒从眼前过？闪过的，是不是暗黄暗黄的车窗？一溜儿一溜儿的？告诉你们，临到最后，有一节明晃晃白亮亮的车厢唰地过去！这就是餐车！”有人追着问：“那高级点心呢？你也吃过？”这把我问住了。有吃过的人说，就是槽子糕、江米条儿，还有桃酥什么的，说这就是“高级点心”呀。后来听妈妈说，是爸爸的文章，刊登在什么报纸上，得了一点儿稿费，爸爸说孩子到北京都好几年了，连块桃酥都没吃过呢……

自此，这桃酥，和有“茅房”有餐车的火车一起，成了我和同学之间品咂的话题。当然现在也还时不时再品咂一下——那时的桃酥贵则贵矣，可那真的是“桃酥”啊！和姐姐一人一块举着桃酥回到了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先是我忍不住了，举起手里的一块，轻轻地用牙咬下“一丢丢”，用舌尖一点一点地抿开。然后细细地嚼着那绿豆大小的核桃仁儿，颊齿留香。品咂过后，又忍不住再去咬“一丢丢”……

套用一句俗话，这稚气未消之年华的肤浅，上帝也会原谅。

在中学“红代会”，我不仅有了通用月票，甚至还第一次尝到坐小卧车的滋味儿。那欢喜不亚于吃桃酥。我当然不会像“吃肉啦”那般高喊，但不能不承认，它使我获得的满足感更深抵内心。

轿车当时是被称为“小卧车”的，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很稀有，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公务车。那个时代，即使在干部子弟集中的人大附中，也极少有人搭父母的专车来上学。但他们毕竟来自机关大院，对“小卧车”的所知，应是不少。有一位同学，长于辨识各种小卧车的品牌，甚至熟知坐车人的级别。记得有几次和他在马路边上走，看见有小卧车驶过，他兴奋地喊：“吉姆！吉姆耶！部长坐的欸！”“伏尔加！伏尔加耶！……”

他怎么知道那么多？这令我顿生羡慕又感到自卑。

我坐上的，是由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车队派过来取文件的小卧车。上海牌，灰蓝色车身泛着莹光，汽车前脸的进气格栅，不同于我见过的所有卧车——那格栅的中央，银白色的镀铬条自左至右横幅般贯穿过来，最后仿佛用有力的双手拢成一个旋涡状的入口，把这小卧车弄得满脸霸气。那时我正在屋里编稿子，听到门外有汽车声。红代会办公室的主任推开门，说得抓个差，护送个文件去市委，亲手交到某某同志处。什么文件如此重要？我当然不会傻到问他。接过文件袋，看他指着“上海牌”，让我去坐上那小卧车，倒是意外之喜。

从景山后街到台基厂，大约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车程。完成了任务，我乖乖儿走出市委大楼，坐公交车，回到景山少年宫，向红代会办公室复命。这程序之严谨，令我肃然。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了。曾经在公交车上张望过无数次的、由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的北京市最高首脑机关，就这么让我走了一趟！或许，除了尝到第一次坐小卧车的新鲜，似乎更享受到了另外的一些什么。比起少年时那一块桃酥，有味道多了。

另一个意外之喜，发生在离京去煤矿报到之前的几天，我专门去少年宫和中学红代会的朋友们告别。不想又被办公室主任抓了个差，说你先别走了，一会儿去北京饭店，参加个宴会。

我相信，他抓我这个差，充满了善意，无非是因为共事半年，结下了友谊。八月二十三日，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那时他们的总统还是齐奥塞斯库。那天是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首都中学红代会的领导接到了邀请。

“我哪儿能去？李冬民他们才有资格呀！”

李冬民是当时首都红代会的核心组组长，核心组一共五位。轮，也轮不到《红卫兵报》的小编辑我。

主任说，头头儿们都去腻了，恰好空出一个名额，谁补？再说，你看我们哥儿几个这身儿衣裳！

既是辞行，那天我特意穿上了唯一的的确良衬衣。莫看几年后“的确良”臭了街，在六十年代末，这衬衣于我，应该算是“珍藏版”了。在场的几位，要么是褪色的绿军装，要么是露了肘的运动衫，这外事活动，真是“舍我其谁”呢。

“的确良”是从广州过来的亲戚送的。记得妈妈一边听亲戚讲这衣料在香港如何时髦，一边捏着我的衣袖，用粤语连连赞叹：“的确靓啊，真系的确靓呢！”到了矿上，涤纶面料开始流行了，我师傅问过我：“的确良是啥？给我闺女买裙子，那丫头说要的确良的呢。我骂她，废话，裙子还有不凉的，还他妈的的确凉！”

我说师傅啊，人家说的是布料！又掰开揉碎了，说香港的“的确靓”到了北方，如何成了“的确良”“的确凉”。当然，也忍不住吹嘘，说临来矿上前几天，咱就是因为穿了一件的确良，才到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宴会呢。

师傅惊异地看着我，说：“……嗬，没想到你小子还是孙猴儿的××——能耐梗呢！”

祸从口出。没想到就因为这“嘚瑟”，传了开去，估计发酵了三四年，最终没能躲过我们工段党支部书记王群栋的“火眼金睛”。

那是后话了。

那宴会，倒没有什么可回忆的。那时的北京，没有什么大饭店，什么“长城”“昆仑”，都是十几年以后的事。当年，感受着宴会厅里柔光款款丝竹曼妙的氛围，踩在厚厚的红地毯上，眼花缭乱而越发小心翼翼。远远望着主宾席那边，部长们、大使们、夫人们，穿西服打领带的和穿中山装的，握手、寒暄、微笑。同桌的几位，年龄估计比我大不了多少，大概都是工农兵各界和红卫兵小将的“代表”吧，代表着“革命力量”登上了“外交舞台”？却都板正地坐着，难免显得拘谨。

我当然也是拘谨的一个。

眼前是高脚酒杯，镶着金边的餐盘，餐盘上立着精心折叠的餐巾，四周围着银色的刀叉和勺子。尽管没吃过西餐，电影里是看过的。远远偷瞄着另一桌上的人们怎么开始，咱照猫画虎呗。奇怪的是，圆桌中央摆着一盘龙虾片。说实话，这玩意儿得几年后才在北京时髦起来。我猜到这应是宴会开始前的零食，奇怪的是没人捏一片过来尝尝。我当然也不会轻举妄动。

打破这拘谨的，是李××。他是我们人大附中“井冈山”的头头儿，也是首都中学红代会的委员。他应该不是第一次出席这场合，踩着点儿走进宴会厅就是明证。

主桌上的宾客已经落座，李××匆匆走了过来。我这才明白，对面空出的一个位置，原来是他的。让我吃惊的是，他拉开椅子，一副浑不吝的样子，不理会周边的注视，更不顾及全场的肃静，直接就探出身去，捏过一片龙虾片，塞进嘴里大嚼起来。

服务员优雅地在席间转着，斜着身子给每一位倒酒。

他意犹未尽，又欠着身子，捏过来一片儿……

时隔半个多世纪了，李××这潇洒，我仍旧难忘。固然因为这又一次使我自卑，更因为这哥们儿插队之后的遭遇，和我到矿上之后的倒霉，又连到了一起。

在《红卫兵报》的收获，并不止这些。

对于只出过油印小报的我来说，出版一张铅印的报纸，是种新奇的体验。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排版得从一格一格的字盘里一粒一粒捡出铅字来。排字房的师傅们手如飞梭，左鹐右啄，把铅字捉出来，再码成一块块，不拘大小，用铅片儿围拢四周，刷墨，铺纸，先用辊子轧印出“小样”，而后又东挪西移，拼出报纸的“大样”。送去送回，经过“三校两查”，最后印出了“清样”，看得我眼花缭乱。我曾经愚蠢地以为，报纸的折页，是手工一张一张折成的。岂知印刷车间那个戴着棒球帽、皮肤黧黑而身材茁实的汉子，往巨大的海德堡印刷机机身里一钻，只听咔咔两声，他又钻了出来，扬起右手，大拇指捏着食指一挥，巨大的滚筒印刷机瞬间转动起来。卷筒上的新闻纸如平展展的布料，在辊轴中穿来卷去，再出来时，已是一份份折叠好的报纸。报纸自动叠加，码高，又自动打捆，顺着滑道，出溜到流水线上。只见一捆一捆的报纸，排着队转到车间东墙的一个闸口，嗵嗵嗵落了下去，落到早已停在楼外的卡车上……

我沉迷于这种过程，就像写大字报、写油印传单、写铅印的文章时，沉迷于“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风，沉迷于“设问句”“反问句”，沉迷于雄文在胸真理在手的自信一样。“井冈山”的战友陈同学，每次看完我的文章都嘎嘎地笑，随后就是啧啧赞叹：“郭沫若说，‘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你这是‘设问反问，谁敢质疑’！”

那时候，我甚至沉迷于西直门瓮城天上的明月，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变得那么好。《红卫兵报》每次开印时，编报的人要在印厂值一夜班，校对、改版、再校对，直至第二天早晨开印。因此前一天晚上，我得坐末班车赶到位于东单西裱褙胡同的印厂。西直门的瓮城，就是我转换107路电车的总站。晚上十一点，瓮城上空，明月高悬。四围城堞森森，未及拆除的有轨电车轨道，闪着微光延伸过来。准时，无轨电车悄然从西侧的箭楼驶入，待末班车乘客上车，又缓缓向东驶出。瓮城的夜，车灯悄无声息地在黑暗中流动。只有扩音器里偶然响起车辆调度的声音：“107进站”“103发车”……心情愉悦，一切静谧似乎都跃动着欢欣。

江宁找到我，告诉我京西木城涧煤矿来招工的事，说他、洪胜……好几个“井冈山”的弟兄们都报了名，问我是不是也去。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回应他，说行呀，替我报个名！

其实，报上了名，我也没认真。后来江宁又告知我，已被矿上录取，甚至通知我哪天到西直门火车站集合，我还是没当回事。我甚至还托江宁给姚××带话，问能不能把我报到的时间再推迟一个月，自然未能获准。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那天，“人贩子”姚××在西直门火车站第一次见到我，问：“你就是陈建功啊？”我听出了他言语间小有不忿儿。也是，我或许已经给他留了个“牛”人的印象——被招去木城涧务工的学生们，听说被录取要报到了，个个欢欣得很，哪有这样爱搭不理的？

的确，那时，我难以割舍“红卫兵”这角色，我在那儿干得有滋有味儿。

于是，“革命”成了我沉浸、我得意、我日夜奔走的“盛大节日”。尽管大多数人已经倦了、厌了，他们宁可到天山放马，到西山挖煤。

在历史的风云里，每一个人——呐喊的、沉默的，献身者、逐波者……都无法回避那个曾经驱策过自己的动机。当我们谈起过往，难道可以逃到宏大的叙事里躲得无影无踪，或者在耀眼的光环里自我陶醉吗？

历史是一盘永远无法复盘的棋，却又永远被人旧话重提。这嘈杂纷乱会呈现为风起云涌，也呈现为对真相的不竭追寻。

至少，我愿意面对自己内心的真相。

尽管那时我还不到十八岁。 LDoxbr+lkuh/+d2vcaPbFKj1scz9/9qb5W008sXw2X3B+5ep/IoDZNey+IlR/i4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