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找到了直面灵魂的入口

我以及我们哥儿几个这点儿故事，我是早就想写出来的。

二十九年前，应该是一九九五年。那时候，我刚刚从北京市文联所辖的北京作家协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先是当创作研究部的主任，几个月后成为中国作协的书记处书记。那年夏天，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找上门来，说要约一组面向青少年读者的自传体作品，我算是他们社选中的作者之一。

已经说过，八十年代初文学复兴潮流骤起，我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散文和电视连续剧，至今早已烟消云散。之所以还有编辑登门约稿，大概是因为有个“官位”，也有点儿“人缘儿”。当时便想，不应辜负这份厚爱。于是就在“历尽劫波尚有泪，写完‘简报’已无诗”的俗务忙碌中，回身寻觅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间在京西挖煤时的往事，自然也就有了些感慨。以此拟了一个提纲，定名曰《十八岁面对侏罗纪》。

“十八岁”就是我到京西木城涧煤矿当矿工的年纪，那时我是人民大学附中“老三届”（六七届）的学生，和江宁、洪胜一样，也都是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的一员。所谓“侏罗纪”，就是我们所开采的煤层，这煤层据说形成于石炭二叠纪和侏罗纪之间。对地质，我是一窍不通的。“石炭”“侏罗”之类，皆为当年采掘队的技术员老吕所言，大抵应不会错。看这题目，就知道写的是青春面对苍凉。

肖复兴的儿子、后起新锐作家肖铁，好像还赞过这个题目。复兴告诉我，肖铁看了我们这套丛书每一册的题目，说：“这个题目最好！”

但，二十几年间，虽说断断续续地写着，这个题目，却已经不想再用。

对于人类，“励志”应该算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但对于我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有给人励志的激情，更多的，是自我的悲悯。

十八岁，这是一个太过清纯的年龄。至少，在无数人的笔下，都称之为“太过清纯的年龄”。

我清纯吗？

或许再往前推十年，我还算“清纯”的。那时候我才八岁，一手被祖母牵着，一手被我姐牵着，跟在我爸身后，从南方遥远的北部湾畔的小城，搬到了北京。

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朋友，我已经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怀念他。我说这是一次可耻的遗忘，但这一点，是到了年届半百我才意识到的。

我是小学三年级转到人大附小读书的。那时的人大附小，随着人民大学本部迁到西郊新址，也刚刚从城里搬来。人民大学的本部，原在铁狮子胡同1号，今张自忠路3号，即过去的段祺瑞执政府。高中时学鲁迅《记念刘和珍君》，才知道那就是“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地方。人大附小，或者是人民大学的寄宿制幼儿园，就在“铁1号”附近的白米斜街。尽管至今也未曾走过那条街，但我对“白米斜街”耳熟能详。我那时还不会说普通话，但能听得懂同学们鸡一嘴鸭一嘴的神侃。他们的话题永远是白米斜街的生活——寄宿时的趣闻，春夏秋冬的快乐……听他们说这些，我的感觉大概和今天一个贫寒子弟听富二代们讨论时装、吹嘘跑车相似。他们大概以为在一旁痴痴听着的我，根本听不懂他们，而在说什么我一张嘴，他们就嘿嘿坏笑。来自僻远小城的我，寂寞而孤独。

很快我就发现，有一个人的处境和我相似，甚至还不如我。他会说普通话，甚至也来自白米斜街，却很少和别人讲话。他每天都是默默的，牵着一头奶羊来学校，那羊肚子下一晃一晃的大奶子，格外惹人注目。

那时的人大附小，就在今天的位置，当然教学楼还没有盖起来。我们的教室是平房，教室外面就满地杂草。那位同学每早牵羊过来，就把那奶羊拴在教室外的一棵小树上，任由它绕着圈子，四下里吃草。不管怎么说，学校毕竟不是村落，天天带一只羊来读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

很快，两个孤独的孩子就成了朋友，并且我也从对方那里知道了他牵羊上学的缘由——奶奶天天都要挤羊奶，喂他那个还需要喝奶的妹妹。他的任务，是让羊吃饱。

“你妈妈为什么不给妹妹订瓶牛奶？”我问他。

他不再回答我。

后来我才听说，他的爸妈都是“右派”，妈妈生下小妹妹不久，就下放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我这才理解了他少言寡语独往独来的原因。再以后读到一些历史故事，才明白我关于“牛奶”的发问，与“何不食肉糜”很是相近。

如今我倒不是为那可笑的问题而后悔。我久久难以忘怀的是，几个月过去，当我自然而纯熟地掌握了普通话以后，当我因有几篇作文写得好，几次被老师叫起来朗读，也就渐渐被更多同学所接纳以后，我也就在这渐渐中，和那拴羊的朋友疏远了。

不是故意的，可是我的确沉浸于被群体接纳的欢欣里。今天，他的名字，我已经连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

这就是人的本性吗？在许多人看来，这不过算是孩子之间的友情故事吧？我却觉得其间深藏着喻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谁都在试图逃脱“悲催”的笼罩，谁都不愿意被孤立，被弃置于主流之外。而我，从少年渐渐成为青年，其实也开始在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里身处卑微了。如果说，孩提时的随波逐流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青年时代的卑躬与迎合则使我永远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正如我于一九八二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在一份“思想汇报”里所感叹过的——

那时的我，是一个经受着时代的挤压，却要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我的时代的“我”；是一个对现存的一切抱有深深的怀疑，却又不断寻找着理论、论证存在的合理性的“我”；是一个被生活的浪潮打得昏头转向，只能紧抓每一根救命稻草的“我”。

这篇文章，在一九八二年初夏的某个晚上，八点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往牛里说，那节目就相当于当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第二天，这文章又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刊载。

那真是一个可以直面灵魂的时代。

然而，这篇文章，真的就是“新我”与“旧我”的诀别吗？

也不是，因为四十年又过去了，我依然在这个“诀别”中“悲催”着。

当然，那是另一本书的任务了。

那本书的书名，应该叫“人模狗样儿的日子”。

本书书名，《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名著《群魔》里一个叫列比亚德金的可怜虫之口。后来，这个人物和这句话，都进入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最后一部歌剧，也成了其真伪莫辨的自述《见证》中的一声叹息。

有人声称从中听到了祈求、哀伤、怨怼和愤懑。也有人声称感受到了渴待与抗议……我以为，尽可以随便去想，去悟。

但我的收获是，它使我在这十年故事的迷茫中，找到了进入灵魂的入口。 wuAxsvYQKXubz2R6STslC3GkOwlIN6VhK9dea9EtKAkthlWRZ0BtHsHIp4Uot8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