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嫩骨西风

同坐一列绿皮火车去挖煤的，共三百人。都是“人贩子”姚××从海淀区各个中学里招来的，包括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等等。集合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始发站那时叫西直门火车站，现在则叫北京北站了。那时的西直门火车站，应该还是六十年前詹天佑指挥修建的模样。记得走上几级台阶，从拱券形的大门口穿过去，就进入候车室了。左拐是检票口，检过票往前走，看到几排木柱顺序排开，支撑着高高的雨棚，一直延伸到月台的尽头。月台的另一侧，就是停在轨道上的绿皮火车了。

姚××应该是预先包下了三四节车厢。巨大的蒸汽火车头，卧在月台北端，滋滋地喷着水汽，团团雾气在人流中间飘散。水雾缭绕间，偶尔听到人流中爆出几声惊喜的喊叫。坐同一趟列车去做工的人，来自不同的学校。而那两年，海淀区的中学里“山头”林立，时而“串联”，时而“声援”。几大派别，还组织过好几个大型宣传队，排演大型歌舞，演遍了北京，甚至演到了外地。在火车站与熟人相遇，并不足怪。我扛着那个有点儿吓人的行李包往车厢走的时候，就遇见了不久前在中学红代会认识的薛玉峰。

薛玉峰是地质学院附中的老师，是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里唯一的教师代表。在红代会的几个头头儿中，他是喜欢嘻嘻哈哈的一个。一般来说，在那个时代能当上学生领袖的人，大抵是会经历过几个浮沉的，因此我见过的“领袖”们，似乎总有一点令人生畏的地方。比如陈永康，一九六八年初识时，他就叫我“建功同志”，几天前在少年宫向他辞别，他临别赠言还是那么正式，说：“建功同志，到煤矿以后好好干！”三十年后我们再见面时，他已经是很活跃的作家了。一见面，他还是喊我“建功同志”，我心里就憋着没笑，心说你这老哥，怎么和三十年前一样板正呢！薛玉峰可不一样，在景山少年宫初识时他便毫无顾忌地开起玩笑。我和江宁、洪胜几个正在月台上走，一群人从我们身后超了过去，他们你一嘴我一嘴地聊得欢，其中一位忽然扭头看我，随即转过身来，喊道：“陈建功，你也去京西挖煤啦？”

薛玉峰应该是给地质附中的学生送站来了，看来他先是被一个大包袱压着的瘦小身影所吸引了，直到转过身，目光还停在我扛着的大包袱上。

我告诉他，前天到红代会辞别过，他没在。

薛玉峰还是惊诧地打量我，满脸不可思议的神情。

“你也要去挖煤？瞧你瘦得，跟小鸡子似的！”

红代会那几位也是一样的眼神儿，只不过他把诧异喊了出来。

那年我的个子一米七，体重不到一百斤。

从小学开始，我就为自己发育之缓慢而自卑。在班级里排队，由矮到高，我永远站在第一个。课堂上的座位，我也永远被安排在第一排。有些荒诞的是，小学毕业升入初中的那个暑假，人大附中初中的班主任叶老师，专门到我家做了一次家访。估计叶老师是第一次担任班主任，她告诉说，在未来的班级里，我将出任体育委员。我猜叶老师一进家门就会感到意外，没想到她即将任命的“体育委员”竟如此瘦小枯干。叶老师更不知道，无论是六十米速跑，还是四百米长跑，乃至跳“山羊”、跳鞍马，我在六四·三班里都是垫底的角色。我猜叶老师是根据“小升初”的成绩单，或者根据“道德品质”的评语来委我以“大任”的。

由此，一九六一年初中六四·三班开学的前半年，是我最为尴尬的半年。你想，瘦骨嶙峋的陈同学，带着个个人高马大的全班，喊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扩胸、压腿，做运动前的准备。而后又领着这人高马大的一队，绕着四百米的跑道跑圈儿。跑的结果总是：还没跑完第一圈儿，我已气喘吁吁，自然地缩到队伍的末尾，全班跑完了，我必是最后一个。那时还没读过鲁迅的《最先与最后》，连“不耻最后”的精神都没有，我早早儿就退下场了。

我估计叶老师也早早儿就发现了“所用非人”，一个学期结束，班委的工作就做了调整。我不记得自己是被“免职”还是被“改任”了，反正是不做体育委员了。

面子是给足我的。或许，让我当了个少先队的中队长？忘了。

又一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丢人丢到了家。

放学的时候，为抢霸乒乓球室里的球台，我和高二的两个男同学发生了争执。争吵不休的结果是各据一端，谁也打不成。

一不留神，那两个高二的男生，居然把我拽到窗前。其中一个，两手掐着我的胳膊，把我拎到球室的窗户外面。

三层楼高呀！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根细细的树枝子，被他悠来甩去。

我的嘴倒还是硬着。当然，也不敢挣扎，骂了两句也不敢再骂，怕他再动怒，把我扔下去。

楼下的同学们都仰脖儿朝上看，楼道里传来的脚步声杂沓纷乱，有几个闯进来的女同学失声尖叫。

大约十几分钟过去，那高二的大概也觉得没趣了，或许是因为老师的喝止，他把我拽回窗里，扔到水泥地上。

唉，他也就比我大两岁吧，我已经十五岁的身子骨儿，真就被人家小鸡子一般拎来拎去。

又过去三年了，我已经过了十八岁，个子倒是长高了点儿，可在旁人的眼里，还是那副瘦骨伶仃的模样儿。

想起薛玉峰的玩笑，心情难免纠结一下。

不过，也就是“纠结一下”而已。那年月，正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虽也跟着喊过，但心里是从来没有“斗”过的，更别说“狠斗”了。听到这句话时，甚至还有点儿“冒犯”的心思——整天揪扯这些“一闪念”，难道不会把自己揪扯傻了吗？

因此，关于“身子骨”的忧虑，真的也就一闪而过了。

何况，身旁这些一起奔向京西的哥们儿，随着列车的“咔嗒咔嗒”，正聊得昏天黑地。

不知这帮哥们儿里，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心里犯过一点儿嘀咕？我甚至觉得，他们的那种快乐，比起我来更显得没心没肺。

“青春无悔”，曾经是，甚至可能至今还是我们同代人乃至一代又一代人回顾青春时的豪言。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话，譬如我。

“无悔”和“有悔”，其实都无所谓，它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甚至只是自己内心的一面。有的人此时还“无悔”着，彼时则“痛悔”起来；有的人到了麦克风前，还“无悔”着，未及言毕，心里已经开始流血了……

我问过一位与我感觉相近的朋友，为什么他也不喜欢说“青春无悔”。

他说，其实说“青春”咋的咋的，又能咋的？我只是受不了那“壮怀激烈”的腔调啊。

是的，这话令我豁然开朗——我所厌倦的，只是真理在握义正词严高屋建瓴不容分说的那种信仰教主的姿态。

都活了快一辈子，难道我们还要充当别人的“信仰教主”？

我更喜欢和过去一样，低入尘埃，和大家分享尘埃中那青春的滋味儿。

…………

四十年后，我们同一趟火车过来的窑工们，还有后来陆续加入的几届“青春走窑汉”们，重聚木城涧煤矿。感慨当年未及弱冠，即投身井巷，搏命十年；星散之后，又已是三十年过去，而今花甲已近，绿发春雪。这中间，十个八个窑哥们儿小聚，倒是有的，但像这次，一声招呼，济济一堂，实在难得。当然，有一句话谁也不愿说出来：这会不会是曲终人散的一聚？

当年师傅中的一个，应也八十开外了，拍着我的脑袋说：“这小子这小子，当年可跟水葱儿似的呀！”

“您这是给我脸了，我怎么记得，当年您说的是：这小子，还嫩得跟小鸡子似的呢！”他初见我时扔下的话，和薛玉峰相差无几，我记得很清楚的。见他有些尴尬，我只能胡噜胡噜自己的脸颊，说：“唉，糊里糊涂地就老了呀！”

北京、外地乃至海外，当官儿的、发财的、做教授的、挣工薪的，各行各业……有的人风风光光，有的人平凡而快乐，有的人腰缠万贯，有的人谋生不易。不管是谁，当年轻时的诨名被唤起，当年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放也被唤醒，直言不讳的“臭骂”也开始了。不少人，四十多年未曾见面，一旦认出，便是肆无忌惮的哄骂，不分尊卑的调侃，随之而来的，或是毫无芥蒂的回敬，或是无遮无拦的笑声。酒桌旁，年轻的服务员有些不知所措——这杂坐于各桌的，净是他们的局长和矿长呀！

一帮“师傅们”端着酒盅儿冲过来，劝酒、干杯、朝领导骂骂咧咧，说你兔崽子现在又不是在主席台上，别装孙子啦，当了再大的官儿也是我们的徒弟！干了！……不干？你可过不了你师傅这关！

那边，几个粗声大嗓儿的师傅则在对着几个教授、律师训话：说破了天，这杯你也得干了！你这嘴皮子，都是当年跟着我们“神吹海哨”练出来的，这才敢到讲台上人五人六儿胡喷乱扯呢，你以为你是谁？还不是跟我们偷的师、学的艺？……

那时我就想，这帮家伙若是不离矿，会不会就这么“骂骂咧咧”过上他四五十年？

有滋有味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德性。

跟着窑哥们儿还学到了什么姑且不谈，至少，有滋有味儿地活着，是学会了。

都知道我在矿上时就舞文弄墨，后来也靠着舞文弄墨混饭吃，几位熟悉的工友便推鄙人撰诗，以记离别四十年重聚之盛，敢不从命？事先写了今韵古风一首，名曰《醉歌行》。又请也是窑工出身的一位书法家挥毫作卷，代表大家赠予木城涧煤矿。嗣后觉得，只在乱糟糟的酒席上秀，糟践了我等豪情，遂拿去发表在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日的《北京晚报》上。诗曰：

燕岭栖身未弱冠，

至今犹闻笛声传。

嫩骨西风人堪胜？

壮志深窟几度寒。

最痛青山埋忠骨，

每忆倜傥泪满衫。

泣血青春天赐我，

幸有诸君共悲欢。

敢忘当年相濡沫，

风雨砥砺石可穿。

阴霾一自横空扫，

鲲鹏扶摇万里天。

兄弟登高谁置酒？

恨不再醉四十年。

人过半百天过午，

吾做少年汝亦癫。

患难知己求一快，

笑声朗朗泪潸潸。

“嫩骨西风”，确是当年走下绿皮列车时的感觉。站在板桥火车站的月台上，面前一大排敲锣打鼓的师傅。忽然就冲过来一位膀大腰圆的师傅，知道是帮我拿行李的，我是感激而又自卑。

火车站东边，一道极长的台阶直指山腰。后来知道它俗称“轮子坡”，台阶共三百六十级之多。它不像一般台阶，隔一段有几步平台，可以歇口气。这直指云端的轮子坡，逼着你一口气由山底直奔山腰。是不是因为这排云而上的气势，时至今天，它还被人戏称为木城涧煤矿的地标？轮子坡上，应该就是矿区了。远远看上去，山腰间盘绕的似乎就是运煤的铁路，长长的煤罐车由车头牵引着，蜿蜒而来。我跟在那师傅身后，沿着轮子坡往上爬的时候，忽听身后远远传来“咣当咣当”的响动，回头一看，只觉一团黑风扑面而来。师傅也回过头，看着满脸煤粉的我咧嘴一笑：“那边是煤仓，正翻斗卸煤呢！”

我这才发现，轮子坡东边不远，就是矿区的煤仓。蜿蜒而来的矿车，缓缓进入翻斗器，一节一节地被翻转，矿车里的煤块煤末倾泻而出，“咣当咣当”，就是矿车翻转的声音。另有一条凌空架在起伏山峦之上的钢索，则来自更远的开采井口。钢索在山峦间循环往返，把一个个巨大的煤斗运到煤仓上空，煤斗和矿车轮番倾倒，腾起的煤屑如江河翻卷。紧傍煤仓而上的轮子坡，就算在风停云止的时候，也有纷纷扬扬的煤屑散到山坡上，有的则散得更远，一直飘到山洼间家属区的上空。

偷看一眼这扛行李的师傅，他脖子上的煤末子也不比我少。

定睛看去，山坡上，树叶草叶，早已覆盖了厚厚的煤尘，远远一望，家属区那边的屋顶上，也泛着一层黑莹莹的光。

师傅说，轮子坡，黑风口，撩起大襟儿蒙着走！

我心中似被撩起一股子豪迈。可这腔调里，难道仅仅是豪迈吗？

突然，耳畔响起了一片汽笛声。

关于煤矿，那时所知真是少得可怜。印象最深的，是看过的黑白电影《燎原》。这部“文革”前走红，“文革”后被打成“毒草”的作品，主人公叫雷焕觉。被批为“毒草”的原因，是因为这“雷焕觉”，被指斥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化身。更多的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但电影里响彻矿区的汽笛声以及矿工家属扶老携幼奔向井口等待亲人，而遇难矿工的尸体一个一个被抬出井口的镜头，已永远定格在脑海。

凄厉的汽笛声，便和矿难联想到一起。此时我心头不免一惊。

突如其来。此伏彼起。悠远。凄厉。

所谓“悠远”，是它真是回荡在山岭之间。所谓“凄厉”，是当时真以为是出了矿难——塌方、透水、瓦斯爆炸，都有可能。

轮子坡、黑风口等等，突然间都已不算什么。

“啊？出事了？”我都觉出了自己话音里的惶恐。

扛行李的师傅一怔，不解地看看我，想了想，笑起来：“没事儿啊。这是报时呢，每半小时响一次。” /kcbW6d0I+/zCJgz1wdVrm8GSlJqYtImk2e+EiVQNKrxrjb8fFw88xZjJvVyqhq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