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我和父亲之间

我爸是一本我没有读完且永远也无法读完的书。这不是说他本人有多么厚重。他的人生并不传奇，但有一件事不太平常。一九四九年，我妈怀上我不久，他就离开家乡北海，远赴广州求学。那一次远行很有些惊心动魄——几天以后，他只剩一条短裤，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他说船至雷州半岛附近遇到了台风，船被打翻，他抓住一块船板，凭借过人的水性而逃生。

“你知道台风来时那海浪有多高？足有四五层楼高呀！”这故事是他教我游泳时说的。我不久就怀疑他讲这个故事只是为了给我励志，那时我还不到八岁，可见就已经不是“省油的灯”。当然，那一年，我爸最终还是从北海到了广州。不久，广州就成为叶剑英治下的“明朗的天”，他顺风顺水被吸纳进新中国培养人才的洪流，进入了南方大学。而后，他又被送到北京，在人民大学读研，最后留在那里任教。

我爸离开北海不久，北海也解放了，我妈和全中国的热血青年一样，被时代潮流裹挟进来，先是在北海三小做副教导主任，后来也获得到桂林读书的机会。她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即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

一九五七年，父母应该是在北京团圆了。夏天，父亲回家乡接祖母和儿女上北京，我才第一次见到父亲，那时我已跟着祖母长到八岁。“留守儿童”忽然发现，时时被祖母挂在嘴边的“爸爸”回来了！此前我已无数次看过父亲的照片，并向同龄人炫耀。在那照片里，爸爸穿着黑呢子大衣，头戴皮帽，站在雪地上，一副英气逼人的模样。就是为了找这个人，我曾经求赶牛车的搭我，沿着泥泞的小路，“吱扭吱扭”地走了一下午。天傍晚时，扛不住好奇的赶车佬问我：“细崽，你坐到哪里才下？”我说，离北京还有多远？我到北京找我爸呀……那赶车佬吓了一跳。他说他也不知道北京有多远，但坐这样的牛车肯定是到不了啦！“细崽，天黑啦，野鬼要出来捉人啦，赶快回家啦！”……那时我才明白，坐牛车是找不到爸爸的。

而忽然有那么一天，一个人，拿着一只装满了花花绿绿糖球的玻璃小汽车，张开胳膊把姐姐和我搂到了怀里。这就是爸爸呀！络绎不绝的亲友提着活鸡、活鸭和海味，来看望“从北京回来的阿宝”；过去曾牵着父母的手耀武扬威的玩伴儿们，扒着我家院子的栅栏墙观看……从此我寸步不离地尾随在我爸身后，直到他一顿痛打把我扔到了可怜巴巴的地方。

离开北海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以花甲之身回到故乡的时候，在我的姨表弟阿鸣家，看到了当年我爸爸用他带回的相机为他们拍摄的“全家福”——四姨和四姨丈站在中间，左右站着他们家的五个孩子。四姨和四姨丈已然过世，表姐妹和表弟同我一样，当年不过垂髫总角，而今亦老矣。谈笑间，大家说这是我和他们仅存的童年照——因为在作为背景的海滨公园凉亭里，我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画面，远远地骑在栏杆上，肢体语言里表达着不平。那正是当年我时时刻刻要独霸父亲“眼球”，不准任何人染指的铁证。然而也正是这独霸的心思，招来了平生挨的第一顿揍，也是唯一的那顿痛揍。

回想那次，我实在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起因是那天中午我爸和四姨丈一起到我家附近的酒楼吃饭。这是何其简单而自然的事情！可一直“监视”着爸爸去向的我，为我爸不带我去而气恼。我居然跟踪他们到酒楼门口，“坐实”了父亲的“罪证”，随即回家向祖母告状，要祖母“御驾亲征”。祖母固然不会糊涂至此，却也顺着孙儿指天咒地，甚至言之凿凿地许诺，待这儿子回来定痛打无疑……然而这也无法平息我的骄蛮。父亲和四姨丈吃完饭，回到家，正好看见正在院子里撒泼打滚儿的我。

估计自从回到故乡，我爸已经忍了我几天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践行“棍棒”与“孝子”的古训。他先让四姨丈离开，又把蹲在身边哄我劝我的祖母拽回屋里，反锁了屋门。听到祖母在屋里又哭又喊，我还不知道大祸临头。直到我爸拎着一根竹棍冲到跟前，我才恍然大悟。我被摁在当院，当着篱笆墙外围观的街坊邻居的面，连哭带号，饱饱地挨了一顿打。

直到今天还在思忖，是不是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敏感、内向的人？

此后我爸再也没打过我，甚至连粗声大气的训斥都没有。我相信，父亲也一直在为那次暴打而后悔，虽然其错在我。我感到他的一生都在弥补。比如他每一次到外地讲课回来，都会给我买一件玩具。那些玩具中，有训练动手能力的拼装模型，有带着小马达的电器组合。如今想起来，相比当时并不富裕的家境，那些玩具的价格都令我大感吃惊。后来，父亲又给我买了《少年电工》《少年无线电》，而由此衍生的各种电工器械、无线电元件的开销更是巨大。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带我到地处新街口的半导体元件店，为我买下的那个半导体高频管的型号是3AG14，其价为六元一角六分，而那时父亲的月薪，仅仅是八十九元。那店员用电表帮我们测试三极管的时候，四周的电子迷们那艳羡的目光，我至今还记得。而我，从挨打以后，似乎已经“洗心革面”，成了一个“乖乖崽”，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儿唯命是从。我虽不再骄纵，却也从此和父亲生分。只要面对他，我永远会感到游弋于我们之间的隐隐的痛。想起自己少年时代那永远不卑不亢的沉默，我为自己羞愧，更为父亲心痛。难道我是个记仇的孩子吗？我为什么再也没有在他面前展露过作为儿子的天真与无忌——哪怕是得到一件玩具后的欣喜，跑过一趟腿儿回来复命的得意？

不过后来我又怀疑，也许，我们之间隔膜的起因，并不像这样富于戏剧性。作为一个父亲，待孩子长到八岁时才出现，无论你再想怎么亲近，也大都无济于事了吧？

直到他去世，我也没有找到机会，把我们之间的隔阂做个了断。

当然，我是爱他的。我又何尝不知道他也爱我们？

回想起来，其实从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为我谋划人生之路了。我甚至看出来了，对我学“理”还是学“文”，父母有着不同的梦想。我妈之所以要我做文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因为她当年就是个文学的“脑残粉”。我少年时代偷看过妈妈的日记，走异路、寻他乡的理想，破牢笼、换新天的激情洋溢其间，后来便明白其源盖出于鲁迅和巴金。父亲并不和母亲争辩，但他不愿我“子承父业”从事文科类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他对自己的“工业经济”专业，甚至不比做木工电工水暖工兴致更高。到了“五七干校”时代，他更是彻底放弃了对学术的兴趣。他对我妈隔三岔五就“点赞”我的作文从来不予置评，而每当他修理电闸、安装灯泡的时候，都把我叫过去扶凳子，递改锥。他还教我拆掉家里的一个闹钟，又教我把它复原。我的未来，似乎做个修表工更令他欣喜。

年齿日增，我才渐渐理解，父亲似乎对过往“意识形态领域”不断的“运动”更为敏感。而最终使我恍然大悟的是，他原来和我一样，很久以来就隐隐地感到头顶上笼罩着一团人生的阴影。

阴影应该是在我全家移居北京两年后砸下来的。那时候知识界有一场“向党交心”的运动，父亲真正由衷地向党交了心：解放前夕他大学毕业时，为了不致失业，曾经求助过一个同窗。据说同窗的父亲是个有来头的人物，那同窗即今人所言之“官二代”吧。后来我父亲发现，那“官”是一个国民党的“中统”特务。于是他狼狈逃窜，再也没有登门求助。

父亲这种完全彻底的“交心”之举，来自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赤诚，也薪传于“忠厚传家”的“祖训”，就像高血压脑溢血，属于我们家人祖传的疾病一样。而父亲终生的遗憾，就是这“忠厚”竟使他成为一个“特嫌”。那时候他还不到三十岁，全然没料到这样的后果。直到“三红”和“新人大”打派仗，争相比赛揪“叛徒”、抓“特务”，他被“揪”了出来，才彻底明白，原来自己早已入了“另册”。同时也就知道，为什么争取了几十年，入党的梦想这么难实现，为什么兢兢业业、勤勉有加，也不能得到重用。而我，当然也如梦方醒，明白自己何以不能入团、不能参军、不能成为“红卫兵”而被称为“狗崽子”……

其实那时候的派别斗争，大多是捕风捉影，大造声势而已。“三红”也没有登门抓人，“战报”也日日翻新，我爸这“特务”揪出来几天之后，风声就几近消弭了。派仗打得硝烟四起的清华、北大、人大等等，依次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父亲也在几天后回到了家里。他把三个子女叫到一起，坦诚地把向“组织”交过的心，又给我们“交”了一遍。他请我们相信他，他不是特务，绝不是！

我记得听他讲完了，姐姐和妹妹都在看我。

我当然相信他，但也只是点点头，“唔”了一声。我早已不会在他面前表达感情。

又十年，到了“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七年岁末，他终于获知，档案里那个不明不白的“特嫌”帽子，被宣布“解除了”。

那时候我还在煤矿当工人，已经快干满十年了。我妈来信催我温书考大学，还告诉我，如释重负的父亲，生活兴致陡增，居然还参加了什么什么庆祝活动，扭起秧歌来像模像样儿……我记得母亲的笔调仍然激情洋溢，她赞颂了高考的恢复、政策的落实，还赞颂了南下北上、调查取证的“组织”。但母亲说，你爸最终还是厌倦了北京的生活，想调回广州任教。

其实，在人民大学，比他冤的人有的是。比起那些蒙冤致死者，这点委屈又算得了啥？但对于他，这就是一生。他若继续留在人大，那个笼罩了他近三十年的心理阴影，或将挥之难去。

父亲平反南调后，终于入了党，先是参与了中山大学管理系的筹建，最后做到广东管理干部学院的副院长。在别人看来，他晚景辉煌。我却觉得，所谓“辉煌”，过矣哉。但他在广东，疗治了时代留下的心灵创伤，作为儿子，堪可慰藉吧。

我们之间的隔膜，却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我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待我的孩子。

当然，更期待，这世界，小心翼翼地待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