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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贩子”姚××没能接受我推迟报到的申请，我只好专程跑了趟景山少年宫，向主管《红卫兵报》的程金香和陈永康报告，要离开编辑部，到京西挖煤了。
他们诧异地打量着我。我隐隐知道他们诧异什么。
《红卫兵报》实在是一张很平庸的报纸。前几天很偶然地上网，竟发现有人在网上拍卖它的创刊号，大约是百十块钱一张。我忍不住好奇，把那拍品的照片放大，再放大，一行一行地搜寻，主要是想找找当年我写的文章。我写过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那文章，或许会藏着一点我的气息？
可怕的是，我居然没有找到。或者说，根本不敢确认，哪一篇是我写的。
它们几乎全都一个样儿！
我心里说，天哪，当年的我，也是这么写文章的吗？天天这样写，为啥还乐此不疲？
《红卫兵报》，其实就是北京中学的“四三派”和“四四派”经过撮合，实现了所谓“大联合”的产物。一九六七年三月，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四三派”“四四派”“不三不四派”，几大派别的头头儿都被“招安”了，有的进了随后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稍不济的，也混个红代会常委或者是红代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实现“大联合”后，要创办一家联合后的报纸。编辑部的人员，既不要来自“四四派”的《兵团战报》的，也不要来自“四三派”的《中学红卫兵》的。有人说，就从“四三点五派”找呗，稍好听的说法，就是要找几位不左不右、持论尚且公允者来办报。编辑部的成员，大概是几个学校的学生领袖们推荐的。比如我，即是由我们人大附中“井冈山”的李××介绍过来。同样，清华附中的黄×，他的“伯乐”应该是他们学校的程金香。
一九六七年，工人家庭出身的程金香曾经作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跟着姚文元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和谭厚兰等“学生领袖”“工人领袖”一起，乘专机访问了阿尔巴尼亚。那时的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唯一出访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那场面热烈得吓人。这边是一众首长欢送，那边是阿尔巴尼亚的领袖霍查多次接见并与代表团挽手歌唱，真有点儿“红卫兵运动”走向世界的豪迈。
实际上，程金香和“文革”初起时“砸烂孔家店”起家的谭厚兰可大有不同，她是一个低调平和的学生领袖。共事一年，甭说不像后来宋丹丹演的那位豁牙的“白云”那么牛：“那家伙！那真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就是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事，她压根儿再没提过一句。还有分管《红卫兵报》的陈永康，则是另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我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他在“文革”前就已经是北师大附中的学生党员了。没想到“文革”来至，他却因质疑工作组被打成“反动学生”，继而又平反成为“学生领袖”了。富于戏剧性的是，大约过了三十年吧，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一次部队作家研讨会上，发现陈永康已成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创作室的一员。他笔名咏慷，著有长篇小说、传记文学、叙事长诗等等。
《红卫兵报》里其他几位，也都各有来历，至少当时都是各学校群众组织的“笔杆子”。没错儿，这是一份办得非常平庸的报纸。或者并不是办报的人平庸，而是所谓的“红卫兵运动”，已经进入了平庸的年代。四十五年过去，我与当年《红卫兵报》的同人们或相聚或偶遇，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到了后《红卫兵报》时代，竟一个个出类拔萃。
一九八七年底的某一天，我去听一个关于“十三大报告”的辅导报告，报告人居然就是在《红卫兵报》里以写“社论”见长的黄×！据主持人介绍，“十三大报告”的起草，他是参与者之一，这我倒不以为奇。我吃惊的是，他竟能滔滔不绝地做起辅导报告来——十九年前我们在景山少年宫一起办报纸的时候，他可是个结巴呀！……“人生何处不相逢”，诚哉斯言！大约在一九九七年，我又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厅遇见黄×，名片一递，吓了我一跳——他不但是国内某部委的总经济师，还是“发言人”！这回说话磕磕绊绊的，不再是他，而是我了！来自四中的朱××，当年就是一派出语严谨、娓娓道来的读书人模样，现在是中国法学界的重要学者，以法理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等方面的成果最为显著。还有一位是来自汇文中学的贾××，当年是《红卫兵报》里写文章最有文学味儿的一位。当然，那年头的“文学”，也就是在文章的篇末，学着“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来一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类罢了。贾××当年的文章所引，我还记得一句，是“风吹月老天不动，浪打船头道难移”。不过，当贾××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汽车工业权威的分析师面貌出现时，已经不再“沉舟病树”，其视野之开阔、言语之中肯，与青涩时代的“舞文弄墨”判若两人。
…………
告别《红卫兵报》的最后一个夜晚，记得是和熊××、杨××一起过的。大约二十年后，熊××成了深圳的企业家，杨××则做了某省省委书记的秘书。在《红卫兵报》时，熊××是令我折服的一个，过去我只是知道北师大二附中的文科班是全市闻名的，心想挂了文科班的牌子而已，又能牛到哪儿去？及至认识了熊××，才从心底里服气了。我们的话题一涉及文史，我就不能不为自己读书之少而羞愧。年纪稍小的杨××谦逊而随和，在两位老大哥面前似乎总在呵呵地笑。我记得那晚我们校对、拼版直到付印，凌晨四点多钟才完活。以往，到这时候，骑车来的，就可以回家了。可那天凌晨，忙了一夜的两个伙伴都没有走。他们知道，我是要等五点半才开始营运的头班车。他们都说，这可是你最后一次和我们一起出报啦，陪陪你！
于是，大家就在那间校对小屋里聊。
五十几年过去了，聊的啥几乎全部忘记。但不会忘记的话题是，我们说起这印刷车间里的一个工人，就是我在《北京日报》印刷车间认识的、在巨大的海德堡滚筒印刷机里钻来钻去的那个工人——胖乎乎的，永远戴着一个大帽檐的棒球帽，永远一副和气快乐的模样。
这次来印报纸，却没能再见到他。
“说他死啦，上吊自杀了！……那天被揪出来了，是个特务！”
这消息是谁说出来的，已经不记得，只记得在“啊”的一声之后，似乎只有谁说了一句：“×，真没想到！”
片刻的沉默之后，话题被另一个话题所取代。没有一个人对“棒球帽”是“特务”提出怀疑。我也是。
其实我心里好喜欢这个人，用今天的说法，那是一个很“阳光”的中年汉子。不只是因为他操控机器之娴熟，而是因为这娴熟里透着自信，而这自信带来的愉快，又被他毫不吝惜地和我们分享。
“小伙子们歇着去吧！”印刷机的滚筒轰隆隆转动起来时，他每次都要从传送带上取出一张报纸，眯起眼睛专注地审视。随后，习惯性地扬起右手，用大拇指捏着食指一挥。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这手势意味着“OK”，甚至成了今天的时髦。在那年月，他可不敢喊出来，或许这动作只是他的习惯而已。当然，或许恰是这手势透露出了他的某些信息，致使他不得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多少年后，当“秒杀”成了一个时髦用词的时候，我又想起这个汉子。我才知道，他所具有的那种气场、魅力，说他当时“秒杀”了我，或不为过。
可是，既已“自杀”，就已盖棺论定，他不是好人。
我们居然谁也不再多说什么。
我之所以记住了这事，是因为那天早晨走进人大东门时，恰恰听到人大“三红”的高音喇叭发出“战报”——我爸被当成“特务”给揪出来了。
听到高音喇叭播出激越亢奋的前奏曲时，我刚刚下了32路汽车。清晨的北京，清爽宜人。人民大学的院子里，从早到晚都充斥着高音喇叭义正词严的呼喊，有时是“人大三红”的“战报”，有时是“新人大公社”的“告捷”——你揪出一个“叛徒”，我就揪出一个“特务”；你批我是叛徒的“保护伞”，我就批你是特务的“大本营”。人民大学家属楼林园的楼群间，也不时有披坚执锐的学生走过。有几次听到悲壮的《国际歌》和哀乐轮番响起，我知道，在大操场那边，“三红”或“新人大”，又有一位学生在武斗中“牺牲”了。更多响起的，则是雄壮激昂的进行曲，那就是要揪“叛徒”或是“抓特务”了。每次我听到都会心惊肉跳一下，然后就竖起耳朵倾听，心想该不会轮到我爸了吧？
这一次是真的把我爸给揪出来了。当时想到的，是两年前看完了俞××挨斗，回到自己班的教室，我成了被红卫兵们“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链”锁住的“狗崽子”。刚刚，两个小时前，在《北京日报》印刷厂里还和熊××杨××说起“棒球帽”，没过两个小时，回到自己家里，我爸却也成了“特务”。然而听了几遍高音喇叭里欢呼的“革命战果”，甚至听到直呼父亲的名字，嘶喊着“打倒”，我竟又像是毫无感觉了。往高雅里说，叫“惯看秋月春风”，往俗里说，叫“死猪不怕开水烫”。我从容地绕过红一楼红二楼红三楼，走到林园五楼前的小径上。
在单元门口，我碰见了经济系的教授徐禾。徐伯伯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是在五年之后才走红的。直到一九七七年我考上北大，它依然是政治经济学教材之一。当时我不知道徐伯伯属于人大的哪一派，犹豫了一下，按惯例喊他一声徐伯伯。他微笑着应了一声，似乎对喇叭里的呼喊也见怪不怪。此时天空上正回荡着“打倒大特务陈朝宝”的口号声。
姐姐陈中闻声从里屋迎出来，带着哭腔说：阿建，“三红”太坏了，说咱爸是特务！你听见广播没？
我说：嘿呀，管他呢，一天揪仨！“新人大”也天天揪人家“三红”的呢！……
我爸参与的群众组织，是“新人大公社”。
姐姐呜呜地哭起来，说：“你有良心没有？‘三红’整咱爸，你都不当回事儿……”
话音未落，“新人大公社”的高音喇叭也开始广播他们“揪特务”的“战报”了。
我得意地说：“你听！”
我告诉姐姐，昨晚我出门前，就看见咱爸正收拾他的洗漱用具呢。
父亲在人民大学函授学院教书，“文革”前，出差到各地的函授站讲课已如家常便饭。但“文革”开始，一切已被砸得稀烂。即便当时，党中央已号召“复课闹革命”，也只在中小学推行，大学里还是纷乱一片。昨晚，他又找出那个常用的手提包，往里面塞着毛巾牙具之类，这是要去哪儿？
我和姐姐这才恍然大悟。父亲昨晚就料到“三红”要抓他了。
“说不定，他这会儿早躲到‘新人大’那楼里去啦！”
姐姐这才破涕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