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狗崽子”

无论初中还是高中，我最感羞辱的时刻，就是填写那些将要递交上去并塞进个人档案的表格。它们不仅要求写上个人的情况，而且还要填上你的家庭出身，填上你父母姓氏、职业党派，乃至他们的家庭成分。还要求填写他们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比如你父母乃至父母的父母是不是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是不是做过旧中国的“军、警、宪、特”等等。人大附中成立之始，叫工农速成中学，来学习的都是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比如青岛的纺织女工，后来做了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郝建秀，比如高玉宝。还有一位屈银华，原先是四川的林业工人，后来参加了国家登山队，和王富洲、贡布一起实现了人类首次珠穆朗玛峰北坡的登顶……我读人大附小时，就听过屈银华的报告。我考上人大附中时，屈银华还在校，总见他晃着一只因登珠峰而冻残的手，在篮球场上投篮。那时的人大附中，刚刚变成一所正式招生的寄宿制中学，很多同学的父母在驻外使领馆工作，还有不少来自中直机关大院和部队大院的子弟，他们的出身自然都是“革军”“革干”，个个“根正苗红”。即使人民大学大院的子弟，也有许多人的父母是从解放区过来的“红色教授”。我的家庭成分，则是“职员”，比洪胜的“伪警察”稍强。我父母“历史清白”，比江宁他爸“集体参加过三青团”也略强。但我的祖父，是“工商业资本家”，我的外祖父，是“工商业地主”。每次上交表格的时候，我都是心慌意乱的，总是趁着讲台前乱纷纷的时候，把自己的表格递上去。

更令我不安的是，在“有无政治历史问题”一栏，我爸让我填的，永远是“清白”。我却隐隐觉得，“组织”其实是心里有数的。

“组织”是什么？它是一个庞大而神秘的存在。它气势如虹，无所不包，又明察秋毫，无处不在。

我总疑心我爸的“清白”，早就被“组织”在一旁冷眼看透，暗自发笑了。

少先队的时代一结束，我就成了班里申请入团的“积极分子”。那时候，能当个“积极分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跟时下在机关里成为“后备干部”一样。更准确地说，就是被组织关注到了，或也有些幸福呢。譬如前述洪胜考大学，一次一次被“考验”那样。修成正果固然不易，把你当成积极分子，就已经把你入团入党的胃口吊起来了。家母就是这样，从二十岁起就是“入党积极分子”了。我得坦诚地忏悔，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偷看她的日记。她如此信任我却低估了我的开锁能力。当然我也由此知道了亲爱的妈妈在家族里受过的委屈，还知道了三十年间她不断地进行自我的思想改造，不断地向组织上靠拢，忏悔自己的不足。

当然，至死，妈妈也没有入了党。

我承认自己没有母亲那般虔诚，但被组织接纳的渴望是一样的。遗憾的是，从初三开始，我申请入团就申请了十三年，直到二十八岁，我已经在京西当了近十年的矿工了，天不负我，遇到了一位开明的团委书记。适逢那时我也被解除了“反革命嫌疑”，团委书记说，这家伙再不入团，就入不了啦。于是在我二十八岁那年成了光荣的共青团员。几个月以后，按照共青团员的年龄标准，我又履行了退团手续。以致一九八二年在北大文学专业发展我入党的支部大会上，我陈述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模仿法律文书的口气，说自己有过“短暂的‘团’史”。可是因为会议严肃，这个“包袱”没有抖响。

我读高二的时候，自认为几乎是应该可以入团了。用后来在矿山学会的粗话，自认为“装孙子”装得挺好，“骄傲自满”也改造得可以了。把班上的“积极分子”们论资排辈儿一番，心说：轮，也该轮到我了——和眼下的“后备干部”们掐算前程的心思一模一样。没想到某一天，班里的团支部委员，被指派“培养”我的那位女同学，忽然问我，你爸是不是有什么历史问题？

我蒙了。显然，这疑问不会是空穴来风，为了这次发展，他们已经通过组织调查过。

回到家，问我爸。我爸说，没有啊，我没有历史问题，我是清白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一次，就是空军来招飞行员，当时瘦小干枯的我，居然成为寥寥可数的、体检过关的人之一。

征兵的人用同情的口气，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我爸给我的回答还是一样。

我没再说什么。我当然期待我爸就是“清白”的。但显然，他不能算“清白”，反而是来历复杂。

回想起来，几位提问者的语气里都带着同情和遗憾，让我至今感到安慰。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没有“躺平”。直到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听说清华附中贴出了“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我还应了几位同学的邀请，坐了“凤头”的“二等”，和几个“红二代”一起，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回想起那时候，真是追着赶着也要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啊。那时候的清华附中，被一片稻田包围。几辆自行车，跌跌撞撞地从田埂土路上颠过去，七绕八绕才来到教学楼下。教学楼门里门外，贴满大字报。大多内容已经记不住了，只是读到那一段“毛主席语录”，不由得心中一紧——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来过几次就发现，有同学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起名“红卫兵”。另有一些同学开始悄悄议论“反动学生”的话题了。那是一顶天大的帽子，得了这帽子，就成了被五行山压住的孙猴子。我不免为红卫兵们担心，却又佩服他们的胆气，特别是那些大字报里引出的毛主席《湘江评论》里的名句，更令人热血沸腾：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现场还听到来自北京好几所名校的“革军”“革干”子弟们嘀嘀咕咕，说清华附中校党委如何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何偏袒“白专”道路，欺凌“干部子弟”，等等。又有人悄悄告诉我，写这张大字报的，是谁谁谁的儿子，那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是谁谁谁的女儿。于是我心里便又若有所失。用时下的比喻，当时似乎就该明白呀——×，你跟着干啥来了？“打酱油”吗？

其实就算是跟着“打酱油”，也自有“打酱油”的心思。

坦率地说，我高二了。对即将面临的高考，好强的我也不无恐惧。很快就听说四中有学生把一封信递到了党中央，要求“取消高考”。我也隐隐地期待。直到最近，读到一些回忆文章，说四中和女一中学生的呼吁上达天庭，致使取消了高考。而当时那些呼吁者的动机，或许也是因为成绩不佳，对高考有所畏惧吧。我虽不至于“不佳”，但在班里也就是前十名的水平。那时的人大附中，可没有今天这么大名气，班里的前十名，一般般而已，何况我对自己的“家庭问题”还有一点自卑。因此，红卫兵们宣布对高考制度乃至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反有理”，在我内心深处，也不无窃窃之喜。

现在想想，我那时属于当“革命”来了，要蹭蹭“革命”的好处；当“五行山”压下来时，也能出溜闪开那种人。

革命啦，同去同去！

记得鲁迅说过，“革命人”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呼那些站在路旁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谁承想，几个月之后，“革命人”就把“同路人”踢出去了，而且索性宣布这“打酱油的”是“狗崽子”。

八月十七日晚上，离校回家时我发现，学校的大门里，停了长长一溜儿运兵车。那时的运兵车，是深绿色的解放牌卡车。车头对着出门的方向，静静地等着什么人，整装待发的样子。隔天看到报纸我才恍然大悟。昨天夜晚停在校园的运兵车，原来就是来拉“红卫兵”们去天安门的。出乎意料的是，不仅人大附中有了红卫兵，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转眼间已经波澜壮阔，一夜之间就站满了整个儿天安门广场。

十年以后，直到今天，曾置身于“红海洋”中的人们，开始反省那段历史，也反省自己的心态。有段话被很多人引为金句：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巴金先生的痛省则更直抵灵魂——“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奴隶！”

那场血雨腥风中每一个人所为，我无力甄别，因此我只能据实回忆所目睹的一切。自“八一八”之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日渐升级，抄家、批斗乃至“破四旧立四新”，肆虐北京，蔓延全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人大附中校园里，我看到过满载着抄家物资“胜利归来”的卡车，红卫兵们把沙发、箱柜以及文玩、卷轴搬下来，运到初中教学楼里去。在校门外，海淀北路两侧的田埂上，那些日子天天看得到面容沮丧、一身糨糊的中老年人，捏着或戴着纸糊的高帽，踽踽独行。那胸前的牌子上写着：地主、资本家、走资派……显然，他们来自沿线各单位刚刚结束的批斗会。我还亲眼看到红卫兵们押着一个女子走进初中楼他们的总部，据说她就是所谓“海淀九龙一凤”中的“凤”。后来听说那“凤”被打死，尸体放在楼梯转角下的储藏室里。

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把那践踏法律的肆虐和反人类的残忍，描绘成“全世界无产者的盛大节日”，甚至对这“节日”的再现，有着“激情洋溢的期待”。而“这时代的一粒沙”，如果没有落到自己头上，谁知道？谁在乎？谁体会得出、承受得了它的分量？

我们六七级三班红卫兵们的“官宣”，应该是八月十八日以后没几天发布的。稍早一天，我在人民大学二处那几排办公室的门外，带着几分幸灾乐祸，围观了一场批斗会。被批斗的角色姓俞，名字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因为他胸前挂的牌子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走资派俞××”，还有两个红叉相交其上。以至时隔半个世纪，我在百度搜索上找到了他的来历，立刻从照片上认出了他当年那模样。推算起来，那年他应该是五十岁，现在搜到的照片，当然是一个虽不英俊却也绝不猥琐的形象。可当年，他被推到二处办公室外面的那张乒乓球台子上，胸前挂着牌子，头上顶着高帽，高帽上污秽淋漓，白的是糨糊，红的是墨水，身穿的白衬衣被涂抹得乱七八糟。这狼狈的样子在那个岁月几乎天天见到。意外的是，我发现，被搞成这样子的这个人，就是平日里被我气夯夯地诅咒过多少遍的家伙。

大人们围着乒乓球台大喊口号，也有时停下来质问他，而他，嗫嗫嚅嚅地说着些什么，却引起更大的愤怒。最令我吃惊的是，人群中忽然有谁质问他和某某某的“关系”，俞××忽然放大了嗓门儿，说：“我们是同志关系！”质问者似乎暴怒了，哼了一声，喊：把某某某揪出来！人群里一个年轻女人就被揪扯着推到乒乓球台上，有人喊：“破鞋！破鞋！”“亲嘴儿！亲嘴儿！”时年十七岁的我阅世尚浅，但对这把戏的暗示是明白的。大概是有点儿害羞，对“破鞋”“亲嘴儿”的呼喊，没有附和，但对这老头儿倒霉，还是觉得解气的。

平日里，这张乒乓球台子就摆在这地方。就是这张让俞××站上去批斗，又把这女人推上去亲嘴儿的台子。那个年代，乒乓球台子，是极稀罕的。痴迷于乒乓球的我们，没少了揣个球拍四处搜寻，为的就是找一张乒乓球台子过过瘾。偶然一次路过二处，我发现了这台子。特别是在办公时间，这里冷清得诱人，便多次拉着乒乓球伙伴，趁台子的空闲来此对阵。我是个识相的孩子，每次打球时都不时向伙伴们示意：办公室里正在办公，闷声儿地打，万勿喧哗。其实这真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一阵乒乒乓乓之后，总有一个“老头儿”从办公室里冲出来，声色俱厉地吼道：“小孩儿，走开！这儿办公呢！”……少年人的玩兴是压不住的，乖乖地“走开”，也就是到大树后面躲一躲，待那老头儿回去，又溜回去乒乒乓乓了。未几，又是他冲出来呵斥……

这老头儿，就是眼下被揪到乒乓球台上的俞××。

就为这曾经遭遇的呵斥，我便觉得他挨斗活该。

大人们总是以为小孩子是可以随意羞辱的，以为小孩子们撇撇嘴，真的就“心悦诚服”了。他们不知道，几年后，李铁梅那句“仇恨入心要发芽”唱遍天下，直到今天还余音袅袅，而国人可不只是对日本鬼子这样。

看人家摁着俞××和那女的亲嘴儿，我心头一怔，没好意思张口。但随即跟着喊“打倒”“交代”之类，一句也不少。

没想到，几天以后，我也成了“革命对象”。

那天不经意地走进六七·三班的教室，赫然发现教室的后墙上，贴着两张大字报。一张的标题是：“高中六七·三班资产阶级狗崽子名单”，下面按一类、二类、三类分列其名。

“一类二类”几乎是早就猜得到的，就是班里一直灰头土脸的几位。

“三类”里，就有我的名字。

“狗崽子”名单的最后，是声色俱厉的训斥，具体已经记不清了。唯以下一句最为铭心刻骨：

我们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链把你们锁住，只准俯首帖耳，不许乱说乱动！

…………

我记得，和我一起走进教室，面对着这“狗崽子名单”的，还有一起办“文学爱好者”壁报，后来一起去挖煤的熊同学。他也在“三类狗崽子”的名单里。

我们似乎是互相瞟了一眼，没说一句话，赶紧从教室离开了。

暴风雨即将来临，每一片树叶似乎都在摇曳，颤动。难道你只看到它们的无助，没有看出它们也曾跃跃欲试？就像文艺界曾经发生过的批胡风、反丁陈、声讨“三家村”一样，多少我们崇敬的大师、学者，也曾轮番上阵，声色俱厉。他们绝不会想到，随后，当狂风骤雨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时，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那天我从教室出来，在校园里遇见了同班同学高某。高某身材瘦削双腿修长，每次蹬车滑行，她都俯身攥着自行车把，骗腿儿上车，就像小天鹅掐着王子的肩膀似的，把右腿扬向天空。后来我才知道，这动作在舞蹈上叫“探海”。我记得有好几次，几个男生歪着脑袋看她远去的背影，嘎嘎坏笑。高某也和我一样，被归入“三类狗崽子”之列。我们遇见时，她脸色惨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的继父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因生父在香港，她也名列那黑名单中。这突如其来的羞辱显然让高某震惊，她激愤地告诉我，她不仅上了名单，还被某某单独叫到一间教室里训斥。那位向她拍了桌子，还拿出了军用皮带，啪啪乱甩。

那位某某肤白面青，面容瘦削，凹目薄鼻。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过自己的梦想，是做个天文学家，而现在，想象得出他裂眦而怒，“以革命的名义”大发威风的模样。

我告诉高某，咱们谁也别跟他们较劲，赶紧跑吧。

和高同学讲话时，我看到了教学楼之间花草繁盛的小花园甬道上，聚集了一圈一圈的人。高我一个年级的所谓“反动学生”孙同学在和围攻他的同学们辩论，他身旁站着一个苍苍老者，老太太手扶一辆娃娃竹车，竹车里有几摞书，据说是红卫兵们勒令孙同学拿来审查的。不知为什么她母亲把书装到竹车里，颤颤巍巍就推来了。有人冲着老太太又吼又叫，老太太则一脸惊恐，嗫嚅地辩解。看得出孙同学的心痛，几近央求地说：你们有什么冲我来，别冲我妈嚷嚷……

忽又听到教学楼背后隐隐传来无边的喧嚣，大操场上，闹闹哄哄，人声鼎沸，像是开着运动会。有人说，“反动学生”李××在那儿跑圈儿哪！因为同年级，教室相邻，我是认识李××的，他白净而儒雅。每次见他，说起时尚的话题，他似乎都要与人论战，滔滔不绝，不容置疑。比如曾见他指着他们班某某的鼻子说：“‘八一’‘十一’，就是修正主义的温床！”所谓“八一”“十一”，是部队子弟和干部子弟集中的寄宿制学校的名字，被他抢白的同学，小学初中都在那儿读书。“你们是‘特权阶级’，你们就是修正主义的‘天然土壤’！”李××自负而雄辩，听说他父亲也是老革命，但曾有历史“污点”。好几个红卫兵都是那个大院的子弟，因此红卫兵运动既起，他自然就成为批斗的对象。当然他后来翻过身来，也得益于那个大院。他写信给“康老”——他父亲的老上级康生，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得到了康生的支持，成了人大附中的“造反派”。而后，“老红卫兵”因被“中央文革”抛弃而式微，他又不知用了什么法力，把“中央文革”的戚本禹请到了人大附中，这就让“井冈山”红卫兵崛起了。我发现，心情越好，李××的口才越厉害。他不仅善辩，也善编，甚至开始讲些荤故事了。那故事形神兼具还有“包袱”，可往往没等“包袱”抖出来，他自己早已笑得鼻子和眼睛攒到了一起。每逢这时候，我都想起他被老红卫兵们挥舞着垒球棒逼着跑圈儿的场面。据说跑到最后，他已经踉踉跄跄，而逼他跑圈儿的人，还有的骑着自行车，追着屁股撞他……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想到，不到半年，李××带领的“井冈山”红卫兵，反倒成了人大附中气势最为雄壮的“革命组织”，而我这“第三类狗崽子”，居然又被派去中学红代会参与《红卫兵报》的创办呢？

后来读鲁迅，我才发现，当时的自己，像极了被冷落在土谷祠里的阿Q，梦里都听见有人喊他：“阿Q，革命啦，同去！同去！”而现在，阿Q真的被唤醒来了，阿Q已经迈出了祠堂的门口，阿Q怎能不迷恋这“革命”？

再后来，在矿上遇见了熊同学。虽然干的都是岩石掘进的活儿，但不在一个工段。难得有一次聚会，聊起当年被赐名“狗崽子”的沮丧。他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后来你不也混得不错？

熊同学眼窝深陷，眼珠泛蓝，永远是一副调皮讥诮的神气。他道出《西游记》里的这一句，我听着倒无恶意，但显然有些讥讽。他倒是早就看透了，自被骂作“狗崽子”之后，成了个逍遥派。

再再后来，应该是最近，也就是被骂了五十六年以后，一个机会，我竟和班里当年的一个红卫兵坐到了一张餐桌旁。

这女同学当年是班里“老红卫兵”中态度温和的一位，她带来了另外两位“老红卫兵”的问候。我听出了问候中的良善。闲谈中得知当年的“老兵儿”们，在短暂的叱咤风云之后，所遭所遇，所忍受的凌辱，也并不比我们少。

套用托尔斯泰的老话：幸福的人生个个相似，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

被翻卷的“革命”浪潮一轮一轮地戕害的，不只是我，也包括了他们。 5cYzcGGEOeIyskS0fiPf/kLLw2C6pUXd8Haqf0MUho+kvLxEMiz1ftK17+74FX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