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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九六六年八月之前，我们高中六七·三班同学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有几位“革干”“革军”子弟，和我还是好朋友。
和平民子弟们的关系是无须说的，比如一九六八年和我一起到木城涧煤矿挖煤的熊同学，也是班里的文学爱好者，由他提议并出面请我们的语文老师张帆题写了文学壁报的刊头，至今犹记张帆先生那篆书“文学爱好者”五字的圆融典雅。熊同学高中时就开始给报社投稿。有一天他不无兴奋地告诉我，他收到了散文家袁鹰的回信。读这位散文家的回信，应该算是我破除“作家神秘感”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了。
第一次是读初中时，课间操铃响的时候，老师说，你们可以到高中教学楼那边看看高玉宝去，高玉宝来啦。
我们小学课本上的《半夜鸡叫》，选自高玉宝所著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半夜鸡叫》写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早早出工，钻到自家的鸡窝里学鸡叫，引得全村公鸡打鸣，借以催逼长工们下地干活儿。而长工们则“巧捉偷鸡贼”，装傻充愣地把正蹲在鸡窝旁的周扒皮暴揍一顿，解了心头之恨。这段近似民间笑话的传奇，以及解放军的文盲小战士如何成为作家的传奇，使高玉宝成了新中国标志性的文化人物。在被保送人大新闻系之前，高玉宝就是在原名为“工农速成中学”的人大附中就读的。那次高玉宝回到母校，记得他在高中教学楼台阶上被同学们围住，应大家要求即席讲了几句话。别的都忘了，只记得他说祖国的未来会更美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引发同学们会心大笑，我似乎忽然明白，讲话是可以生动有趣的。几十年后，读曹子建致杨德祖书，曰“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便想起高玉宝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且不管《半夜鸡叫》后来被人诟病，有人说是瞎编，有人说是洗脑，我得说，第一次遇见一位作家，感觉是有趣的。大约三十几年后，我到大连出席一个活动，居然又见到了高玉宝，他已是年近九十的老人了。我告诉他，我一九六四年见过他，我是人大附中毕业的，就是工农速成中学！
他憨厚地笑着，说好啊好啊，老同学！老同学！
第二次也是在初中时期，班里表演朗诵节目，排练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我发现分到我手里的一册，竟有贺敬之赠给我的语文老师王传业“惠存”的题签。
第三次就是从熊同学这里读到袁鹰的复信了。
大约二十几年后，我在某次文学界的会上见到了贺敬之，也认识了袁鹰。分别说起学生时代几次“破除迷信”的故事，他们都记不起赠书和回信的事了。当然这很正常，好的作家会有千千万万的拥趸，互通书信的虽是少数，也很难奢望一一记下。但当年这瞬间的激励，对于我来说也弥足珍贵。当年我的老师、文学青年王传业，如今已经近九十高龄，依然精神健旺。和我一起到京西挖煤的熊同学，一九七七年也参加了高考，就读于人民大学统计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工作，二〇〇九年已病故于退休前的一次会议上。高中时，我和熊同学大概都属于“不问政治”的一类。
“文革”之前的一两年，也就是我上了人大附中高中以后，同学间的隔膜逐渐产生了。我发现某几位有些优越，原因是他们都有一本“小红书”。越发令人沮丧的是，学校点名各年级各班的某几个人，集中去开会。这些人回来时，那神色透着庄严。问他们干啥去了，不说，好像地下党刚刚接头回来似的。
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有什么感受。年仅十几岁的我，好胜而敏感——是团干部会？不像。有的人不是团干部，去了；有的人是团干部，却没去。莫非是“入党积极分子”开会？也不像。“积极分子”的人数不会这么多。后来，终于有人透露出来，那是保密的会，是什么什么级别以上干部的子女才能去呢。后来又知道，那会的内容倒也没什么，就是跟他们打招呼，别把在家里看到的文件、听到的“消息”，拿到学校来“侃”——那时没用“侃”这个词，市井文化的语言，在学校里还不通行。其他还告诫他们什么，就不得而知了。但感觉，班里那么几个同学，原来在组织的眼里，是些“体己人儿”。
而我，似乎从那时开始，渐渐觉出自己的失落来。
些微的不爽当然没几天就过去了，依然心无芥蒂地和“子弟们”做同学做朋友。比如某年寒假过后，一位同学告诉我春节时他跟着父母到了人民大会堂，在游艺会上都玩儿了些什么。又说某次在中南海的湖边小路上，碰见了陈毅，老总喊他“小鬼，单车给我骑一下”。陈老总真潇洒，把抽了半截儿的烟蒂往车铃盖儿上一捻，喊着“巴适巴适”，绕着湖边骑了一大圈呢……我问，哪辆车？就是这辆车吗？——当时我正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这是英国的“兰令”，我们俗称“凤头”。我坐在“凤头”的“二等”上，和中南海“扯上了关系”，颇有些与有荣焉的滋味儿。
只是觉得班里同学的认知，在一点一点分化着。比如有些人对政治的敏感让我吃惊：某日，见他们脑袋凑在一起，对着一本杂志指指点点。后来才知道，那本《中国青年》的封底，印着一张油画，题为《你追我赶》，说是里面藏着“反动标语”！于是这天全班的早自习，一堆一堆的小脑袋，扎在一本《中国青年》的封底上，嘀嘀咕咕。据说那画面下方的芦苇荡里，苇叶交织中，还真有人找到了“打倒共产党”或“蒋介石万岁”的字样。幸亏那时还没有手机，连电话都很少见，可后来还是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专门的“辟谣”。足见不光是我们一个班，也不光人大附中，全国青年都觉悟高涨，“目光如炬”了。
此后，无论是学校还是班级里，不知怎么就游荡出许多匪夷所思来。比如有一次我们教学楼里发生了窃案，小偷撬开了几个教室，还撬开了几个上锁的课桌。那天上午，警察封锁了出事的教室，出出进进，拿皮尺丈量的，满地找脚印的。开眼界的是，警察们往被撬过的桌面上又是刷粉，又是拍照。我由此才知道，抹过某种银白色粉末的地方，能清晰地显现出指纹。在熟谙专业的警察面前，小小毛贼玩儿的不过雕虫小技。据说当天就破了案，但破案的结果却让“组织上”大伤脑筋——这“小毛贼”，竟是一个“干部子弟”。有趣的是，为难的不仅仅是“组织”，连一个后来与我同列“第三类狗崽子”的同学，都惶恐起来。他极其紧张，又带着一点幸灾乐祸，告诉我：“听说×××还是个干部子弟欸！”我说：“这有啥新鲜的？什么子弟都有可能干这事啊！”后来我才明白，这家伙比我更早感受到了“组织上”的难处——紧接着，“组织精神”就传达下来了：“不扩散”啦，“不传谣”啦，气氛和后来“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帮”之始禁绝“政治谣言”差不多。
班里还有些事让我费解——高二时，由高三“蹲班”（留级）来了一个同学，引得班里几个同学兴奋异常，好像洪湖赤卫队里来了韩英、夏伯阳的队伍里来了富尔曼诺夫似的。那同学倒沉静而平和，总是穿着一身洗得洁净的旧军装，恰和“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气氛相呼应。我那会儿好像比今天还“成熟”一些，有疑惑也只藏在心里。在我，或者在不少同学眼里，“蹲班”可是很丢脸的事，听说这同学是因为专心致志于学习“毛著”，才荒废了学业的，那也不能算光荣吧？为这同学“蹲班”到我班而欣喜的，都是班里的“政治”核心人物，说“咱班的政治力量又加强啦”！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从解放军转业回来的，自然带来了“三忠于、四无限”，还带来了“阶级路线”的辨析。由此班级里政治气息越发浓郁起来。那时我正争取入团，但相信在这位班主任和那些“核心同学”眼里，我是属于“白专”道路的一类。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不少词汇恐怕一生也闹不懂，比如“白专”。当时负责“帮扶”我的那位团支部委员就曾明确指出，我应抛弃“白专思想”。咋就“白”了？实在是百思不解。当然我是乖巧的，向往入团，那就得老老实实承认“白专”才算聪明。再则那团支委漂亮而友善，我更不愿驳人面子，辩解何益？几天以后，晚自习课上，作为语文课代表的我，到各个座位上收作业本，恰巧从黄军装同学身旁路过，无意一瞥让我大吃一惊：第一，上自习时人家还在学习《毛选》，真是手不释卷啊。第二，那《毛选》上，画满了赤橙黄绿的杠杠，天头地脚还填满了团团片片的批注，我见到的那一整页书，已然画得密不透风。这书没有读过“万遍”，十遍八遍也总是有的。这让我真正看出差距，并拳拳服膺了。
慢慢地我发现，往毛主席著作上标记“铭心刻骨”的人，表示“豁然开朗”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那些在天头地脚写满“体会”的人似乎乐得那标记被人发现。
谁不愿意当个“贴身小棉袄”呢！
没多久，同学们已经不甘心只是成为“体己人儿”了。据说组织号召大家不应满足于当革命的“同路人”，要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同路人”闹不好就成了彭德怀——同学间已开始传闻庐山会议出了“反党集团”。赫鲁晓夫渐渐被斥为国际共运的叛徒，而对中国革命的忧虑，开始成为大会小会挂在嘴边的话题——“接班人”。
又传说毛主席推荐了《触詟说赵太后》，讲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战国策》里这一篇，《古文观止》里是有的，听说当今高一的语文教材里也有，可当年我们的教材里却没有。那会儿长沙马王堆汉墓还没挖掘，便也没有那件记载战国纵横家的帛书来证明，“触詟说赵太后”应为“触龙言说赵太后”。因此我们读《古文观止》的时候，这个“詟”字，同学们大多还不认识。听说这篇文章曾被毛主席推荐，就定要找来，郑重地读了。
今天读来，赵国的左师触龙言说赵太后所云，仍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您要是真爱儿子，不能任其“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
身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开始都以为自己是长安君的。只有几个同学例外——他们似乎一直冷漠着，并不热衷于入团，也不热衷于那些时髦的话题。直到红卫兵运动起来了，他们出现在“狗崽子”名单里，而且被划作“第一类”“第二类”，我才豁然明白，他们早就明白自己是“异己”。而我，这个未来的“第三类狗崽子”，当时只是从这些热议的话题里感到被边缘化的苦恼罢了。据说党中央忧心着“反修防修”，忧心着“红色江山”，“长安君”们早也感同身受，跃跃欲试地要迎接什么狂风暴雨似的。高尔基的《海燕》就成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图腾。我得承认，这跃跃欲试也曾不时唤起我与之共鸣。学校里开始以“学习解放军”为时尚，出操、开会，即便是进饭堂用餐，都是四列纵队，大家一起昂首阔步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记得，自己在作文里也是“心忧天下”的，关心着“红色江山”如何“永不变色”，乃至如何成为“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后来，我很快知道，咱哪里算得上是“接班人”？连个“体己人”都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