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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起码”这个题目，是一个不大招人喜欢的题目。因为从我写小说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听到这样的告诫：“小说起码得有人物”，“小说起码得有情节”，“小说起码得细节真实”，“小说起码……”我当然对良善的告诫充满了感激，但也不能不对“分析性瘫痪”抱以警惕。就如一个关于蜈蚣和蛤蟆的寓言所说，蛤蟆问蜈蚣，当你的第一条腿前伸的时候，你的第五条腿咋动的？当你的第九条腿拨拉时，第十八条腿干啥哩？蜈蚣停下来想，这是个问题，真是个问题。想来想去，竟至不会爬了。
为此，对“小说起码”之类的话题，我一向不感兴趣。
不过，最近，我觉得小说似乎还是应该有个“起码”了。
“起码”什么呢？起码别装孙子。
这种说法未免失之于粗俗和刻薄，好在它是留给我自己当“座右铭”的，并无针对他人之意，所以，是否雅驯，倒也无关紧要。
这种“警策”也未免格调太低。我要是说“小说起码得是时代的号角”，或者说“小说起码得是一本形象的马列主义教科书”，那该多么带劲儿！对于我来说，当“号角”和当“教科书”，自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不过，既然心力笔力不逮，还是别唱高调吧，更何况写出一篇小说来，老百姓看了，不骂你“装孙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哩。
那种老百姓看了以后，骂为“装孙子”的小说，我是写过的。
我早在一篇文章里讲过了，我发表的处女作是一首诗，题目叫《欢送》——对“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加以讴歌——虽然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刚刚被褫夺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此后，我的比较有影响的小说叫《荷泽惊澜》——讴歌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虽然我一直不能忘怀在“运动”初期，我如何被红卫兵们封为“狗崽子”，被宣布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链牢牢锁住”……此次《钟山》不弃，让我在“作家之窗”里亮一下“相”，开列“作品目录”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不知道是否应该把这些作品列上去。最后，我还是把它们写上去了。一个文学工作者，就像他应该正视别人心灵的真实、心路的历程一样，他更应该正视自己心灵的真实、心路的历程。那时的我，“是一个受着生活的挤压，却还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了我的时代的陈建功；是一个对现存的一切产生了不少的怀疑，却又不断地寻找理论，证实存在合理性的陈建功；是一个被生活的恶浪打得晕头转向，迫不及待地抓一根救命稻草的陈建功”。于是，文学，便成了个人厄运转机的攀附物。由此而发之作，怎么能不逢迎、不违心、不追风逐浪，怎么能不招人骂为“装孙子”？！
历史的转折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它使我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人生，也认识了什么是文学。也许，我的认识还肤浅得很，不过，那种“装孙子”的小说，我是再也不愿写了。
在最近一年里，我常“混迹”于北京的胡同里闾，谈笑于市井小民中间。天天早上逛一趟天坛，和提笼架鸟的老头儿们学“鹤翔庄”，晚上抽空儿到街心公园的树荫里听戏，和“戏迷”“票友”们纵论历史，横叹人生。我也替年轻的工人写过“告状”信，替“板儿爷”们写过“检讨书”。在搜集了大量生活素材的同时，我又悲哀地想到，也许，我仍然属于果戈理笔下的“幸福的作家”之列。他们“慌忙避开那无聊的、惹厌的、以可怕的弱点惊人的实在的人物，却只创作出具有高洁之德的性格来”，“用檀香的烟云来蒙蔽人们的眼目，用妖媚的文字来驯服他们的精神，隐瞒了人生的真实，却只将美丽的人物给他们看”。当这样的作家，也许的确是“幸福”的：“大家都拍着手追随他的踪迹，欢呼着围住他的戎车”，“他的姓名已足震动青年的热烈的心，同情的泪在各人的眼睛里闪现”……不过，当这样的作家，在生活的严峻评判面前，能保证不被人们嗤之以鼻吗？
同样，在《死魂灵》的第七章，果戈理为我们描述了另一类作家，“那运道是完全两样了”：“他得不到民众的高声的喝彩，没有感谢在眼泪中闪出，没有被他的文字所感动的精魂的飞扬，没有热情的十六岁的姑娘满怀着英雄的惆怅来迎接他，他不会从自己的箜篌上编出甜美的声音来，令人沉醉，他还逃不脱当时的审判，那伪善的麻木的判决……”，“像一个无家的游子，孤零零地站在空街上。他的事业是艰难的，他觉得他的孤独是苦楚的。”可是，正是这样的作家，“敢将随时可见，却被漠视的一切：络住人生的无谓的可怕的淤泥，以及布满在艰难的，而且常是荒凉的世路上的严冷灭裂的平凡性格的深处，全都显现出来，用了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的刻画，使它分明地、凸出地放在人们的眼前”！果戈理的这些话，使我激动不已，潸然泪下。时代不同了。我并不愿意也不应该把果戈理时代的文坛和我们当今的文坛做什么类比。可是，从这忧愤深广的文字中，我们不是应该感受到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应该具有的直面人生的真诚、正视现实的勇气、不为凄苦寂寞的运道所夺志的精神吗？一个作家，不管他生活在什么时代，没有这种真诚，没有这种勇气，没有这种精神，他就难免不粉饰生活以趋时尚，难免不歪曲现实以博喝彩，老百姓不骂他“装孙子”才怪！
我是喜欢自省的。这大概是造成我下笔迟迟，作品寥寥的原因。不过，文场历来是人欲横流之地。我们中国的文人，历来有两个传统，一曰“感时忧国”，一曰“趋炎附势”。大约是千百年来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使然。我自知自己的身上，也难免流着这两种血液。时时自省一下，我自认为倒是比较稳当的为文之道。
不过，若说所谓“别装孙子”，就是文学的“真实性”的问题，这说法就略嫌肤浅了。我认为，作家能否为读者提供真实的人生图景，当然是作品能否为读者所认可的关键。但我上面已经说过了，作家能否为读者提供这种真实的人生，取决于他的为人、为文之道。所以，我所说的“别装孙子”，是说为人为文之道的。更何况当今的读者们要求我们“别装孙子”，也不仅只是要求我们的文学“真实”而已。
比如吧，当今的读者们还要求文学与他们平等地交流，平易近人地探讨。居高临下的教导，强加于人的态度，大言治国安邦之道，他们早已领教够了；并且，他们说不定还在日常生活中继续“领教”着。打开小说，又是这一套，能不挨骂吗？古人说：“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罗浮居士《蜃楼志序》）借古人的话，言其“小”，言其“说”，大概会招致文学批评家们的批评。因为近来，对所谓专写“小乡小镇小猫小狗”的“小”字号文学批评之声时起，我想借用一位著名作家的话来回答之：“干脆把‘小说’改成‘大说’算啦！”小说是否有深刻的广阔的社会意义，恐怕是不能以写的是“小乡小镇小猫小狗”还是“大乡大镇大猫大狗”而论的。鲁迅先生的小说，即“小镇小店小狗小鸭”也，“说虽小乎，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我绝不反对写重大题材，即便写重大题材吧，我也希望和读者们平等一点，平易一点，家长里短，从容道来。我当然希望而且必然从中铸造我自己的情感世界，但还是让他们先把我当成“哥们儿”，跟着我去转悠吧，别让他们没等我开口，便道一声“装孙子”，扬长而去。
1984.5.24于北京
（原载《钟山》1984年第4期。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