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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朗·施耐维斯 精神病医生，焦虑症专家。在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焦虑》（2000年）和《克服恐惧》（2005年）。
几个月前，我去拜访了一个叫吕克的皮肤科医生朋友。他不但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我的私人医生。这几年来我的面部经常出现角化病变，吕克一直尽职尽责地用液氮帮我治疗病变。角化病变属于良性病变，通常是由皮肤过度暴晒引起的，但是几年之后可能会恶化成癌性病变。这个词一冒出来，相信各位读者都会浑身一颤，用一个更具概括性的词语来说，那就是癌症。
对疾病的焦虑是如何形成的
像所有医生一样，我也知道，有些恶性皮肤肿瘤的入侵性并不强（如基底细胞癌），有些则很强，首先便是恶性黑色素瘤和鳞状细胞癌。所谓的入侵性，指的是癌细胞在人体内转移扩散的能力，而癌细胞一旦发生转移，肯定就是恶化的征兆。
这次病变不寻常
几周前，我的鼻子上出现了一块病变，我以为是角化，于是决定去找医生。那是在圣诞节的前几天，不久后我就要去雪山度假了。像往常一样，我以为吕克会用液氮冷冻法处理，也就是五分钟的事儿。但事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吕克说：“你去度假吧。等你回来以后，我会给你做一个活组织检查。这次不是什么紧急情况，也不严重，不过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
在那一刻和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并没有产生焦虑情绪。我想，吕克只是表现得比较谨慎而已，最终的结果肯定还是进行和往常一样的治疗：液氮冷冻。
两周后，我又来到了吕克的诊室。我进行了活组织检查，但结果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吕克切开了病变部位，取了一小块样本，放进一个小瓶子里，封好了瓶口，然后开始填一份送检的单子。快填完的时候，他抬眼看了看我，说道：“还是要确认一下这块病变是不是鳞状的。”
我当时被吓呆了，回家以后我才发现心里有多么焦虑：我感到胸闷气短，心跳明显加快，背后直冒冷汗。于是我把平时指导患者的方法用在了自己身上。
敢于接受自己的情绪
我只是观察了一下焦虑对自己引起的机体反应，并没有试图抑制它们。我对自己说，像所有的焦虑爆发一样，这些症状都会自动减轻的。当它们确实开始减轻时，我进行了一些放松运动。之后我开始审视自己的想法，在这方面，我的患者们帮了我大忙。最坏的想象无疑是怕检查的结果为鳞状细胞癌，那么我想自己的身体也就垮掉了。当然，死亡的念头也冒了出来，不过令我吃惊的是，这个念头并未狠狠地打击到我，我想可能是因为之前我与真正罹患癌症的患者有过交流，和他们一对比，我的情况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其中一名女患者的话让我记忆犹新：“您知道吗？我觉得站在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家都是不死之身。我的意思是说，我永远不会看到我自己的死亡，直到死前的那一刻，我都是活着的。我死去的那一刻，意识消失，我也就不会看到自己的死亡了。”这句话时常伴我左右，当话题涉及死亡时，我总能想起她的话，它帮助我重新将问题的焦点拉回到那些被忽视的生的机会上面，正是这些机会构成了我的现实生活。我们会在后面讲到的克洛德-让的故事中再次谈到这个话题。
我怕的到底是什么
在对疾病的恐惧治疗过程中，一般在问过例行的问题“我怕的到底是什么”（回答：是痛苦和癌症）之后，认知治疗医师会让患者进行自我辩论。在我的情况中，倾向于癌变的客观论据那一栏几乎是空的，我只写了吕克的猜想，而相反论点的论据就多了：病变并不像是鳞状的，我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病变，事后都被证明是良性的。由此看来，癌性病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也不能排除。我来到了推理的最终阶段。如果这真的是鳞状细胞癌，那么会很严重吗？而关于严重性的论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如果病变处在初期（很明显，我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是有好几种治疗方法的。先谋事在人，之后成事就在天了。
我的推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即便这次情况真的很严重——尽管不太可能——那么这种严重性也只是相对而已。现在的问题便是我该以何种行为来应对目前的精神状态。我有一位名叫乔治的疑病症
患者，我经常与他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有一天，他来看病时对我说：“认知重组确实是个好东西，不过它最终没能说服得了我。就我的情况来看，我一直深信有一天我会病得非常严重。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每当我出现焦虑情绪时，重新做一遍原来的推理，不用去想什么新招，也不用绞尽脑汁去找新的论据。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我的潜意识便投降了，我终于清静了。”现在我决定使用乔治的方法：一旦焦虑出现，我就重新做一遍刚才的推理。
最终我并没有斗争太久，大概过了二十四小时，我就觉得自己几乎不怎么焦虑了。六天之后，吕克打来电话，告诉我那只是化脓性肉芽肿，一种良性病变。
关键点：接受自己的情绪
当你被焦虑情绪控制时，要先给予它适当的关注。不要试图转移注意力，那样只会加重焦虑情绪。
相信与倾听
艾萨是名五十二岁的患者，她曾找我解决她的焦虑问题。她惧怕自己会罹患脑癌，已经怕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她的问题可追溯到童年时期，她曾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游击队员处决，头部中了一枪。她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躲过了那场当地的革命运动，逃亡到了法国。当时她并没有接受心理疏导，而是自己建立了一套斗争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体系。艾萨后来接受了高等教育，嫁给了一名专区
区长，有了一个的女儿，十二岁了。
对于疾病的持续性恐慌
尽管艾萨接受了四年精神分析学的教育，但她还是不能掌控自己的焦虑情绪。每当头痛时，她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去想象脑子里长着一个巨大的肿瘤。于是她会恐慌起来，缠着医生，让对方给她做核磁共振或者头部CT扫描。无论用什么方法都阻止不了她：医生一再拒绝她的请求也没用；提醒她扫描的费用无法报销也没用；威胁她说她非常喜欢的一名医生会因此辞职，还是没用，一直到医生无奈地同意她的请求为止。检查的结果总是一切正常，但艾萨此后仍然会再度恐慌。几天后她就会想：放射科的医生会不会漏看了什么？是不是他没调试好仪器？肿瘤是不是才长了几天，还看不出来？
心理医生的其中一项工作便是在认知疗法过程中帮助患者将其思维模式从感性过渡到理性。换句话说，医生会引导患者认清到底是哪些想法引发了他的焦虑情绪，再使他学会把这些想法与现实区分开来。焦虑症患者的思维集中在某种危险上，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围绕着这种危险以及摆脱它的方法，以至于忽略了一切与这种可怕的危险无关的事物。在艾萨的案例中，她对自己身体的过度关注引发了紧张情绪的增长，从而出现头痛的症状。她无视其他一切有可能引起头痛的因素，只觉得癌症是唯一诱因，这种想法加重了她的焦虑。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观点，她经常上网查询，结果是那些疾病的复杂描述和患者们的网上交流更加重了她的焦虑情绪。
在相信与倾听之间
焦虑症患者的亲朋好友已经非常习惯，总能听到他们抱怨自己幻想出来的疼痛，以至于时间长了谁都不想再去听，甚至会嘲笑他们。而心理医生有时也会对患者做出同样的行为。因为如果他相信患者的话，那么只会让患者更加焦虑；如果他不相信患者的话，患者就可能拒绝配合治疗，这有失心理医生的身份。对于艾萨，我决定谨慎地辨别我听到的内容。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论据是目前脑癌的患病率。艾萨说道：“一天到晚都在想脑癌的事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电视上总是在说这件事，另外确实有很多人患脑癌。至于证据嘛，我周围就有几个人得了脑癌。”我的第一反应是，艾萨夸大了脑癌的患病率（她认为每年在10万人中会有5~6人罹患脑癌，即每年新增患者3500至4000人）。不过我还是决定让自己也处在艾萨那种十分警惕的状态之中。接下来的一周里，我试着向周围人打听脑癌的情况。在与家人、朋友、同事、商贩以及我的药剂师的谈话过程中，我也会找机会抛出脑癌这个话题来讨论。经过一周的潜心调查，我得到了一种苦涩的满足感：我周围确实有几个脑癌病例。艾萨是对的：当我们对某个现象产生兴趣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如果你去看心理医生，一定要刁难他一下！
我们谈论的另一个论据是：“网上有很多专门讨论脑癌的网站所以脑癌肯定比您说的常见。”艾萨说完后，我决定自己去网上了解一下，我在搜索结果中看到有52万个法语的相关网页。我又做了一个对比，输入“梗塞”会得到79万个查询结果，而输入“心肌梗塞”的话只有21万个，但是法国每年的梗塞新增病例为12万。因此，虽然关于这两种疾病的网页数量很接近，但它们的发病率却是1∶30！
这个小插曲让我和所有的心理医生都受益匪浅，因为它使我们更专注于倾听患者的叙述，同时也使患者受益匪浅。因此，你去看心理医生时，一定也要刁难他一下！如果你觉得他并不完全相信你，那么就准备好论据再去问诊，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医生的讨论中去。这样一来，你和医生在治疗结束后都会精神百倍！
小组治疗
在进行心理治疗时，不要指望让医生“带着”你。治疗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对抗自己的心理问题。
“我决定要幸福起来，因为我想活得更久一些”
玛蒂尔德有惊恐性障碍的困扰。她五十岁左右，平时不怎么出门。虽然备受困扰，但是她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使得这种模式适应她的焦虑情绪，因此她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麻烦。玛蒂尔德和丈夫一起经营着一家服装店，离住所大概两百米远。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我们都知道，通常情况下，惊恐性障碍会伴随有广场恐惧症
，玛蒂尔德正是如此，她经常会惊恐发作。惊恐发作相当于一种生理上的风暴，横扫人的大脑，在数秒钟内会引起诸如心悸、流汗、呼吸困难以及肌肉极度紧张等典型症状，严重的还会影响到人的思维，如会引发人们对死亡和失去理智的恐惧。若用认知行为疗法来治疗这一病症，可帮助患者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反应和思维模式，但是我与玛蒂尔德的谈话并没有达到这一目的。
惊恐来袭
在经过几轮针对她那些灾难性想法的治疗之后，玛蒂尔德仍然坚信，将来总有一天她会被自己的惊恐性障碍害死。在认知行为疗法中，医生和患者要形成一个小组，小组中两个人要各自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关于是否应该相信玛蒂尔德脑子里的那个暗示自己在发病时会死掉的小声音这个观点上，玛蒂尔德承认，在自己数十次的惊恐发作中，每一次她都相信自己会死掉，但她今天能来问诊，事实证明她还活着，她错信了那个小声音。我告诉她，对惊恐性障碍的研究明确表明，患者不会在发病时死掉。她相信我说的话，并把它记在了本子上。可尽管如此，她仍然坚信自己会被惊恐性障碍害死。
有一天，玛蒂尔德拿着我的一本书找到我：“您自己看看，您是怎么写的！您在自己的书里就说过，焦虑症患者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的两倍！您还写道，焦虑症患者是否比常人短寿，此事尚存争议！”总之，我们的讨论受到重重阻力，治疗进行得十分艰难。
如何摆脱自己的执念
几周以后，玛蒂尔德轻快地回来找我。她参加了个犹太教教士的讲座，讲座的主题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条戒律
。在这名犹太教教士的评论中，有一个观点说的是，与父母之间的和谐关系可使人幸福，而这种幸福又是健康长寿的保证。在讲座的过程中，玛蒂尔德得到了一种启示：长寿是和幸福联系在一起的。她认为阻碍她幸福的唯一障碍就是焦虑情绪，于是她立刻决定相信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即惊恐发作不会害死人，并放弃自己的执念。她的推理很简单：如果我放弃对这种必然死亡的执念，接受自己的惊恐发作，我就能够迎战所有折磨我的情形了。之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就可以幸福起来了。我幸福起来，就可以活得更久。她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为了活得更久一些，她决定幸福起来（几年之后，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夫·安德烈也对我说过同样的道理）。自那以后，玛蒂尔德有了明显的进步，治疗也顺利了起来。
此后我常用这个故事激励其他患者，同时也用来激励我自己。在遇到玛蒂尔德之前，我也了解过一些关于健康和好心情（还有抑郁症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的知识，但玛蒂尔德的启示更加点拨了我。有些话，重复几十遍之后，便会在某一刻产生更加深远的意义。
死亡总是让人不安
与大家的想法正好相反，因身体健康问题而焦虑的患者通常并不全是害怕死亡的。
克洛德-让四十多岁，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他是被他的耳鼻喉科医生推荐到我这里来的，因为他患有耳鸣。通常情况下，耳鸣是突然发生的一种现象，有时出现在强烈的声音冲击（如摇滚演唱会）之后，有时也会由不遵守减压规则所导致（如潜水突升事故）的。但克洛德-让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病因，他的耳鸣已经有一年之久了。最初，他并没有感到持续的疼痛，渐渐地，他的右耳失去了部分听力，耳鸣也呈持续状态。但检查结果（扫描、核磁共振、耳科检查）并没有显示严重的病变，而且也没有比较对症的治疗方法，他只能接受并适应这种状态。
潜伏在一种恐惧背后的另一种恐惧
在第一次谈话即将结束之时，我和克洛德-让站在门口准备互相道别，但克洛德-让坚持要告诉我一个秘密：“大夫，有些事我没有跟您讲。”有时，患者在问诊的过程中很难说出真正的病因，这时，心理医生在问诊结束时就会感受到明显的压力。因此我时常向在我监管下的医生和心理学家建议，送走患者之前的这段时间不要急躁。“其实我来见您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学习如何适应我目前的状态。最让我心烦的是，有时我会在半夜惊醒，怀疑自己的脑袋里长了肿瘤。我第一任妻子的姐夫就是因为脑癌去年去世的。最近几周，我总觉得耳鸣正是脑癌的征兆，我也知道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但我始终怀疑是医生搞错了。”
我们的第二次谈话便是讨论他的这种恐惧。我事先准备了一下咨询的内容，并发散了一下思维：我想起了自己治疗过的几位患上胶质细胞瘤的患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他们的病情发展，而是他们最终都因病死亡的结果。我的思维把我带到了死亡以及我自己对死亡的焦虑上面，于是我开始害怕起这次谈话来，而且我相信克洛德-让一定会从对死亡的恐惧谈起，我自己也肯定会因为我的那些想法而感到不自在。
“其实真正让我感到焦虑的并不是死亡，而是脑癌带来的痛苦。”我当时肯定是一脸吃惊的表情，克洛德-让接着说道，“我知道一个疑病症患者这么想多少有些奇怪，不过我想人终有一死，这一点我还是能够坦然接受的。”
“我的父亲是在我十六岁时去世的。他在我们家那边还是挺有名的，他从商人变成了镇议员，最后做了镇长。他在议会选举中落选，但仍然很受欢迎。在我十四岁时，他得知自己患了脑癌，于是我们两个人聊了很多。他说，有那么一刻，他想放下一切，带着我的母亲去环游世界，去最好的饭店用餐。总之，就是尽情享受自己最后的时光。但是几天后，他又提到了这个计划，他说仔细考虑过后，还是觉得为镇子和家庭的付出能够使他感到真正的幸福。两年后，他去世了，我想他走得一定很平静。此后，这几次谈心的情景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中。”
“困扰我的是他生命的最后半年。第一次手术过后，他的肿瘤又长了起来。治疗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他瘦了很多。二十五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还会做关于那时的噩梦。”
在这里，心理医生对语言的使用就需要十分谨慎。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倾听患者的倾诉，而接下来的任务则是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想法对患者产生影响。
疏导焦虑情绪的三个建议
1.焦虑会改变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要将焦虑时自己的内心世界摆到桌面上去审视，疑病症患者普遍会自动将痛苦和严重的疾病联系到一起。去找一找这里面的逻辑错误吧！
2.焦虑症患者对于自身健康的评价会被自己的执念所干扰，比较普遍的执念是“各个器官毫无特殊反应才叫健康”。这是错误的！这是外科医生勒里什的观点。活的机体是会有各种反应的，只有接受这个事实，你才能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放松下来。
3.尽管针对疾病恐惧的认知行为疗法属于短程疗法，但医生们还是要慢慢来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