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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还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财富。“不被抢夺且可以随身带走”。
犹太人有着宗教般虔诚的求知精神，且将知识当做他们最稳妥的财富，所以，他们耀眼于世界各个领域，无论是科技界、思想界、文化界、政界还是商界，都是造物主对他们求知精神的回报。
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一艘大船出海航行，船上的旅客尽是些大富翁，唯有一个人例外，他是一个拉比。
富翁们闲着没事，就互相炫耀自己所拥有的巨额财富。正当他们彼此之间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那位拉比却说：“我觉得还是我最富有。只是现在我的财富不能拿给你们看。”
半途中，海盗袭击了这艘船，富翁们的金银财宝等等，全被抢掠一空。海盗们离去后，这艘船好不容易抵达了一个港口，但已没有资金继续航行了。
下船后，这位拉比因其丰富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立刻受到居民的器重，被请到学校里去教导学生。
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拉比偶然遇上那些曾经同船旅行的富翁。如今，他们都已陷入朝不保夕的凄凉境地。
富翁们深有体会地对拉比说：“你以前讲得一点不错，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等于什么都没有。”
从这则故事中，犹太人得出的结论是：
知识可以随身带走，且不会被抢夺，所以知识是最重要的。
犹太人的这个结论，十分直观、实际。在当今世界上，知识就是财富，受教育程度同收入成正比，几乎已经成为一条严格的定理（除了在少数地方）。
以美国为例，一个高中毕业生一生大约比一个初中毕业生多挣10万美元（80年代初水平），一个大学毕业生又要比一个高中毕业生一生至少多挣20万美元。而600万美国犹太人中，高中毕业生当时已达84％，大学生已达32％。相比之下，全美总人口中，只有35％的高中毕业生和17％的大学毕业生。
仅仅这一个差别已经构成了美国犹太人与美国其他少数族类群体的巨大差异的基础：1974年美国犹太人家庭平均收入为1．334万美元，而白种人中（有色人种就更不用说了）非犹太族类群体的家庭平均收入只有9953美元。前者比后者高了34％。
对个人来说是如此，对国家来说也同样如此。用伊扎克·纳冯的话来说：“教育上的投资就是经济上的投资。”
况且，“教育上的投资”岂止“经济上的投资”！知识还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财富。“不被抢夺且可以随身带走”，犹太人早就领悟、发现、赞美这样的优点了。
在反犹主义存在的长时期内，犹太人随时准备踏上迁徙之途。而且，上路之前往往还要遭受一场洗劫。他们能带走的只有信仰和知识，以及由知识和求知探索而生成的智慧，至于不动产及金钱，往往被反犹主义者所掠夺。
随后犹太人把他们所带走的知识转化为物质形态的财富，而知识，也就是他们所有投资的浓缩和凝固形式。犹太人在流散四方的途中或新居住点能迅速地找到那些缺乏教育者无法与其竞争的较好的位置，从而站住脚、恢复元气甚至兴盛起来，知识，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而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同样是这笔“资本”的作用。
以色列的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如水资源和油气资源。但是，以色列的人才资源却异常丰厚。数十年来，欧美以及苏联等地的许多一流人才都移民到了这个小小的国家。他们带来了自己的知识、技术、专长，换言之，他们带来了他们教育投资的全部，从而使以色列从建国之日起就是世界上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又为以色列继续培养人才打下了基础。如今，以色列已经是人才过剩的国家。据统计，以色列人均产值的增长部分中，有1／3—1/2是靠提高生产率取得的。从而使地处沙漠边缘的以色列，以只占人口总数5％的农民养活了全国居民。
对于犹太人来说，知识的那种“可以随身带走”的灵巧性，也可以使他们选择同样“可以随身带走”的灵巧职业。
在任何一个地方，犹太人都相对集中于金融、商业、教育、医学和法律行业。70年代初，美国犹太人的职业构成中，这类专业性、技术性、经营性工作所占的比重，男子为70％，女子为40％，而同期全美平均却分别只占28.3％和19.7％。在最为灵巧而收入最高的两大行业，医生和律师中，犹太人的比例更是奇高：
1925年普鲁士约有33％的医生和25％的律师是犹太人：在犹太人仅占4．5％的罗马尼亚，有1/3以上的医生，包括兽医是犹太人；而70年代末的美国，约有3万名犹太医生，占私人开业医生总数的14％，约有10万名犹太律师，占律师总数的20％。
看着这些令人枯燥的数据，不能不又一次让我们感叹犹太民族、犹太文化或犹太智慧的神秘力量：一个古老民族保存了几千年的价值观念和技术手段，却能同现代社会如此和谐地相吻合，如同上帝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