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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有对优越感的需要，同时拥有属于自己的优越感目标。这个目标来自他赋予自己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它融汇在他的生活方式里，像一首独特的乐曲的旋律一般贯穿其中。这个目标并不是简单明晰、能被我们一眼就看清楚的。对于这个目标，他的表现是含糊的，因此我们只能从这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去猜测。了解生活方式就像阅读一首诗歌。诗歌的意义从来也不会只在字面，一首诗的含义总是远多于它的字数，需要我们从字里行间去把隐藏着的意义挖掘出来。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一样是复杂丰富的，作为心理学家就必须要学会分析研究展现出来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要学会欣赏生活的意义这门艺术。
除此之外，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办法。生活的意义的获取，是在一个人四五岁这个阶段。这样的获取不是如同数学习题一般，而是盲人摸象，依靠的是人的感性，然后自己给出解释。同样，一个人的优越感也是通过逐步摸索一点点建立起来的，然后，就成为人的生活目标，成为人奋斗的方向。它是动态的，而不是像航海图上的一个静止的点。没有人能准确清晰地描绘出自己的优越感目标。也许一个人能很清楚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不过是他总体目标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即便目标已经具体化了，但抵达的途径千差万别。比如一个人想成为一名医生，但想要成为一名医生，他需要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不仅是希望成为一名比如病理学的专家这样简单，他还要拥有对人对己不同于一般人的兴趣。我们还要看，他帮助同类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他对这种帮助的限制。当他把这种目标用来作为对自己特有的自卑感的补偿时，我们要能从他的职业表现以及其他表现中，看出他所要补偿的自卑感来。
很多医生在其儿童期就已经面对过死亡。死亡的事实很早就给予了他们“生命是脆弱与不安全的”的深刻印象。也许是他们的兄弟姐妹或者父母的死亡，促使他们在以后的学习中确立的目标是为自己和他人找到更安全、更能抵抗死亡的方法。另一个人也许立志成为一名教师。但我们也知道，每个教师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假如一名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很低，并且把做教师当作是获取优越感的手段时，他就会想要统治那些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而且只有跟那些相对弱小更缺乏经验的人在一起，才能感觉到安全。而那些拥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教师，会平等地看待自己的学生，他是真正想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教师之间能力与兴趣的差异，他们的目标对他们的表象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异。
一旦目标明确，个人就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对自己的潜能加以限制和压缩。他的整个目标会出现变动，但总是会按照最初的设定朝前进展，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它都会找出办法来实现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以及为他争取获得优越感这一最终理想。
因此，无论是谁，我们要做的都是透过表面现象看到其实质。一个人很可能改变他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就像他很可能变换自己的职业一样。因此，我们需要找出的是蕴含在这些变动下的不变的核心，也就是整体的人格。这个整体是不会因为表现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就好比一个三角形，当把它按不同位置、不同角度摆放时，它看上去会不一样，但只要稍微用心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个三角形其实是始终如一的。一个人的整体目标也是如此，它不会在具体的表现中完全显露全部的自己，但我们能从它的综合表现里发现它完整的面目。我们绝对不应该这样对一个人说：“只要你做到了这些或者那些事，你就能满足你的优越感。”对优越感的追求是富有弹性的，事实上一个人健康程度越高，越接近正常，他就越能在最后找到新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有那些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才会认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唯一的出路，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不要轻率地为任何对优越感的特别追求做评价，但我们从所有追求优越感的目标中，发现了一种共有的因素——想要成为神。这一点我们能在儿童的身上看得很清楚。儿童们会这样说：“我想成为上帝。”很多哲学家也有类似的理想，而有一些教育家也一样，希望把孩子们教育成神。古代那些宗教训练里，也存在着同样的目的，信徒们必须努力把自己修炼得接近于神。成为神的理想曾经以一种较为温和的形式体现在“超人”这个概念上。据说在尼采（Nietzsche）精神失常之后，曾在一封写给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信中署名“被钉上十字架的人”（The Crucfied）。由此可以看出，在他的理想中也存在这样的因素。
精神失常的人常常对自己的优越感目标不加掩饰，他们会坚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他们渴望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被全人类膜拜，成为那个掌控着超自然力量的主宰，能预言未来，能通过无线电和全体人类交流并聆听任何人的对话。而有的时候，这种想要成为神的愿望也会以较为理性的方式，体现在想要拥有无所不知的智慧的欲望中，或者是想要不朽的愿望里。无论其想要获得的是肉体生命的不死，还是通过轮回一次次复活，要不就是幻想能在另一个世界里不朽，无不都是以满足神的欲望为基础的。在宗教教诲中，只有神才是不朽的，才能永生。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样的观点的是是非非，它们无不都是对生活的解释，是“意义”。而我们都以不同的形式在采用这种意义——成为神，或者成为圣人。甚至就是那些无神论者也是在把对神的胜利、对神的超越作为自己的目标。这是一种最为强烈的优越感。
优越感的目标一旦被确立下来并具体化后，在生活方式中就不会出现偏差。无论是个人的习惯还是一种病症，就达到具体目标来说，都是正确的，是无可非议的。任何一位问题儿童，一个精神心理疾病患者，一个酗酒者、罪犯或者性变态者，都是在采取适合他们的目标的行为，目的都是取得他们心中的优越地位。至少他们自己是不可能抨击自己的病症的，因为相对于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病症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名男孩在学校是全班最懒惰的学生，有次老师问他：“你的功课为什么总是这样糟糕？”他回答道：“只要我是这里最差的学生，你就会一直关注我。你不会去过多地关心好学生，他们又不在课堂上捣乱，学习又好，完全不需要你去关心。”这类情况，只要他的目的就是吸引老师的注意并给老师制造麻烦，他就不会改变自己。这样你不可能让他不再懒惰，因为懒惰是他达到目的的唯一的手段。从他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否则他就是傻瓜。还有一个男孩，在家时非常听话，但看起来有点笨，在学校也是一个差生。他有个大他两岁的哥哥，而他哥哥的生活方式与他截然不同，又聪明又活泼，但总是因为冒失而惹麻烦。一天，有人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宁愿像现在这样笨，也不愿像你一样是个冒失鬼。”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目标就是避免麻烦，那么他的“笨”就是最明智的做法。正是因为他的愚笨，别人才不会对他有更高的要求，即使是犯错了，他也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原谅。也就是说，愚笨仅仅是他的手段。
时至今日，流行的治疗方法都是针对具体的病症。但无论是在医学还是教育层面，个体心理学都反对这种做法。如果孩子的数学落后于其他学生，或者是很难完成他们的作业，我们若只是注意这些，想要让他们在具体方面有所改进，那是没有效果的。他也许是为了给老师制造麻烦，也许是想要被开除以便能逃避学校。如果纠正了他某个具体的方面，他还会去找别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与成年人的精神心理疾病表现完全一样。例如，一位患有偏头痛的病人，通常情况下这种头痛对他很有用，每当他需要帮助时，都能随时开始发作。因为他的头痛能帮助他回避很多的社交困难，每次当他需要见某位不熟悉的人时，他就会头痛发作。与此同时，这种头痛还是他对他人随心所欲发脾气的最好手段。怎么可能指望这个人不再头痛呢？站在他的角度，按照他的观点，他的痛苦不过是一种策略，能带来远超过痛苦的回报。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些极端的手段比如电击或者吓唬他需要手术，来“吓走”他的头痛，正像这样的治疗手段能吓走战场神经病（shellshocked）一样。也许治疗能让他得到头痛的解脱，也让他不再使用这种特殊手段的病症，但不改变他的目标，他就还会找到另外的方式，也许是失眠或者别的什么病。
有一类精神心理疾病患者能令人吃惊地迅速摆脱自己的病症，并马上换成另外一种。这类患者就像是精神心理疾病症状的收集者，总是在不断扩充自己的收藏目录。他们会大量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但阅读的目的是寻找到新的病症来作为自己可能的选项。对此，我们应该做的是找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以及这种目的和优越感之间的关联。
假如我在教室里放一架梯子，爬上去，坐在黑板的上方，任何看到我的人大概都会想：“阿德勒博士疯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有梯子，为什么我要爬上去，为什么我要坐在这样一个引人瞩目的难堪的位置上。但如果他们知道我爬到这样高的位置坐下，是因为我只有处在比别人高的地方才能不再感到自卑，只有俯视着学生才能感到安全，就不会为我的举动感到吃惊了。这时候，我采用的是一种很明智的手段，来达到我的目的。梯子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工具，而我爬上梯子的行为也就是计划周详、执行得当的了。我的疯狂只在于一点，那就是我对于优越感的解读。这时候如果有人能说服我相信“我的目的实在太烂”，那么我就会改变我的行为。但如果我不改变我的目的，而梯子被拿走了，那么我就会用椅子继续这样干；假如连椅子也被拿走，那么我就会采取跳跃或者攀爬的方式。所有的神经病患者都是一样的，他们选择的手段相对于他们的目的都是正确的，都无可厚非。他们需要改变的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目的的改变必然带来习惯与态度的改变。那些适合于他新的目标的态度与行为，就会取而代之。
让我们来看一位30岁女士的例子。她因为焦虑和无法与人交流来寻求我的帮助。她在工作方面很难取得进展，于是只能靠她的家庭来供养。她也会偶尔做一些如打字、整理文件之类的简单工作，然而不幸的是，她所遇到的老板都会向她求爱，这使得她不得不多次离职。可当她再度找到工作后，却发现这位老板对自己毫无兴趣，结果是她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并再一次离职。
她来找我之前，已经接受过很多年的心理治疗——我估计大约有八年——但一直都进展不大。她并没有改善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也就依然无法找到一个足以养活自己的职业。
在我接手后，我追溯她的生活方式一直到她的童年时期。不了解童年，是不可能理解成年人的。这位女士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非常漂亮，受宠程度令人难以置信。那时她的家庭环境很好，父母对她有求必应。当听到这里时，我赞叹道：“你像公主一样被抚养长大。”“对呀！”她说，“那时每个人都叫我公主。”我要求她回忆最初的记忆，她告诉我：“四岁时，我有一次走出房子，看到一些小孩在玩游戏。他们不断跳起来大声喊‘巫婆来了’。我吓坏了。回到家后我问我的乳母，是不是真的有巫婆。她说‘当然有，有很多巫婆、小偷、强盗，他们会跟着你到处跑’，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害怕一个人待在屋里。”她的这种害怕一直在她生活的形式里表现了出来。她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做好走出去的准备，家人也支持她如此，并给予她尽可能的帮助。在她的早期记忆中，还有一个记忆很深的经历，她说：“我有过一位男钢琴教师。有一次他想要吻我，我跑去告诉了我母亲。后来，我就不想再弹琴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她很早就开始学会跟男性保持距离，在性的方面，她都是在遵循避免发生纠葛的原则。在她的意识里，恋爱是软弱的表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的是，很多被卷入到爱情纠纷里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软弱的。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并没有错，因为在恋爱时，我们都会变得比平时温柔，对另一个人的兴趣会导致很多烦恼。只有那些把自己的优越感定义为“我不能软弱，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底细”的人，才会把爱情看作是软弱的表现，才会逃避爱情。这样的人在遇到爱情时，会变得很糟。他们会讥讽、嘲笑那些可能让自己陷入危险的爱情里的对象。因为这能让他们远离自己认为的软弱。
这位女子也是如此。她在涉及爱情与婚姻时就会感到软弱。结果一旦在工作中遇到男人向她表示爱意时，她就会惊慌并选择逃跑。当她还没学会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于是她的公主城堡也随之坍塌。她虽然也尝试找了一些亲戚来照顾自己，但一切并未能如她所愿。一段时间后，亲戚们都对她厌倦了，再也不愿给予她所想要的照顾。于是她非常生气，责备这些亲戚说：“你们让我独自生活是危险的。”这样，她才勉强避免了孤独生活的危险。我敢肯定，如果她的亲戚们再也不为她烦心，她会疯掉。要达成她的优越感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迫亲戚照顾她，让她避免去自己应付所有的生活问题。在她的潜意识里，她认为：“我不属于这个星球。在另一个星球上，我是一位公主。这个可怜的地球完全不懂我，不明白我有多重要。”再进一步，她就会疯掉。她之所以没有走到这一步，主要是因为她有些亲戚还愿意照顾她。
还有一个例子，能很好地展现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
一位16岁的女孩被送到我这里来。她从7岁开始就偷窃，12岁开始就跟男孩子在外过夜。在她两岁时，她的父母在长期争吵后，终于离了婚，她母亲把她送到祖母家抚养。这孩子的祖母非常宠爱她。在她出生时，是她的父母争吵最严重的时期，所以她母亲不欢迎她的降临。这位母亲一直都没喜欢过自己的女儿，母女之间关系非常紧张。我很友善地跟这个女孩交谈，她告诉我：“我并不喜欢拿别人的东西，也不喜欢跟男孩一起四处游荡。我这样做就是想让我妈妈知道，我不需要她管我！”
“你是为了报复她？”“我想是的。”她仅仅是想要证明自己比母亲强大，但她之所以把这当作是自己的目标，其实说明了她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比母亲弱小。她感觉到母亲不喜欢她，并因此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她想要从中争取到一点优越感，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制造麻烦。如果儿童有偷窃或其他不良行为，那多半都是出于报复。
有一位15岁的女孩失踪了8天。在被找到后，她被带到了少年法庭。在那里她编了一个故事，说有个男子绑架了自己，把她关在一间房子里8天，没有人相信她。医生和她谈话，要求她说出实情。她却暴怒起来，一巴掌扇在了医生脸上。当我见到她时，我问她将来想做些什么，并让她感觉到我只是对她的未来感兴趣。在我要求她讲一个自己曾做过的梦时，她笑了，告诉了我下面这个故事：“我从一间地下酒吧出来时，遇见了我母亲。很快，我的父亲也来了，我请求妈妈把我藏起来，我不想被父亲看到。”
这个女孩害怕父亲，而且还在对抗他。他常常惩罚她，正因为害怕惩罚，她只好撒谎。不管什么时候听到撒谎的案例，我们都应该要看看是不是有严厉的父母存在。除非真相是可能带来危险的，否则撒谎就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能看出，这个女孩与她的母亲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任与合作。后来，她向我承认，是有人引诱她去的那家地下酒吧，她在那待了八天。因为害怕父亲知道才不敢说出实情，但与此同时，她又非常想让自己的父亲知道这件事，这样就可以让她感觉到自己战胜了父亲。对于父亲，她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处于受迫害的地位，只有伤害了父亲，她才会有优越感。
对于那些使用错误的方式寻求优越感的人，我们要怎样才能帮到他们呢？如果我们承认，对优越感的追求是人类的共性，那么就要好办很多。因为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能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想问题，并同情他们的困境。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他们努力的方向错了。在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隐藏着对优越感的追求，这是我们的文化所决定的，也是我们文化的源泉。人类的活动总是在按照这样一条道路——由下到上、由负到正、从失败到成功——前行。然而，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的，只有那些在奋斗中能做到有利于他人的人，才总是在超越着前行，在自己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帮助着他人。只要我们明白这点，并按照这种理念去对待他人，就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改变自己。
一切人类有关价值和成功的判断，最终得出的结论都是合作。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共识。对行为、理想、目标、行动和性格特征的一切要求，无不都是基于合作的标准。没有人能完全缺乏社会感。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和罪犯同样明白这个公开的秘密。这可以从他们拼命想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合理性，并总想着把责任推卸给他人的行为中看出。可惜的是，这类人已经丧失了对生活正确的认知，也没有勇气改变自己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强烈的自卑感让他们认为，在合作中获得的成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不再面对真正的生活，而是去跟虚幻的影子抗争，从中获得强大的感觉。
人类的分工决定了有很多的空间用来安置不同的目标。在前面我们说过，任何目标总会存在着一些错误的东西，而实际上我们也总喜欢挑出这些错误来求全责备。一个儿童，他的优越感可能是来自数学，另一个儿童，他的优越感可能来自艺术，而第三个儿童，他的优越感也许是来自健康的体格。那些消化不良的儿童，可能认为自己面临的主要危险是食物，以为只要能控制食物的风险，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儿童很有可能将来会成为厨师或是营养学家。从每个特殊的目标中，我们都能看到：真正的补偿经常伴随着某种排他性，以及某种存在自我限制的训练。比如，一个哲学家总是需要经常脱离现实生活，才能安静地进行客观的思考，才能写自己的书。但如果优越感目标包含了很多的社会责任感，则在他的目标里存在的错误，就不会导致太大的损害，而且要知道，我们说的合作是多方位、多样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