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年轻的。但我的幸运在于我的这本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且有很多人想要去认识我。
其实一开始被引荐到伦敦文学界的时候,我是有点迫不及待和一丝胆怯的,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却有一点儿伤感。从最近出版的小说里,我感觉到伦敦变化很大,但是我已经有很久都没去过那儿。当初文人们聚会的地方也换了,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泰德、诺廷希尔、高街和肯星顿的地位。而且从前四十岁能成名被叫年轻有为,如今二十五岁就会被称为老。但是在过去的那个人们都不太喜欢情怀的年代,我们说话倾向于含蓄,女性的地位比今天低,感情只要多一点儿就会被嘲笑幼稚,所以看上去大家都有一点儿古板傲慢。过去的那些诗人作家也曾风流倜傥,但是比起如今还算一本正经。不过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我们只是多了矜持而不是虚伪。
以前我是住在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的,如果要到一些好客的文艺家庭去做客,我还得乘车在市区先兜兜圈子。我可能很羞怯,所以每次还得在街上来来回回走上好几遍才敢去按人家的门铃。随后主人便把我带进一间高朋满座、沉闷得无法喘气的屋子里,介绍给那些大人物。他们会对我的作品恭维一番,但是这也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坐立不安。我总是坐到茶会结束都想不出一句文艺的漂亮话来回他们,但我知道他们都在等着我说出来。因此,为了掩饰我的羞怯,我会主动为那些客人们端茶递水,把切得不成型的面包抹上黄油递到大家的手里。我希望别人都不要注意到我,这样我就可以安静地观察这些名人名士并听他们讲那些妙趣横生的话。
这里还有一些身材壮硕、腰板笔直、大鼻头的女人。她们目光炯炯有神,穿在身上的衣服仿佛他们的盔甲。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些老处女,她们像老鼠一样瘦如枯柴,说话细声细气,目光却敏锐地四处打量。但我发现另一个可笑的事情,她们吃黄油吐司的时候会戴上手套,只要看见没人注意,她们立刻把手套上的食物不动声色地揩抹在椅背上,没有人察觉,让人佩服,但是对主人的家具来说却是一件坏事。我想,等这家主人到这些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她们还是会干同样的事情。她们的衣着非常时髦,因为她们觉得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只写了一本小说就得邋里邋遢的,相反,如果身材好,就应该显露出来让别人看。因为俊俏的小脚配上时髦的鞋子,被编辑们看到,她们的稿子可能就会刊登。但另外一些穿着艺术性的纺织品,戴着原始风格的珠宝首饰的人却觉得这样是不庄重的。男人们在这样的场合一般都十分正经,不想让别人看出来自己是作家,而是某家大公司的管理人员,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成熟有教养的。那之前我并没有跟作家接触过,因为他们在我的眼里十分的怪且不真实。
刚接触的时候,他们的谈话让我觉得不同凡响,但是后面我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们会对某个刚转身离开的同行用尖酸刻薄的话放肆地评论。这些评论让我觉得有点恶毒刻薄了,但是却恰到好处得让我不得不佩服。好像艺术家们都是这样嘲弄对方作品的同时还要挖苦嘲讽朋友脸上、身上的缺陷。换作是我,我却说不出这样的话来,这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在那个时代,谈话是一种艺术,普通人是不能用格言警句来装高雅的。一句机智风趣的话,可能会比锅下面烧得啪啪响的荆棘受人赏识。但遗憾的是,那些妙言隽语如今回忆都很模糊,我只能想起他们谈自己行业进行交易的一些细节。例如:他们会在点评完一本新书之后猜一下这本书是否畅销,作者能得到多少稿费,能赚到多少钱;会讨论那些出版商是慷慨还是小气;还要争论一下把稿件给一个付稿酬多的人还是给一个善于包装、宣传、销售的人,因为有的出版商是不善于宣传的、有的是在行的、有的是古板的、有的则是非常时髦的;他们还会讨论出版代理人的能力以及他们为作家们能做什么;编辑们喜欢什么样的作品;稿费按照千字付能给多少,是很快付款还是拖延等。这些交易的细节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奇特的。但是听他们谈话,和他们在一起,会让我觉得我已经是他们之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