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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树碑立传的始终是他自己的作品，因此对于那些写查理斯·斯特里克兰的文章，我认为不必要再多说了。但是我承认我比其他很多人都要更加熟悉他一点儿。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改行学画画之前。那时，他在巴黎的生活有点贫困，但不妨碍我们经常见面。后来因为战乱让我有机会去大溪地岛，我才能有机会把这些回忆都写下来。我们都知道，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就是在大溪地岛上度过的，而我也在那里遇见了很多熟悉他的人。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也比较适合去理顺一下他这悲惨的一生中最后这段模糊的日子，这让我感觉像是在扫去出土文物表面的尘埃。其实，斯特里克兰如果是一个足够伟大的人，那么跟他有过接触的人去追述他的事迹就不会很多余。这就好像如果同样有人能够像我熟悉斯特里克兰那样熟悉埃尔·格列柯，那么很多崇拜埃尔·格列柯的人就会喜欢他能够写一些关于埃尔·格列柯的回忆的。
我不记得以前谁建议过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情才能使灵魂安宁。说这句话的人十分聪明，我也一直坚持按照这句话做事：早上起床，晚上上床睡觉。并且我的苦行主义还要让自己每个星期受一次肉体上的折磨。我对《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一期都没有漏读过，一想到有很多作者辛勤地将很多书写出来，然后殷切地希望自己的书被接受，却又在等待它未知的命运降临，这样的过程是一种有益身心的事情。但是一本书要从无数正在写的或者写完了、出版了或者正在出版的书籍中脱颖而出，是一件希望非常渺茫的事。哪怕后面成功了，这样的成功也是转瞬即逝的。但作者为了一本书所耗费的心血和磨难，尝尽的辛酸苦辣却只有天知道。最终即使出版了也可能仅仅是供某个偶尔读书的人花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或者为了驱散旅途疲劳而读。书评上如果说得是真的，那么很多书都是作者费尽心血的成果，甚至是花费了一生的成果。而我从中也知道了：作者不应该过度在意出版、发现、版税这类的东西，而是应该把写作的乐趣或者把盘旋在心头思想的发泄作为自己的写书报酬。并且无论作品是否会成功是否受到赞、骂，都应该坦然处之。
战争来临，也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态度。很多年轻人热衷于我们这些上一辈人不了解的神明，可以看出他们将朝向什么方向。现在的年轻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断吵闹，忘记了很多规矩。他们直接闯进我们的房子，坐到属于我们的位置上，让空气都充满着他们喧闹的叫喊声。后来，老一辈的某些人也开始模仿他们的令人耻笑的动作，迷惑自己相信自己还未落伍。他们和那些活跃的年轻人去比赛喉咙，但是他们的喊叫却是十分空洞的，或者说他们更像是一些可怜又浪荡的女人，即使年华逝去，也坚持靠胭脂水粉和轻浮狂荡来留住青春的幻影，但聪明的女人却更倾向于端庄文雅。他们的笑容中却流露出一种宽容的嘲讽。因为他们想起了当初他们也这样把宝座上的人踩在脚下，也是这样大喊大叫、毫无章法，因此他们能够预见如今这些豪言壮语的年轻人，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在的自己。谁的话在时间的长河中也不能作为最后的断言。当尼尼微城繁华无比时，新福音书就已经老旧了。因此说出这些话的人觉得自己是在说一些前所未有的真理，其实这些话早就被前面的人说过无数遍了，包括可能连声音的语调都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这样，时间的钟摆来来去去，永不停歇。
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时，总有一些人还停留在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例如：当年被人们一致认为是伟大的天才的乔治·克莱布，如果生在今天这个多样化的时代会有这样的结果吗？很难想象。并且今天还有谁记得他呢？天才的乔治·克莱布写的诗是沿用亚历山大·蒲柏的技巧，他擅长用押韵的双行体形式去把说教类型的故事写出来。但是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别的诗人转行新诗歌了，他还在坚持他的押韵道德诗。可能他也读过那些兴起一时的新诗并且认为那些没法读。虽然大多数新诗的确是没法读的，但像济慈、华兹华斯写的颂歌，还有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好多首诗，却展现了探索广袤的精神，这样的探索是前人未有的。但克莱布先生还是坚持写他的押韵道德诗。
关于今天这个时代年轻人写的诗，我也曾间断性地读了些，他们之中可能产生了一位比济慈更深情、比雪莱还一尘不染的人，而且还发表了将会让人们永远铭记的诗章，这些都说不定。我非常欣赏他们的优美词句 （即使他们现在还年轻，却早已才华 横溢，且不能说他们只是仅仅很有希望，否则太可笑了） ，对他们精巧的文体感到惊叹。虽然他们好像拥有丰富的词汇 （这些词 汇让人觉得仿佛他们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 库》） ，但是我也没有发现有哪些新鲜。我认为他们确实知道得很多，但是也都太过于肤浅，我无法消受他们拍我的肩膀跟我称兄道弟的亲热和恨不得对我投怀送抱的多情。但这不是说他们的热情不好，而是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有些苍白，让他们的梦想也显得有些平淡。我的确不喜欢他们。我坚持写押韵对句的道德故事，我承认这样的自己和时代脱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其他除了自娱以外的目的，否则我就是个双料的傻瓜。
但这些都是题外话，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