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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被动局面。日本侵略者对此怀恨在心，经过长时间秘密侦查，最终掌握了这些整理材料的人员名单，于1935年10月12日夜开始实施大逮捕。
13日凌晨，日伪警宪人员闯进巩天民家进行搜查。当时，写字台上有份关于抗日内容的重要材料，巩天民趁敌人不备，用胳膊肘将材料推到地上，踢到写字台下的乱纸里。他最担心的是一本由他管理收藏的卫生会账本，因为账本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会造成百余人被逮捕。当敌人问他“和家里人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时，他急中生智，从衣柜里拿出卫生会账本，当着敌人的面向妻子说：“以后，柴米油盐账，让老大（指巩天民的大儿子巩国本）记下去。”妻子知道家里没有生活账，心想这本账本一定是一件重要东西，就赶忙接过来。当时，妻子怀抱的孩子正在发高烧，哭闹不止，巩天民马上说：“把孩子抱出去！”妻子把账本和孩子都包在小被里抱了出去，保住了关系到百余人安全的账本。
巩天民被拘留在伪警察厅后，遭到了严刑拷打。难友们听到他痛苦的呼喊，都默默为之流泪。当日本人了解到巩天民曾到过关里，遂认定他是重犯要犯。得知巩天民是著名金融家、银行家，日本人又对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提出只要他承认证据册里的材料不是真实的，就立即释放他，并给他以优厚的待遇。巩天民对此以沉默作答。日本人看巩天民软硬不吃，便把他押送到宪兵队，在胸前挂上“反满抗日犯”的牌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疲劳审讯。虽然各种法西斯酷刑轮番上阵，但巩天民仍旧未吐一字，保护了其他爱国志士。
巩天民被关押了49天后，以“思想犯”的罪名被朋友保释出狱。和巩天民一样，“爱国小组”成员中除张韵泠外全部被捕入狱。被捕的其他7人也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向日本侵略者妥协低头。面对审讯，刘仲明大义凛然地说：“我在为真理作证，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没有罪！”毕天民暗下决心：“就是死，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日本人迫于“爱国小组”成员的社会威望，又实在查无凭据，最后只好将他们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