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相　“生死簿”上签姓名

证据册虽然做好，但危险的工作却远远没有结束。1932年4月，国联调查团抵达奉天，住进了日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旅馆（今辽宁宾馆）。他们所到之处，都被周密地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群众很难接近。如何将证据册交到调查团手上，是“爱国小组”面临的一大难题。这时，奉天小河沿医院院长雍维林（英国人）向巩天民等人引荐了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相熟的爱尔兰传教士倪斐德博士。在倪斐德博士的帮助下，证据册几经辗转终于交到了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的手上。然而，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否则没有法律效力。签下名字就意味着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但“爱国小组”成员毫不犹豫，毅然在这份“生死簿”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份证据，和当时中国共产党、东北三省爱国将领、社会贤达、民众团体等投书和致电一起，成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做出定性的重要依据。

1932年9月，国联召开大会，听取了调查团的报告。报告有一段这样写道：“本团在中国东北沈阳时，曾见到了一些大学教授、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等人士的明确意见及各种真凭实据的具体材料，证明九一八事变是无因而至，而满洲国的建立亦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也不是民族自决。”国联调查团在其报告中承认东北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建立的。

1933年2月24日，国联召开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调查团报告。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为九一八事变正式定性，不仅拆穿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的各种不实之词，将其罪行公之于世，也在舆论和道义上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给予支持。

这份签上“爱国小组”成员名字的重要证据册，一方面成为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真相进行公正判断最直接最有利的证据；另一方面，也使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进而将中日之间地区性的军事冲突转化为日本法西斯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愿望的冲突。 k5TyGhySo1sDGqjmDL2MFr8kt94AaVPmrsWL4XmKKKcDRUYLZPDcSlV2qKpUMiH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