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科的规训

在英语中“discipline”这个词作名词用时有以下几个意思：

·教学或教育的一个科目；学习或知识的一个科系；在教育方面的一门科学或艺术。

·学生或其他被控制或命令的人（如士兵、水手、监狱的囚犯）维护并遵守的规则。

·纠正；惩罚；以纠正和训练的方式给予处罚；在宗教使用中，指肉体的禁欲、苦修、赎罪；此外，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指殴打一顿或其他被（滑稽地）认为对接受者有益的惩罚。

一个人进入一个学术科目（discipline），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受约束的人：将被他的老师用“被假定为有益的”纠正加处罚的方法反复进行训练，最终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学术评论员提及学科时，将之比作“筒仓”“路障”“隔离区”和“黑匣子”等不同的事物，用这些比喻含蓄地批评了学科规训在著书立说方面强行施加的限制。然而，学科规训仍然是一个影响力强大甚至神圣的概念。据说，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曾经把20世纪中期的研究型大学形容为“一群教师个体创业者，凝聚他们的只有对停车位的共同抱怨”。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话依然没有过时：教师常常似乎更专心致志于设立围栏来隔离防护，侍弄学科领域内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是寻求共识。即使在局外人看来属于同一领域的学科之内，学者们也可能属于相互对立的次级学科派系，他们确立并固守着各自的学派特性，明显表现出特有的观念形态并说着学派习语。社会学家安德鲁·阿博特（Andrew Abbott）把学科分支之间的“分形差异”（相似之中的区别）比作分段亲属关系系统：“从一个家族开始分裂，然后再次分裂。这样的系统有许多重要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人们只认识自己的近亲属。”

最近，我所在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她决定不去报名参加一个跨学科的进修课程，因为向医学专业以外的任何人学习学术写作，在她看来都是“白费时间”。她的说法让我想起几年前偶然看到的一则新闻，这则新闻介绍了一些医疗专家与非医疗专家之间看似不可能但实际上富有成效的合作。2006年，来自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的外科医生邀请一级方程式赛车法拉利车队的加油检修站的机修工团队来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观察。机修工注意到，外科医生的工作规程中存在很多效率低下的问题，并且建议进行一些关键性的改变，特别是在同步化、沟通和病人重新安置等方面。由此，医生制定了新的手术规程，与护士和技术人员建立了新的沟通渠道，甚至还设计了一个新的手术轮床，使得他们年幼的患者在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之间的转移可以更加平稳顺利。据一位参加这次活动的外科医生说，手术病房已经变成“一个无声而精准的中心”，在这里“手术中的混乱情况已经大大减少”。当然，学术写作不是脑部手术，就像外科医生和一级方程式赛车的机修工一样，学者每天都在从事大量复杂的、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要想把他们的工作很好地撰写出来，这种能力的获得不仅需要训练、专注和技巧，还需要学者愿意改变、成长，并向他人学习。

在一篇关于“特色教学法”的文章中，教育研究者李·舒尔曼（Lee Shulman）呼吁大学教师将眼光放长远，突破自己学科的传统教学方式——示范实验室（自然科学学科）、研讨会（人文学科）、苏格拉底式对话（法学学科）、画室上课（美术学科）、临床巡访（医学学科）——去借鉴别人的方式，例如，语文教授可以鼓励学生对彼此的作品进行“现场评论”（美术工作室模式），数学教授可以让学生参与一些重要概念问题的结构化讨论（人文学科研讨会模式）。同样地，学术写作者可以学他人之长，利用别人的思想和技术，有意识地质疑，做出改变，进而改进自己学科的标志性研究风格——这些风格往往代表着根深蒂固却未经检验的思维方式。

环顾我所在的大学，我发现，许多优秀的同事通过各种跨学科研究赢得了学术声望：演化心理学学者把他从动物学研究中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比较语言学分类方法领域，教育学教授所接受的统计学训练支撑了他对世界各地教育研究的整合分析，人类学教授有意识地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编织在一起，文学教授在故事的起源这个问题上的突破性见解得益于他在演化生物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广泛阅读。所有这些优秀学者在自己学科的规范和要求上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墨守成规。

在我第一次着手本书的研究时，我抱有一个幻想，认为自己可以绘制出众多学科风格的一致图景，聚焦特定的领域，放大后观察，然后对身处其中的人作出有根有据的论断：“人类学家这样写，计算机科学家却那样写。”然而，我收集完初始数据库的时候，面对这1000篇经过同行评议的文章——选自66种期刊，跨越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10个学科——我意识到，全面概述这些学科的特色写作风格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托尼·比彻（Tony Becher）和保罗·特罗勒尔（Paul R.Trowler）在2003年出版的《学术部落及其领地》（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一书中提道：“现在有超过1000种数学期刊，涵盖了62个大主题和4500个子主题。”同时，大多数其他主要的学术领域也可能产生同样令人望而却步的统计数据。当我将大网撒入林林总总的学科的汪洋大海中，我感觉自己不太像是一个地图绘制者或测量员，而更像是一个站在浩瀚海洋边缘的孤独渔夫。

我之所以选择这10个学科进行研究，是无知、好奇心、专家意见和机缘巧合等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在自然科学中，我选择医学是因为我想知道重要的医学期刊是否允许在写作风格上可以有所变化；选择演化生物学是因为该领域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科普作家；而选择计算机科学则是因为该学科的一位同人让我看了几篇妙趣横生的同行评审文章。在社会科学领域，我选择了高等教育，因为我对该领域的学术期刊已经非常熟悉；选择心理学是因其多样性特点；选择人类学是因为这门学科的写作具有悠久的反思性写作传统。在人文学科领域，我之所以选择哲学是因为它有独特的风格；选择历史学则是因为同人经常声称“历史学家都是优秀的作家”；而选择文学研究则是因为它是我自己的专业领域。为了使选择的学科数量达到10个，我把法学也拉了进来。法学居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有很多独特的文风。

对于大多数纳入研究的学科，每个学科我选择了5种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并且从每种期刊上下载了10篇最新的文章。在勤勉的研究助理把整个数据库分类编目之后，我对这500篇文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每个学科50篇）。我主要是提出定量问题，旨在得出明确客观的答案，例如，每一篇文章有几个作者？每个学科的论文长度平均有多少页？有多少篇文章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在每一篇文章中出现某些类型单词的百分比是多少？但有时，我也会冒险进入主观领域，例如，在从一个具体的标准出发进行工作时，我和我的研究助理把每一篇文章的标题和开头的句子评定为“引人入胜”“信息丰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不出所料，我刚一开始向被研究的10个学科的同行介绍我的分析结果，他们就着重指出，如果我从这本人类学期刊或那种计算机杂志上选取文章，那么我的研究结果将会大相径庭。我还听到了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的抱怨，包括护理学、美术学、工程学、管理学和旅游学等，尽管这些学科的学术期刊并不在我的调查样本的范围之内。两种同行——一种是我将他们的学科纳入了我的研究，而另一种是我没有将他们的学科纳入研究——都觉得，无论怎样，我都忽视了他们，要么是没能抓住他们的特定领域或子领域的细微之处，要么是对他们的学科完全置之不理。当然，这样的反映其实是他们没有领会本书研究的要领。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向学者提供一面镜子，向他们展示他们对自己已有的了解；相反，我想鼓励读者跨越学科的藩篱，弄清其他领域的同人都在做什么。就像外科医生，先前他们觉得在汽车加油维修站的修理工那里没有自己可以学习的东西，学者也会认为，从自己学科之外的研究者身上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然而，他们这样就会有错失学术生活中最大乐趣的风险：参与富有激励性的谈话，建立研究合作，与能够丰富我们的知识、激发我们的灵感的人分享我们的思想。

我的数据分析证实了大家对某些学科的成见，并颠覆了一些刻板观点（参看表2.1）。例如，我曾预测在我收集的样本中，所有自然科学期刊都是高度规范的，在结构、标题或文体的其他方面几乎不能容忍与规范不符的情况出现。这一预测在医学领域得到了证实。在医学领域，研究人员往往是在大型团队中工作，并使用标准化的模板公布他们的研究发现。然而，在演化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我发现有更多的多样性表达。在我的样本中，10%的演化生物学家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或混合的结构，但是在这个领域，研究性论文的框架占主导地位的是标准的IMRAD结构，即由导论（Introduction）、方法（Method）、结论（Results）和讨论（Discussion）4个部分构成；8%的计算机科学学者在混合结构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使用了IMRAD结构；11%的演化生物学学者和8%的计算机科学学者在他们的标题中至少包含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要素，如一段引语、一句双关语或者一个问题。这些情况在这两个学科的期刊上分布得相当均匀。也就是说，在全部文章中大约有10%的文章与其学科倾向有偏差。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在数量上占主导。第一人称代词在医学、演化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论文中的高比例（分别为92%、100%和82%）使用证明了人们的普遍看法——自然科学家在研究性写作中回避使用代词“我”和“我们”——是错误的。相比之下，在我的数据样本中，只有54%的高等教育学研究者和40%的历史学者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对于这一发现，我在第四章中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总的来说，我可以确定，代词的使用和每篇文章的作者人数之间没有特别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单独作者的文章与多人合著的文章相比，其中包含第一人称代词的可能性既不更大，也不更小。我也没有发现哪一门学科普遍要求或普遍禁止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即使在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文学研究领域，在50篇被调查的文章中也有两篇没有出现代词“我”。

将其他词性的词名词化，即由动词或形容词转化而生成的多音节抽象名词，例如，模糊处理（obfuscation）、黏性（viscosity）、偶然性（fortuitousness）等抽象名词深受学术写作者的喜爱，高等教育研究者对于名词化的热衷排名高居榜首，在高等教育领域78%的文章中，每100个词至少有7个（常常更多）以常见的7个名词化后缀（-ion，-ism，-ty，-ment，-ness，-ance，-ence）中的一个结尾。相比之下，历史学科仅有16%的文章密集使用此类名词。令人惊讶的是，在我的样本中，专攻抽象概念的哲学家比起他们在演化生物学、计算机科学、高等教育、心理学或法学领域的同人，平均来讲，却较少使用名词化词语。实际上，哲学家转而使用伴随着信息密集、被动语态的语句的另外两串词（is、are、was、were、be、been 和 it、this、that、there），哲学家使用这些词的频率是调查范围内任何其他学科的学者的两倍多。

要总结出一个学科的一种“典型”风格，心理学和人类学被证明是最具挑战性的。两者都是涉及范围广泛、学科种类丰富多样的社会科学，它们一只脚站在自然科学中，另一只脚站在人文学科中；它们的分支学科的范围和复杂性也难以用一个单一的描述来把握。例如，我的样本中的5种人类学期刊涵盖了广泛的研究活动——从对古代的下颌骨进行年代碳测定到开发新的算法来解释社交网络的作用。这5种期刊在方法论、内容和风格上也迥然不同。

在心理学学科中，我们可以发现同样多种多样的风格。在由安东尼·比格兰（Anthony Biglan）最先定义的“硬学科/软学科”和“应用学科/理论学科”类型中，心理学跨越了4个象限。然而，在表2.1中，这些差异被抹去了，表2.1中所反映的是来自不同期刊的调查平均结果，这些期刊涉及了10个不同的分支学科：应用心理学、生物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数学心理学、多学科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心理学。

表2.2显示了我所研究的10门学科中论文的平均作者数量、页面长度和引文或脚注的统计数据。大多数学者都知道，有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常常发表简短的、多位作者合著的研究报告，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则青睐长篇的、单一作者著述的文章。然而，将医学界的统计数据（每9页有9.6个作者和29处引用）与法学界的统计数据（每43页有1.4个作者和152处引用）相对比，其结果却提供了一个醒目的直观差异。对于任何曾经参加过多学科经费审议委员会或晋升考评小组的人来说，表2.2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提示，即学者绝不应该单凭他们自己学科的规范标准来判断他们同行的产出或引经据典的做法。

总的来说，我的文体风格分析表明，大多数的学术写作者——除了在像医学这样高度规范化的领域——并非受到传统规则的制约，而只是被其影响。对于我发现的几乎每一个学科风格倾向，我都指出了它们文体风格上的各种例外情况：选择不使用第一人称代词的哲学家（8%）；每一篇文章都选择不以平淡无奇的、明确研究课题重要意义的抽象句子开头的高等教育学研究者（10%）。相反，他们用趣闻轶事、引语或问题来开篇。我希望，这些统计数据能够鼓励那些想把文章写得引人入胜但又害怕违反学科规训所引起的后果的学者，给他们以勇气。

学科惯例不是强制要求，倾向也不是法则。我们所在的不同学科具有各自特征鲜明的研究风格，学科规训会影响并定义我们，但未必要束缚和压制我们。 Cwd4c1Qwxij5rSIT8+SLsZlEO5+ExCqxxK0xeoc6yRDfrVKfiWR8CwjbeIVRV6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