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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雍正年间吕留良案中的钦犯、以岳飞后人作喻试图策反大将岳钟琪的狂生曾静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他说：“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按照他的想法，“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程颢、程颐）、朱（朱熹）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吕留良）做”。后来面对审讯，他说现实中的皇帝“在位多不知学”，所以不配做皇帝。
这当然是两千年绝无仅有的狂生之语了，弄得雍正皇帝哭笑不得，连杀他都不舍得，留给儿子乾隆去动手了。但是，曾静的话倒也点破了一个话题：由于世袭制，皇帝不可能个个都是贤能的人，皇帝不是个个都称职的。
皇帝不行怎么办？那就得靠宰相了。宰相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皇帝制度。皇帝可以不贤，而宰相却必须尽贤。一旦宰相不贤，那么治理的合法性也就丧失了大半。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宰相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皇帝的关注，人们对宰相的期望甚至超过了对皇帝的期望。国家搞乱了，人们可以不指责皇帝，却必然指责宰相，明朝的亡国皇帝崇祯临死前还在抱怨：“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老百姓也都替他抹一把眼泪：是的！是的！
君主制度使得国家的主权归君主个人所有，君主本人作为独立的也是孤立的个人来掌握和行使这一特殊的权力。君主们为此找到的借口是“君权神授”，他们——也只有他们才是天上的神意在人间的代表，因此凡间的众人都必须服从他们就像服从天上的神。从理论上讲似乎是讲得通了。但是，个人在行使庞大的国家主权时，无论如何都会受到精力、智力、能力、经验、学识等个人主观因素的限制，而不能运用自如；另一方面，个人掌握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无疑给君主左右国家事务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和随意性，这种可能性和随意性也包含着君主个人偏离乃至背离整个国家机器运转原则与方向的情形，比如桀、纣的亡国。历史发展到这一步——阶级统治必须借“一人”来实现，而国家机器又不愿意也不允许被“一人”轻而易举地毁灭掉，总希望把君主的言行和影响力限定在一定的合乎规矩的范围内。因此，在无边巨大的权力与个人主客观限制之间、在国家总体利益与君主个人秉性好恶之间的双重矛盾之中，集辅佐“一人”与制约“一人”双重功能的宰辅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因为担负着辅佐和制约的双重使命，相权与君权就成了一对矛盾，在相辅相成的同时也伴随着相互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