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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与立宪的矛盾，说到底是专权与分权的主张不同。大清朝祖训：“黎明即起，万机待理，勤政爱民，事必躬亲，子子孙孙，不可忘乎！”——“事必躬亲”被公然当作一朝的教条。我们现在说清朝的皇帝普遍勤政，较之明朝皇帝可以十年、二十年不临朝，好像是进步了不少。但是“勤政”与“事必躬亲”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勤政自然值得褒奖，而事必躬亲、大权独揽，视天下民智为无物，则倒恰恰成了清朝覆亡的原因。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拿历史大趋势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按照钱穆的说法，这种皇权与相权的划分其实已经非常接近现代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当然是近几百年才有的产物，而中国的宰相制度从其溯源来说，一开始似乎就已接近分权的思想，何以演变两千年，却渐行渐远，掉头去了专制集权的方向？最后随着大清的覆亡，议会政治兴起，历史似乎是画了一个圆圈，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真是这样吗？
我们不妨循着历史的典章，去探寻一下中国宰相制度的沿革与演变，管窥君权与相权的合作与角力，从而对中国专制政治的走向找出一个清晰的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