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911年，大清国宣统三年。这一年的年度事件之一是国家颁布了当年的“一号文件”：《新订内阁官制》。

这次的“一号文件”有别以往的惯例，非关农业，也不是国防，而是“人事”的改革。文件的全称叫《内阁官制暨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暂行谕》，颁布的日期是五月八日。说它是“一号文件”倒不是因为发布的时间，五月八日之前朝廷已经发布过无数的“上谕”，但是无数个“上谕”都比不上这个“暂行谕”更受人关注。根据这份文件，大清国宣布“组织责任内阁，采取各国君主立宪之制”，具体的做法就是裁撤军机处，换之以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责任内阁。

看起来很美。接轨世界了。

此时的大清国信息传播的速度已经远非雍正帝设立军机处靠着八百里加急驿马快递的时候可以比拟，31年前挂牌的电报总局已经借助西洋人发明的电缆把信息的触角延伸至帝国的角角落落，京城的《邸报》以及洋人、华人创办的各类近代报刊更是很快把消息传得满城风雨。文件甫一出台，不用各级政府组织学习，全国的老百姓就都知道了。因为这件事太受关注了，大家翘首以待，期盼已久了。而对于这份文件，大清国其实也已经酝酿了很多年。

从鸦片战争起，大清国的那面龙旗就岌岌可危，历史书上说是“积贫积弱、千疮百孔”——“千疮百孔”当然是指国家的底子而不是那面旗子。按照儒家的说法，叫作国危思良相，然而光靠良相也不济呀，纵有李鸿章辈努力支撑，也不过换得个苟延残喘。你想，把个软绵绵的“好一朵茉莉花”都当作国歌唱出去了，还能撑到啥时候呢？所以还得靠改革机制。大清国的“公共关系专家们”为此早已做了不少舆论造势工作，公共关系的教材就是隔壁的近邻日本。这个一向以中华文明为师的东瀛小国，这个据传是一个骗子方士拐带着一批少男少女建立的国度，却在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日俄战争中更是一战成名，打破了西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清国的子民因日本战胜俄国而受到的欢欣鼓舞是丝毫不亚于日本本国的国民，北京当日的鞭炮甚至超过了东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毕竟大家同种同源，从你的胜利中看到了我的希望。于是，清国上下关于“立宪致强”的舆论被激发得无比高涨。

立宪！立宪！大清国朝野的“公共关系专家们”联手将这个从来闻所未闻的名词炒成了这几年来的流行词。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4年），九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驻法公使孙宝琦奏请立宪。

光绪三十年六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又联衔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并敦请朝廷选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

12年的准备期限定得不为不宽裕，那时候办事讲究雍容大度，一万年太久，但也不必只争朝夕，准备的时间还是宁长勿短；而分赴各国考察的请求看起来无非是一次游山玩水周游世界的美差，公费出国放眼看世界，倒也不受满族亲贵们的抵制。于是，被政体改革问题纠缠得恨不得“跳湖”了的慈禧老佛爷欣然依允，采纳其议，于六月十四日下诏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趟出洋远没有公费游山玩水那么轻松惬意，甚至还有些性命之虞。

两个月后，也就是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齐聚北京前门火车站，作揖打躬，迎来送往，热热闹闹地应酬一番，然后正欲登车启程，却受到了持不同政见的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革命党人混上列车本想是扔炸弹的，没想到引爆器材质量不过关，火车司机的技术也不过关，在火车头与车厢挂钩时引起车身剧烈震动，就把炸弹给引爆了，成了自杀式“人体炸弹”。五位大臣倒没什么大伤着，但是行期却又延迟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出国名单也有了变动：尚其亨、李盛铎分别换下了徐世昌和绍英。绍英是受了伤，脸上挂花出去总不好看；徐世昌为啥被换下，不知道，只有老佛爷知道。可能是因为此公与袁世凯走得太近，而朝廷对袁某人已经有所戒心。当然了，徐世昌后来还要继袁世凯之后当中华民国大总统呢，也不能就此挂了。

十一月十五日，出洋考察的五位大臣终于分成两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赴日、英、法、比等国，戴鸿慈、端方赴美、德、俄、意、奥等国。吸取前次炸弹袭击的教训，他们不再隆重地搞出发仪式，悄悄地出城，一切从简。

五大臣出洋历时半年多，游历近20国，也算是大开眼界了，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先后回国。爱新觉罗家族中的皇室新贵载泽随即递上了《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份折子摆事实、讲道理，思想性、文学性兼备，并且把准备立宪的期限又建议缩短为5年。后来有人说，这份折子其实是大清国的通缉犯、宣扬君主立宪的“公共关系专家”兼大才子杨度捉刀的。不管此说是否属实，反正“枪手”杨度很快被取消了通缉，并被赏戴四品顶戴，成了袁世凯等亲贵大臣府上的贵宾。

慈禧也十分重视这份奏折，7次召见了载泽等出洋大臣，并多次召集王公大臣御前会议，反复筹议后，于七月十三日颁发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且规定将从改革官制入手。

改革官制，意味着大清国众多的顶戴花翎就要发生变革，这当然是牵动人心的。而立宪所谓的“责任内阁”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心里都没底，连出洋考察过的五大臣也莫衷一是。不管怎么样，且先保留“清国特色”吧，军机处以及由大学士们组成的旧内阁仍旧保留，且仍然作为中枢机构运作。其他的裁并、增设或者仅仅改个名字，洋气一点的跟国际接轨就行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叫外务部，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

这样的改制在庙堂之上倒是一团和气一致赞成，而处江湖之远的民间舆论领袖们则有些不太满意了。这些民间舆论领袖集中在风气开化的江、浙、沪地区。以曾经中过状元的大商人张謇为首，召集了郑孝胥、汤寿潜、张元济等一班知名士绅，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十一月，在上海宣布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自发研究立宪问题，探讨立宪政治。由于袁世凯、端方等热衷于立宪的官员纷纷解囊捐助，又有梁启超、杨度等名满天下的大才子积极任事，所以这个“预备立宪公会”名义上是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立宪派的大本营。

剃头挑子一端热，民间的热度要比官方更热。

立宪派都是一些“公共关系专家”，他们大力鼓吹“虚君政治”“责任内阁”“议会参政”，要求皇帝只作为国家的象征性元首，强调内阁制是由内阁总揽国家行政权力并对议会负责的政体形式。由于内阁制政府具有对议会全权负责的特征，故又称责任内阁、议会内阁。他们甚至以成立各地咨议局的名义排练起议会政治来，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求全盘西化。

1905年，大清国北方的邻居沙皇俄国也摒不住宣布立宪了，举国上下更是意识到“恍然知专制昏乱国家，不足容于廿祀清明之世界”。到了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以杨度为首的宪政公会首先向朝廷上书，要求开设民选议院，接着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以及各省的立宪派代表也纷纷向清廷呈书请愿，要求早开国会。

那么清廷如何应对呢？

朝廷对于公共关系一向不够重视，而对自己的权威又太过重视。在满族亲贵看来，听任民间倡议对于祖宗家法来说简直是洪水猛兽，为了杀一儆百，清廷下令将上书请愿的法部主事陈景仁革职——你一个政府官员不跟朝廷保持一致，掺和在民间人士当中干什么？同时，又下令解散立宪团体“自治会”，查禁自治会的喉舌报纸《公民报》——基本沿用的是处理叛乱的一贯模式。

以往这样的做法必然会引起立宪派的反弹，不过这一回，立宪派却不好意思反弹了，因为，正在这个时候光绪、慈禧先后去世了。人死为大，何况是皇帝和太后，你不好再闹了吧。想当年，大清国立国之初，大才子金圣叹等一班人因“哭庙案”被杀头，罪名就是惊动了龙驭上天的顺治帝灵位。所以，立宪派们不管情愿不情愿，也只好先披麻戴孝再说。而朝廷则我行我素，预备立宪既然是朝廷的既定方针，那就按既定方针办，只是改革的设计要出于朝廷，由不得你们民间人士说三道四，越俎代庖。大清国在国际事务上不自信，但对国内统治一直还是蛮自信的，自信得有些蛮横了。

从1906年到1911年，预备期刚好如载泽所预言的5年，不过皇帝却已换了一任，从光绪到了宣统；太后自然也换了，从慈禧到了隆裕。预备完毕那就是正式立宪了。既然预备立宪是从改革官制着手，那么正式立宪当然也是从改革官制开始。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一号文件”。 KNGTOd3dQdnnZ0c3uVKhLewIgpSlZkiE8ZDQzaH18eq3od4koXRfXBFb+Vvq4F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