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钱穆先生不知道,中国不是“不讨论”,因为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君权神授”,主权当然在君主那里。
在西方,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希腊的城邦制产生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分工学说和分权理论。柏柆图首次把分工的思想应用于解释国家的产生和国家的职能。按照柏拉图的意见,国家是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分工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超越于宗法部落组织的社会组织,是由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工所决定的人们的特殊联合。这么说有些拗口,简单地讲就是柏拉图老先生认为国家是因为分工而产生的,社会分工之后大家谁也不是全能的,所以要有协调、要有组织,于是就有了国家。柏拉图不仅把分工原理看作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而且提出国家应当有治国、护国和生产三个阶段,意思是国家的职能也要有所分工。到了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则更为关心“一般的国家在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好政体是什么?”他的答案是:“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这就形成了政治学上对国家权力的最早的一种明确划分。所谓“分权论”就是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学说。分权制,是以分权思想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政府体制。后来的西方议会民主和责任内阁无不从此发源。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而中国的东方式大一统,从本质上说则是宗法部落组织的延续。由宗法部落产生的家长制不可能给分权制提供土壤。
中国人的思想一向停留在“尊王攘夷”这么个简单的层面。君权神授,王和后来的皇帝都是天子,是天上的神在这个凡人世界的代表,他们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所以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皇权是唯一的主权,而臣下百官的一切权力都被蒙上了“假权以使”的色彩。丞相与百官的权力都是通过“假借”才得到的,皇权则是包括派生相权在内的其他一切权力的“权力之源”。所以萧何他们打理天下顶多是“代理”皇权,打死他也不敢想到“分权”的思想。
萧何的权力再大,总觉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仿佛偷了皇帝的权力那样,有些下脚发虚。所以,萧何时时要采取一些措施甚至不惜是自污的行为来自保。
早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与项羽在前线僵持着,却屡屡派使者到后方来慰问萧何。有人对萧何说,汉王在前线作战却老是惦记着你,并非好事,他是怀疑你有野心啊!于是萧何赶紧将自己家族里能够打仗的亲人都派到前线去,说到底就是去做人质,果然,刘邦很高兴,“汉王大悦”。
韩信被杀后,刘邦为了安抚萧何,给他加封了五千户食邑,赐500名卫士。看起来很美。但萧何知道,这500名卫士哪里是来保护他的呀?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监视居住啊!萧何的朋友召平也对他说,你的祸难开始了,皇帝对你起疑心了,你赶紧上表坚决辞谢新的封赏,低头认错,并且拿出全部家产来犒劳军队。萧何照着召平的话做了,果然,刘邦又很开心。
青花梅瓶萧何月下追韩信
说来韩信还是萧何帮着刘邦杀掉的;而淮南王英布,萧何曾在刘邦面前担保他不会造反的,也反了,这事叫萧何更加紧张。
英布因为脸上有刺字所以又称黥布,他与韩信、彭越是楚汉战争中立功最多的三位大将。英布原是项羽的手下,后被人游说,摇身一变叛楚投汉。这个人在政治上并无多大的野心,这一点萧何从一些小事上就看得很清楚:当年他在荥阳前线反正来投刘邦,满以为会受到隆重欢迎,没想到刘邦却是在踞床洗脚时召见了他,弄得英布想死的心都有。然而当他来到刘邦为他安排的馆舍歇息时,发现“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接待规格之高马上又让他大喜过望了。这样的人在政治上能有多少抱负呢?后来,韩、彭先后被杀,黥布也兔死狐悲。更有甚者,刘邦还将彭越的骨肉菹为醢(肉酱)装进陶钵里送给英布。你想英布看到这一饭钵的肉酱会是什么感受?史书上说,英布的脸色顿时变成死灰。不过,英布真正造反说起来可能还牵扯到一段感情纠葛。
英布的宠姬得了病,到医生家去就医。不知道为什么不延医至家,而要跟平民百姓一样地去医院就诊,反正今天读来觉得英布的宠姬有些可疑。中大夫贲赫与医生家住在对门对户,贲赫给医生送了重礼,得以和英布的宠姬一起在医生家里饮酒。她本来是去看毛病的,却在医生家里跟别的男人一起饮酒,英布知道后当然要犯疑心病。这担心,也担心得有道理。而英布一犯疑,贲赫就慌了,乘上驿站马车直奔长安紧急告发英布谋反。高祖问萧何,萧何认为英布不应该有谋反之举,恐怕是仇人诬告,所以建议将贲赫逮捕,以查证此事。但是英布在淮南却耐不住了,见贲赫因罪逃跑,就杀了贲赫的家属,真的起兵造反了。这么一来,担保人萧何就相当被动了。
京剧《九里山》中英布的脸谱
这年秋天,刘邦亲自率军赴淮南平叛,临行时数次遣使问讯萧相国。有人对萧何说:你离灭族不远了。你以前在关中就很得老百姓的爱戴,一个臣子受老百姓的爱戴岂是君主愿意看到的?现在皇帝带兵出征,他是不放心你,怕你趁机有异动啊!你何不自毁形象,让老百姓怪罪你,这样皇帝才放心呀!于是萧何一反常态,在关中地区仗势强买贱买大量田宅,搞得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等刘邦班师之时,居然有数千百姓上书控告他们的萧相国。刘邦其实心里很高兴,并没有拿反腐败说事,而是带些得意地将那些检举材料控告信统统交给萧何,说:“你自己去道歉吧!”
萧何不认识柏拉图也不认得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有“主权在民”“虚君政治”这样的超前认识。他对刘邦的一再退让除了臣服于“君权神授”的观念外,另一方面,是因为萧何自身也有弱点。
萧何有什么弱点呢?拿现在的话讲,那就是群众基础不够。现在我们都说刘邦在前方打仗,多亏了萧何在后方接济粮草、总揽全局,可当时与刘邦一起在前方打仗的人可不这么看,他们对萧何并不服气。史书上记载:天下初定,论功行赏之时,群臣争功,争了一年多还没争完。刘邦倒是明眼人,认为萧何功劳最大,但是功臣们都说:“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异。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功臣们居然把萧何的作用看得一钱不值。还是刘邦打了个狩猎的比喻还了萧何公道,他说,你们呀,嗷嗷乱叫地攻城略地,其实都是一群猎狗而已;萧何“发踪指示”,那才是真正的猎人呢!
后来,列侯都封毕,到了排位次的阶段,功臣们又故意抬出曹参来贬压萧何,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多处创伤,攻城略地,功最多,应该居第一位!刘邦已经在物质封赏上向萧何倾斜,此时倒也不便再替萧何讲话。总算有一个叫鄂千秋的,揣摩着刘邦的心思,力挺萧何。“高祖曰:善。”——就这么定了!以萧何为第一!
这两段记录已经很明白了,萧何当了丞相后的权力尽管很大,那还是刘邦赋予的。皇帝能赋予你一切,首先是因为他能剥夺你一切。所以萧何不敢不兢兢业业,不敢越雷池半步。他那套皇帝丞相制的设计,不敢掺半点的个人野心。
人与人相处,有些时候,你越是把人家太当一回事,人家就越不把你当回事,谈恋爱如此,搞政治也是如此。萧何把刘邦看得像个神,刘邦却要让萧何尝尝被剥夺的滋味。
尽管萧何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他的丞相生涯中最后还是尝到了坐牢的滋味:刘邦的皇家公园上林苑地方辽阔沃野千里,萧何觉得长安城太小,放着这么个上林苑太过浪费,最好开放皇家公园让老百姓去耕作。见相国把算盘打到了自己头上,刘邦立马大怒,咬定萧何是收受了生意人的贿赂,替他们说话。于是,萧相国就从黄阁进了监狱——这事闹大了,把丞相关进监狱!虽说前朝甚至有把丞相李斯都腰斩灭族的先例,但那毕竟是暴秦的暴政。大汉立国,一反秦朝旧政,怎么能这样对待丞相呢?于是大家都来劝说,说萧何要反早就反了,你的担心真是多余的;再说了,替老百姓说话是丞相的职责。刘邦听了,道理都对,但他心里仍然不舒服,憋着气把萧何释放了。萧何战战兢兢地赤着一双脚上殿来谢君王不杀之恩——这会儿不能再享受“剑履上殿”的待遇了,刘邦摆出他惯常的无赖样子,说:“相国,算了吧,你是为民请命,你是贤相,你是‘人民的好总理’;我是桀纣无道昏君。我这次关你,就是让老百姓知道我不是好人!”——听!听!话说得这么重,萧何汗流浃背,只有伏地叩头谢罪的份。
萧何作为一个杰出的组织管理专家替刘汉政权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并且十分具有超前性的君主丞相分权制度,这样的实践较之西方的议会制与责任内阁制整整超前了两千年。但是萧何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无法用理论的深度替他设计的制度作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这个分权制度的设计师本人也是迷信于君权至上的传统思想和伦理的。中国人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但中国人一向看重职责。萧何只是从职责的划分出发,给君权与相权作了一个界定。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就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一套制度必须要有理论基础为它的合法性保驾护航,没有理论基础的制度总是靠不牢的。
萧相国的顶层设计遭遇到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