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萧何是有机会成为中国的杰斐逊的，不过，他比杰斐逊要早太多，所以也就不可能成为杰斐逊。但是，摆脱宰相作为家奴的地位并且明确设计出皇权与相权界限的历史性人物仍然是汉朝的开国丞相萧何。从这个意义上说，萧何是历史上的宰相第一人。

汉朝是由一群平民英雄开创的伟大的朝代。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格局，将权力由贵族世袭转变为平民创造，成功地实践了起义元勋陈胜在大泽乡发出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它的伟大之处更在于大破大立、从无到有、创造性地设计了一套截然不同于以往贵族政治的全新的政治模式。而后者，全部归功于伟大的萧何。

与他造反的同事们一样，这位伟大的宰相出身并不显赫，只是一座小小县城里的“司法干部”（功曹），但比起市井无赖、杀猪屠狗的同事们，他已经是这支队伍里最有文化的一个了。萧何曾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庇护刘邦，用现在的话说，刘邦还是他罩着的。事实上，当这帮造反者们杀了沛县的县令揭竿而起时，萧何、曹参这样的县里干部比负案在逃、流亡芒砀山的前乡镇“治保主任”（亭长）刘邦更有资格担任这支队伍的首领。但有些身份的人总是没有一无所有的人来得更革命、更彻底，根据《汉书·高帝纪》的记载，萧何、曹参怕起义失败其首领会遭秦朝的灭族，心里打着小九九，所以坚决不肯当首领，而是推举刘邦冲到前台，就这样成就了一个汉高祖。

由于是基层干部出身，对管理总算有点经验，所以在刘邦的大旗下他一直从事管理工作。刘邦攻下咸阳，大家忙着抢钱抢珠宝抢女人，萧何却很有心，他抓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封仓库抢金帛财物，而是派人去秦朝的丞相府、御史府接收图册，把地图、律令、图书、户籍与卷宗档案等一应机关文书都搬回了家。萧何眼光远大，在大数据时代远远还没有来临时，就懂得了一个能够运作的管理机器，手上一定要有档案与数据。因为掌握了全国的山川地图、郡县人口、税收资料、驿传邮网以及中央政府的办事程序、规章制度等重要的数据和资料，对全国的情势就有了通盘的了解。事实证明，这对日后制订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汉高祖刘邦起自无赖，对国事原本无多大能耐，不过他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善于用人，用韩信的话说，叫作“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而当了皇帝的人，刘邦登上了“九五之尊”南面称帝，当年与他一同为“编户民”的功臣宿将们心里肯定有些不平衡，《汉书》上说这些北面为臣的“心常鞅鞅”。高祖为了安慰他们，不能不剖裂疆土，将他们封为列侯。列侯衣租食税，固然与分封的王国不同，不足以反抗中央，但是其势亦足以迫主，也就是对皇帝的权力加以一定的限制。这些列侯们有些像古罗马帝国的元老，在政治上很有些发言权。后来诸吕作乱失败，就是因为列侯不与外戚合作。文帝以外藩的身份入承大统，也是由于列侯们的迎立。列侯在政治上不但成为一个势力，且成为可以对抗皇帝的一种势力。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设计。本来是命令的人只有权利，现在便负有一种依法行使权利的义务；而服从的人本来只负义务，现在也有了一种无须服从违法的命令的权利。权利受了法律的限制，变成了“权限”。而且，汉初的制度，丞相必以列侯担任，皇帝在列侯中选择丞相，而列侯之力又可以约束天子，所以西汉初年丞相是代表列侯统百官，总百揆，借以牵制天子之专制。《后汉书》上说：“汉典故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还真是那么回事！

汉高祖认识到自己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弱点，所以将帝国的政事悉数托付给了他所信任的丞相萧何。他对萧何倒也是放手任用，当了皇帝立即拜萧何为丞相，并且尊称为“相国”——所谓相国其实就是前朝的“相邦”，因为刘邦名字叫邦，所以要避讳，就改叫了相国。

萧何的权力很大，那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萧何的相府中建有大殿，称为“朝会殿”，同皇宫中的殿一样也是黄色的，称为“黄阁”。百官们就在他的相府大殿中议事，一般人与丞相说话为表示敬重，不敢直对丞相，要请丞相的部属转达，就称“阁下”，这个名词现在仍在沿用，成为一种对人的礼节性尊称。而皇帝，虽然称“陛下”，但如果想与群臣共同商讨问题，对不起，还得屈尊到丞相“阁下”的朝会殿去开会。一般情况都是丞相主持会议，然后将会议结果由丞相率官员依次署名后，上奏皇帝，称“领衔上奏”。今天的“领衔主演”一词大概就是从这里演变来的。

有人或许会起疑问：不对呀！史书上不是有叔孙通制朝仪的记载吗？百官不是都去朝见刘邦的吗？怎么会是在萧何的丞相府里议事呢？——

话说生性随便的刘邦登上皇位后（说他生性随便是有事实根据的，这家伙曾当着人的面将儒生的冠帽当便溺器就地小便，还不够随便吗？）他嫌秦朝的那套贵族礼仪制度太烦琐，干脆统统废去。于是，那帮跟他打江山的老兄弟们也就跟猢狲解了绳索般肆无忌惮，不知高低地乱成一团，饮酒争功，喝醉了就大声喧哗，还拔出剑来砍宫里的柱子随意破坏公物。这就把坐在上面的皇帝给吓了个半死，弄得刘邦极不舒服：这个皇帝当得太没感觉！史书上没有记载萧何此时的表现，但萧何是有文化的，做过秦朝的官吏，懂得官场的上下尊卑那一套，他不会像杀猪屠狗的樊哙他们那样没大没小饮酒瞎闹，他看到这情状一定也皱了眉头。这个时候，儒生孙叔通站出来救驾了，说这是在朝堂上，不是酒馆儿聚会呢，得定朝仪，让大伙儿都讲规矩。刘邦想想，这么下去还真不行，就说好，你定套比较简单的试试，大伙儿都是乡下人，太复杂了谁也搞不懂。关于叔孙通建议制朝仪时萧何是什么态度，史书上也没有记载，但估计是赞成的，这从他的个性、经历和文化程度可以推测出来。

于是，叔孙通就带着他的一帮弟子开始在野地里像模像样地排练起来，人不够，还特地去孔老夫子的家乡鲁地招了30位儒生来当演员。排完了，请刘邦试看，刘邦说：我看行！有了这么一句话，一句顶一万句，叔孙通心头大定，于是又费劲巴拉地教会群臣。萧何有没有带头学？应该是的，否则像樊哙、周勃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就不会高呀，总得有几个好学生起模范带头作用。

公元前200年，长乐宫筑成。到了十月约定好的日子，群臣都来朝拜。这回就大不一样了，宫廷中陈列着大量执戟持戈的卫兵，一派威严之气，群臣先由叔孙通弟子担任的谒者引入，文官在东，武将向西，依次排序列队，还有人专门来检查队列是否整齐。然后，皇帝刘邦在声震屋宇的传警礼乐中坐着车出来，上殿升座。大家伙儿全都规规矩矩，该站哪儿站哪儿，没人大声说话，简直连大气都不敢出，更没人拔剑乱砍，剑在进宫前都给暂时没收了。礼毕置酒，大家也都老老实实地按一定顺序先举杯敬祝皇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然后再喝。刘邦看到这帮哥们儿一下子都变得这么听话，心里可高兴了，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当皇帝这么尊贵！爽！

——故事讲完了，没问题啊！群臣朝见皇帝那是大朝仪，在十月约定的日子里，那都是礼节性的，就像今天的阅兵、国庆一样。至于平时的行政议事，那仍然是在丞相府里进行的，生性随便的刘邦懒得理那些琐碎的事务。

萧何吸取前朝经验教训，又考虑到刘邦自身文化素质太低不善管理国家，便替刘邦制定了一套君主丞相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制度其实是开了责任内阁制的先河，比起西方民主整整早了两千年。

根据这套制度，汉朝中央政府的组织设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三公”，丞相是政府的“CEO”，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纪委书记”，太尉管军事，是“武装部队司令”。皇帝与丞相各有一个秘书处，皇帝的秘书处称为“六尚”，尚是掌管的意思，后世的尚书就是从此而来。所谓六尚，分别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前面五尚都只是管皇帝私人的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处理文书的，而且尚书也只有四个人的编制，可见管得不多，反正刘邦也不太喜欢看文书。

而丞相的秘书处就庞大得多了：丞相个人的秘书称为“主簿”，相当于今天官员的一秘；整个丞相“办公厅”一共有十三个部门，称为“十三曹”。各曹主官的官职为“掾”，副手为“属”，“掾属”在后世联称，就成为高级官员文秘等人员的泛称。统筹各曹工作的是一位“长史”，类似于办公室主任或者秘书长。一个曹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司，各有分工，从官员的升迁考核到祭礼农桑、邮驿转运、货币盐铁、盗贼词讼，林林总总，统统管了起来。

不仅如此，连皇室与政府的财政也是分开的。汉代九卿中有两个卿分管政府与皇室的财务，那就是大司农和少府。大司农管政府经济，少府负责皇室财务。国家规定，凡可耕田地都归农民，山林池泽则归皇家。在农业社会，全国的田赋收入是大头，归大司农管；而山林池泽的产出、工商渔林牧的收入则归少府管，是皇帝的私房钱。

宫中、府中的财政分开是从汉朝开始的，而能够将这两者分开的原因，就在于丞相府有政府运作的资料及数据，这就是萧何当年的功劳。而从分账的情况来看，大头都在国家，小头才是皇室。可见汉代的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设计应该是在相府而不是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实际领袖。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许倬云评价这样的权力结构设计：“君相之间的权力应当有明白的分隔。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国君的主权是完整的，但是国君的主权不应该拿来在行政事务上试探。国君主权是当政府不行时，可以决定换一个执政班子。君主的主权，只能用在监督，不应直接用于行政。无论怎样锐利的刀刃，也经不起不断的滥用，磨到主权本身钝了，没有了信用、没有威严。所以，君相之间的分际，当有区别。不论在法令上、制度上、组织上、功能上，几乎没有一个学派主张主权的掌握者——国君直接执政，以致没有转圜的余地。从行政理论来说，上层不能干预下层，执政者应当取得清楚明白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上级不能干预。”（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

许先生对萧丞相这套顶层设计推崇有加，认为基本上已经可以视作为民主的范本。

前面说过，萧何的相府中还有一座大殿称为“朝会殿”，百官议事不是去皇帝的宫中而是来他相国府的大殿，称为“黄阁议事”。丞相自己主持的会议，就称“廷议”。廷议的结论，由丞相领衔、主要官员依次署名后上奏皇帝，这叫“领衔上奏”，而皇帝只需要在丞相的奏章上盖印就可以了，汉初的丞相已可达到凡有所请，皇帝无不允从的地步。那么，皇帝如果有兴趣参加会议或者是想深入地与百官探讨一下问题呢？对不起，也请屈尊到相国府来。从这套规则看，丞相在政府里是真正的首脑、真正的主人，而不像秦朝一样仅仅是皇帝的秘书长或参谋长。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丞相的权力萎缩，精力充沛的汉武帝却以跑来跑去太过吃力为由要求不再去相府议事，丞相也不敢违拗，于是“廷议”的场所就移到了皇宫的前院。这一移两千多年过去，再也回不到相府来了。

我们今天去北京的故宫，看到前面的大殿都是朝廷办公的场所，后面才是皇家居住的后宫。这是后来的制度，但要知道刘邦的皇宫却是没有议事的场所的，议事都在萧何那里呢。别小看了会议地点的变化，这可是权力变化的地理显示。前后制度的变化看起来只是开会地点改了一改，反正大家都有马骑都有轿子坐，也用不着自己跑路，但实际说明的是行政事务的真正主持人身份不同了。在相府，丞相就是主人；在皇宫，唯有皇帝才是主人。 jrwuzeXbsuJ/robzq4+UqKDTHRaNtClzBZxvjCk6F1bgggWZV6NUgdXfd0ussa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