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法家的思想，在大一统后的秦朝已经彻底占据了上风。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由封建转为郡县，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化家为国，只有一个家变成了国家。于是他家里的“宰”也就跟着升格成了这个国家的总管。当然，秦朝时行政首脑的正式称呼也不叫“宰相”，而叫“丞相”，这一称谓一直沿用到三国。诸葛亮辅佐刘备父子鼎立蜀地，继续打着汉室的旗号，他就成了大名鼎鼎的诸葛丞相。

“丞者，承也；相者，助也。”从最初的词源学意义上说，丞是副贰，相也是副，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当然是皇帝的副官。你既然是副，就由不得你做主。这在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看来是毫无问题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君权与相权的分割。所以秦的丞相在行政决策上实际上一点拍板权都没有，大权独揽在始皇帝手中。

其实，秦始皇为什么会认同法家的观点？只因为这位始皇帝年轻的时候也有过大权旁落的痛苦经历。吕不韦依仗着跟他们母子的特殊关系，成了秦国事实上的最高领袖。为了表示对老头子的尊崇，嬴政做秦王时不得不在丞相之上又抄袭赵国的官职加了一个“相邦”的位置给吕老头。后来嬴政羽翼丰满，一举打倒了阴谋家、野心家吕不韦，也顺便打掉了“相邦”这个职位。

秦始皇精力旺盛，而且这些精力不浪费在女人身上，他当了皇帝居然没有立皇后。所以他事必躬亲，据说他还像强迫症患者一样给自己定了一个量，每天批阅的竹简奏章必须达到120斤重，不完成定量不睡觉，“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真正是“日理万机”。而从丞相到百官，事实上权力统统被剥夺，只能“受成事”，也就是执行的份。

尽管秦朝的丞相只是个副官的角色，但是当副官已经让人感到很荣耀了。因为秦始皇很少跟人商量着办事，能够参与其事的也就丞相等少数几个人，所以这个副官在外人看来其权威还是相当重的。

左丞相李斯的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回首都咸阳探亲休假，李斯设家宴请百官来与儿子见面，结果在咸阳的文武百官闻讯后争先恐后地统统赶来赴宴，门庭车骑数以千计，险些造成首都的交通堵塞。李斯不禁感慨：“位极人臣，富贵极矣！”——尽管在他上面还有一个行事低调、不太爱说话的右丞相冯去疾。

李斯的这句感叹被作为后世赞美宰相权威的经典，但是他不知道，当文武百官齐聚相府赴宴、咸阳的交通主管部门报告交通堵塞的原因时，作为皇帝的嬴政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这也是李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地方。若干年后，他被秦二世下令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临刑时又对儿子感慨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后一句感慨留下了“东门黄犬”的典故，表达了为官遭祸、抽身悔迟的意思。

李斯终于成了历史上少数几个被杀的晦气丞相，从他的身上后人看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耀，也读到了“伴君如伴虎”的凶险，这是相权终于不敌君权的事实，哪怕你位极人臣，你也毕竟只是皇帝的家奴！垂直设计的政治结构早就框定了宰相们的悲剧。

李斯死后，宦官赵高继任为丞相。在中国历史上，宦官被正式任命为丞相的，仅赵高一人。而到了赵高当丞相，秦始皇大权独揽的制度设计就显出巨大的弊端来：像秦始皇那样精力充沛、威势极强的皇帝自然可以极权统治，而秦二世既没有父亲的精力和才能，也缺乏经验和权威，再加上得位不正，把柄捏在人家手里，于是皇帝的权力只得由赵高代行。

赵高指鹿为马，将秦二世玩弄于股掌，由于他又是政府的首脑，而政府的其他官员又都缺乏相应的权力，无法与赵高抗衡，致使赵高可以一手遮天。

秦始皇以一己之私不放心天下人，把普天下的权力都收归自家。尽管天下人确实无权与之抗争了，但自家那里难道就保证不出问题？由于皇帝的权力被无限放大，当处于皇帝宝座的人无力控制这种漫无边际的权力时，躲在宝座后面的近臣——也就是秦始皇不担心的自家人却可以利用近水楼台的便利肆意地篡夺权力。这恐怕是秦始皇始料不及的。他总以为秦的江山可以传至万世，而他的万世子孙都能像他那般强势。而那位阴谋篡夺者赵高的身份恰恰是对他的最大讽刺：宦官丞相赵高倒的的确确是老嬴家的家奴！一个国家的事，最终毁在了一姓之家里。

秦以奴隶视天下人奴役天下，最终却亡在自己的奴才手里，这是历史的报复。但是这种报复却因为制度的沿革而演变为一种循环，这又成了历史的悲剧。 i/IZ8jg0qpLgtYXgN6wlBkG+i/094LgkP8Z44Q1fzViXiC12AzEck0+yiwmtdd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