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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原本是君王的家臣，从感情色彩上讲，与君王更亲近；“相”则比较庄重，突出其辅佐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宰相一般都源于“士”。士是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变革中形成的。其间，一部分贵族及其子弟因世袭制的覆灭而成为“士”，像汉初的张良祖上就世代为韩国的贵族；同时，出身庶民的人，也有跻身“士”的可能，如苏秦就是通过悬梁刺股的个人努力脱颖而出的。到了战国中后期，大多数担任“相”的人都不一定与君王有血缘之亲，甚至不是该国的人，像苏秦就担任过六国的相，你说他是哪一国人？大概是为了表示君臣亲如一家、赞誉身为“百官之长”的“相”与君主关系密切，所以在当时人的文章中出现了“宰相”一词，以作为对“相”的美称。如韩非子的“宰相起于郡县，将帅拔于部伍”。这一美称实在太好听了，所以后世人习惯把辅佐皇帝的最高官都称作为“宰相”，都说“宰相肚里好撑船”，没有说“丞相肚里好撑船”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相的职责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这是辅佐的使命；而更古老的师、保的职责还有“勿使（君主）过度”的制约作用。宰相，不仅要对君主“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甚至可以“失则革之”，比如伊尹、周公的所为。这一“助”一“匡”，是宰相制度的双向理论规定，同时也昭示了君主与宰相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宰相要辅佐君主并且匡正君主就必须设法限制君权，而君主总是希望摆脱制约，无限放大自身的君权，于是就必须想方设法打击相权。
在这个时期的人们的观念中，对君权与相权已经有了初步的划分，他们似乎更加倾向于一种君主对辅相委任责成的模式。
儒家的孔子就君主对辅相委任责成的实践大加赞赏：齐桓公虚己委政管仲而成霸业。孔子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秦穆公遇到百里奚，“与语三日，授之以政”，孔子说：“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孔子自己的理想也是游走列国，意在取得委任，大展正风气、治国家的抱负，事实上，他在鲁国也曾有过这么一段短暂的实践。道家的老庄讲究“无为”，认为远古的贤圣帝王都是“无为而治”的，像黄帝、尧、舜那样都是虚己下问，对大臣们言听计从。而法家虽然强调君主的权势不可失，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太阿之柄不可倒持，但对君主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还是反对的，韩非子就讲过几个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立场和态度。
第一个故事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魏昭王有一天心血来潮对孟尝君说：寡人想参与官署事务的处理。孟尝君说：好啊，既然这样，大王就应该先熟悉一下法律条文。他让人捧来了一大堆法规。那时候还没有发明纸张，所有的法规都刻在竹简上，卷起来编在一起，一卷又一卷。魏昭王拿起抄着法律的简牍，只读了十几支竹简，就觉得枯燥乏味，哈欠连连，竟然睡着了。醒来后，他对孟尝君说：还是你们去弄吧，寡人读不了这些。韩非子评价说，昭王睡着那是应该的。做君王的只要驾驭好臣下，具体事务就该臣子们去尽职，哪用得着自己去研读法规。
第二个故事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田婴做齐相的时候，有人劝齐宣王说：全年的岁赋收入这么一本大账，大王如果不抽时间去逐一地听取一下汇报，恐怕有官吏会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田婴听说此事，主动请宣王来听取汇报。他命令手下的官吏将已经签署好的一斗、一石、一升等收入凭证都一一准备好，事无巨细，一项一项地依次汇报。听了老半天，齐宣王听得头昏脑涨身体吃不消了，后来，他也睡着了。韩非子下结论说：君主亲自听取结算，那是国家混乱的开始。
第三个故事见《韩非子·说难上》：晋国的使者来齐国，齐国的外交部门向齐桓公请示接待规格，齐桓公说：去问仲父（管仲）吧。在一旁的滑稽小丑——俳优打趣道：这也问仲父，那也问仲父，像你这样做君主也太容易了。这个俳优一定是得了宠，所以敢恃宠调侃。齐桓公也确实没生气，解释说：我听说做君主的“劳于索人，佚于使人”，难就难在发现人才、知人善用。我在人海之中寻寻觅觅找到了管仲这样的贤人，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下面的事当然要管仲他们去做了。
三则故事，韩非子的观点不是很明白了吗？
在君权与相权的划分上，虽然儒、道、法三家都赞成委任责成的做法，但是儒、道两家尤其是儒家，突出君臣之间的一致性，强调君臣相得如鱼得水这样一种和谐的关系，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事实上日后的历史也证明，这个状态其实十分难得，可谓是屈指可数；而法家则敏锐地看到了君权与相权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利害冲突，作为贡献给君主的“帝王之术”，他们更强调君主对臣下的驾驭之术，一再指出君主的权势不可失。在第三个故事中，韩非子用了“或曰”也就是“有人说”这样的形式，对齐桓公撒手给管仲的做法其实是提出了批评。韩非子甚至认为明主用臣，应该像养鸟一样。养鸟人必须拔掉鸟翅膀下的羽毛，鸟的翅膀没有了羽毛，不能自由飞翔自由觅食，就只有依靠养鸟人才有食吃，鸟怎能不驯服呢？因此，明主要令臣子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不“服上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