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无政府主义者的“神秘氛围”

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我们注意到……神秘的氛围正在死灰复燃，这是一个严重的迹象，应当引起注意。

——递交给巴黎警察局长的一份匿名举报

蒙马特警察线人这一发现不禁让我兴致大增，于是我决定深入挖掘，努力让法国骚乱的根源浮出水面。我要去位于皮埃尔菲特的法国国家档案馆一探究竟。过了圣拉扎尔站，拥挤不堪的地铁13号线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飞驰而过。从拉福尔什站开始，车厢里突然挤满了人：有穿非洲长袍的，有头戴刺绣帽的，有身穿厚运动衫的，有绑着脏辫听着耳机的，乘客们鱼龙混杂，彼此挤在一起，却又充满欢声笑语。他们手里大都拎着大包小包。圣但尼大学站的售货亭用一句“你好”（这也是售货亭的名字）安慰着来往的乘客。出了地铁站，好也好坏也罢，便来到了三个世界共存的一片天地：郊区公交车总站，几位形单影只的乘客在一个水果摊前等待353路或255路公交车（巴黎北部的三位数公交车之一）；标有“巴黎第八大学”的大学校园；然后，在右边的灰色隔离墙后面，有一处风格优雅的围墙，里面的景观设计独具匠心——特大花盆里长出了嫩竹，也许是为了纪念让-皮埃尔·雷诺，一个金属雕塑半浸没在一个长方形的水体中——一座现代风格的大型建筑，白色的菱形交叉结构。它的每一层楼都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之中——宛如漫不经心叠放的杂乱书堆。它就是2013年搬到此处的法国国家档案馆。

在巴黎北郊闷热的夏季季风中，我翻阅着记录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档案。在给法国各省省长下达的一份通知中，时任内政部长宣布“要对外国无政府主义者采取特别措施”：“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该驱逐所有公开主张或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原文如此］或革命观点的外国人……你们若有驱逐方面的建议，请赶快告知我。”我在《言论自由报》上读到：“也许在蒙马特及其周围地区，在修道院街的一家酒吧里，发生的随意逮捕事件最多。” 之后发生了萨迪·卡诺总统遇刺案，引起了当年观察家们的广泛关注。1894年6月24日的里昂，刺客圣杰罗尼莫·卡塞里奥被抓时没有进行任何反抗，他高呼：“无政府万岁！革命万岁！”两个月以后，在被送上断头台行刑之前，他拒绝了牧师的帮助。“朋友们，鼓起勇气！无政府万岁！”这就是他的遗言。他还拒绝被当成精神病患者，而这本可以让他免于死刑。

“反对意大利人的示威游行，高喊着‘卡诺万岁！’‘打倒意大利人！’‘法国万岁！’‘打倒意大利！’，许多咖啡馆被洗劫一空，发生了众多纵火案。”里昂警察局长在向他上司提交的报告中如此写道。他逮捕了上千人。法国各省省长也一个个紧随其后。在格勒诺布尔，伊泽尔省省长报告说：“发生了严重的反意大利示威活动。许多手持铁锹和镐柄的法国工人，在法国和俄罗斯国旗的引领下，纷纷在城里揭竿而起。”至于《绝不妥协日报》，它用题为《保持镇定！》的社论明确谴责了针对意大利人的暴力行为：“昨天，就在里昂，多处房屋被烧毁，因为里面住着意大利人。一名意大利人在土伦被杀。这太过分了。”不过该社论坚持认为：“外国人正在入侵我们，与他们的竞争对本国劳工有害，我们……再次要求对本国工人采取保护措施。”

在“外国无政府主义者监视记录”的档案袋里，我翻阅的文件已经被窜改过无数次，以至于我的手指只要稍微用点力就会把文件扯烂：关于刺杀萨迪·卡诺总统的凶手卡塞里奥的文件，竟然具有参考价值，很出人意料。这份单独的文件是在刺杀案发生前四个月制订的，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灰色的外层文件夹上写着如下文字，字迹大而工整：“卡塞里奥·桑［原文如此］·杰罗尼莫——塞特［原文如此］面包师傅——无政府主义者。”至于埃罗省于1894年2月2日，即袭击发生前四个月拟定的个人详细资料，里面记录的个人体貌特征则相当普通：“姓：卡塞里奥。名：桑·杰罗尼莫。住址：新桥街50号。常住地：塞特。职业：面包师。户籍信息：出生于……约19岁，出生地为意大利米兰省莫塔维斯孔蒂。父亲：安托万。母亲：布罗利亚，玛蒂娜。婚姻状况：已婚。体貌特征：身高：1.68米。额头规则，圆下巴，棕色头发，灰色眼睛，椭圆形脸，棕色眉毛，鹰钩鼻，皮肤苍白，刚长胡须，嘴型一般。可能有助于确定此人身份的细节：法语说得很困难。” 在这份平淡无奇的档案背后，谁能预料到具有如此体貌特征的一名刺客，会在几周后因刺杀共和国总统而被送上断头台呢？

卡塞里奥档案与不远处另一个箱子里的毕加索档案之间的对比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非常引人注目。在1901年6月18日的第一份毕加索报告中，鲁基耶警长指出，毕加索（西班牙人）住在巴黎，19岁，“与收留他的同胞马纳赫的想法相同”，“法语说得很差，几乎无法让人听懂”。4年后，警察局长给蒙马特警局寄来了一张纸条：“请找到毕加索先生，并了解他目前的态度。”警长的回复如下：“已经在寻找名叫鲁伊斯·巴勃罗·毕加索的人……但没有找到。”“我们大队的侦讯人员都没有发现他在巴黎的踪迹。”然而，在1894年，卡塞里奥的报告只是说这位来自塞特的19岁面包师（意大利人）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法语说得很困难”。一个案件十分大意，另一个案件则过度谨慎，如何解释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异？对毕加索的不信任又该如何解释？

从1894年到1901年，19世纪末的法国——在人口老龄化和工业化之间挣扎求生——刚刚经历了长达7年的暴力冲突。对萨迪·卡诺的袭击是10年来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的一部分，德雷福斯事件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只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暴力、镇压、恐惧、审判、死刑，某些人的名字成为大家口口相传的对象，弗朗索瓦·克劳迪斯·柯尼希斯坦，人称“拉瓦乔尔”：他在巴黎发动袭击，以此来表达对警方暴行的控诉，后于1892年被送上断头台。埃米尔·亨利是一名巴黎公社成员的儿子，他向巴黎第一区的警察局投掷炸弹，炸死5人。他于1894年被送上断头台。1893年，奥古斯特·瓦扬在国民议会放置了一枚钉子炸弹。次年，他被送上了断头台。一些反对死刑的政治家，如乔治·克列孟梭，对此感到非常愤慨：“这种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由正派公务员实施的行政性杀人行为，我对此感到难以言状的厌恶。”他如此写道：“亨利的罪行固然是野蛮人的行径，但在我看来，社会的行为更是一种卑劣的报复。”

反对凶残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因“与本国劳动力竞争” 而“入侵”法国的外国人，一部分法国人开始对法国新出现的大规模移民问题做出反应。尤其是188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有100多万外国人居住在法国。除了纯粹的民族主义之外，其他社会形式的仇外心理贯穿了整个19世纪：这些排外表现伴随着工业革命长达10年之久，最初表现为法国工人与外国工人之间频频发生事端，然后再通过政治话语传播开来。1898年，莫里斯·巴雷斯在南锡选民面前声称：“无论在社会顶层还是外省底层，无论在道德秩序还是物质秩序上，抑或是在工商业和农业领域，甚至在与法国工人竞争的建筑工地上，外国人就像寄生虫一样毒害着我们。法国新政策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保护所有国民免受这种侵袭。” 随着人口赤字的增加、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劳动力的短缺，法国把目光转向外籍劳工，成为“第一个系统利用移民来克服劳动力市场‘僵化’的国家”。而与此同时，欧洲正在变成一个移民大陆。

通过“大规模招募没有公民权利的劳动力”，雇主对工资待遇进行施压，从而确保外国人的普遍顺从，因为雇主可以“合法地强迫他们从事国民拒绝从事的工业工作” 。不仅如此，在交通工具革命的推动下，这股移民潮还表现为农村人口外流，农民把自己的“双手”伸到了工业领域。这些事件发生时，恰逢法国国家建设进程推进之际，共和国精神也正在深入人心。这一时期首次确定了“国民与移民的区别” ，从而使本国人与外国人的对立愈发尖锐——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别加剧了这一差距，前者（仅指男性）赢得了后者所没有的新权利。毕加索于1870—1900年 这一时期之后来到巴黎，当时巴黎当局正在更改“外国人的定义”。他们明确界定了外国人的身份特征，非但不让外国人享有法国公民所享有的新权利，反而对外国人施加某些管制，并确定了新的警方管控目标 和优先“监管群体” 名单。当时出现了“国民和公民”与“非国民和非公民” 的区别，这种区别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变得至关重要。

正是在“法国人”与“他者”、“本国公民”与“外国人”之间出现的这一全新的鸿沟中，警方档案里的每一份针对毕加索的材料才得以建立。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法国人会把外国人与杀人犯混为一谈，所以他们有时会攻击移民工人，比如1893年8月17日在卡马格盐矿中发生的艾格莫尔特大屠杀事件：有多少意大利工人在那里被野蛮残暴的私刑无端杀害？ 最终的死亡人数仍无法确定，但至少有数十人被害或失踪。历史学家拉尔夫·肖尔写道：“从1880年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外国人在法国的存在引发了微妙的社会和政治问题。……1888年10月2日的法令和1893年8月8日的法律可以更好地监管他们：来到一个城市就业的移民必须进行登记；每次更换居住地时都必须重复这一程序。” 1893年和1894年，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惩恶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的，但随即遭到了饶勒斯和布鲁姆的严厉斥责。1894年7月31日，饶勒斯在《电讯报》上撰文：“是否应该中止国家的一切自由？”因为“无政府主义是社会分崩离析的症状和自发产物”。这时，19岁的毕加索，被咖啡馆里逍遥自在的巴黎女人迷住了，他是否意识到当时的法国正在撕裂，麻烦不断？他知道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这个名字吗？他是否意识到，哪怕是隐约意识到，他正在进入一个处于内战边缘的腐朽社会？他是否从巴塞罗那媒体那里得知，在外国舆论的持续压力下，世界博览会有被取消的风险？因为在雷恩审判之后——认定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叛国罪名成立，但情节较轻”，并判处其10年监禁 ——其他欧洲国家公开批评了法国政府的决定，这让法国的国际形象岌岌可危。

1894年4月23日，一张手写的便条阐述了主要原则：“警方……利用其雇用的所有特工监视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场所、秘密会议、接头地点、小酒馆等。不用说，警方在这些人中还安插了秘密支线人员。最近，它采用了一项新的举措，虽然简单，但似乎同样能产生效果。它编制了一份完整的名单，里面囊括了所有居住在巴黎各区和郊区乡镇的无政府主义者。每天早上，甚至一天两三次，特工们都会路过这些人的家，在他们吃饭和娱乐的地方逗留，看着他们离开车间，同时了解他们的情况。总之，这些特工们不遗余力地让大家明白，甚至正大光明地表明，警察在盯着他们，一天也不会放松对他们的监视。” 这就是鲁基耶警长抽屉里关于毕加索的恶意流言的起源：1894年4月，鲁基耶决定制定一项“简单”而有效的“新举措”，即编制一份嫌疑人名单，并建立一个由菲诺、富勒尔、博尼布斯和吉罗弗莱等人组成的线人网络，“他们一天也不会让嫌疑人离开他们的视线”。

1897年11月初，巴黎警察局长向内政部长递交了一份匿名举报人的报告，称“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我们注意到……神秘的氛围正在死灰复燃，这是一个严重的迹象，应当引起注意”。“安德烈先生，请了解一下‘神秘氛围’这一情况”，警察局长用红笔在上面坚定地写道。欧仁·安德烈警长为了弄清楚何为“神秘氛围”做了大量工作，堪称一座丰碑。他解释说：“神秘氛围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知。”在区分了“属于‘自由主义’一族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和“半是皮条客，半是小偷，总是敲诈勒索、与自由主义者保持距离、不在公共集会上打架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安德烈警长承认：“警察总局现任特工的素质，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敬业精神，使我们能够一直监视无政府主义者的来往行踪，了解外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动向、住所、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使用的假名……无政府主义者看到自己所有的秘密会晤都被人举报，事先策划的会议都被人提前知晓，当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自由行动时，却发现到处都有警察在采取措施，于是他们开始互相怀疑。他们彼此之间尽可能保持谨慎的关系，互相交流的内容只有鸡毛蒜皮的小事，同时让自己保持最大的神秘感……昨天还以朋友相称，今天就可以被当作告密者。如今，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里，一半人把另一半人看成受雇于警察局的秘密特工……神秘的氛围由此诞生。” 警方有了这样的思维模式，有了“神秘氛围”这样复杂讲究的这类人，保护法国的工作就尽在掌控之中了！

后来，到了1902年10月，在胡里奥·冈萨雷斯和何塞普·罗卡罗尔的陪同下，毕加索第三次来到巴黎，这是他最崎岖坎坷、最惶恐不安的一段时光——经历整整三个月的痛苦，他直面这座城市的紧张气氛。他经常出入旅店，并创作了一些描绘头戴帽子的妓女的画作，这些妓女冻得面色苍白，在一幅“泛潮的、恶劣的、如同深渊的潮湿底部一般湛蓝” 的画作中尽情诉说着颓废，他的朋友阿波利奈尔后来如此写道。通过查阅国家档案馆中的这些档案，我跌入了法国社会的深渊，那里的暴力和镇压空前猖獗，检举揭发和写匿名信大行其道，线人和特工比比皆是，这是一个受人管控的世界，由巴黎警长欧仁·安德烈专门负责监视无政府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