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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和平的国家出生、成长、接受教育，大环境有秩序、有保障，会发生什么几乎都能预料。当然，谁都明白：今天的安宁是建立在过去闻所未闻、原因复杂、由来已久的暴力基础之上的，只是街头的谨言慎行似乎掩盖了这段过去，史书上也只提供了严谨的学术资料，冷冰冰的。我的意思是，没有叙事文学作品绘声绘色地讲述它，让我们在其中找到自己。当然，我在开始创作《萨沃尔塔案件的真相》时，没想去填补这个空白。我的野心没有那么大，意图也没有那么明确，只是单纯地萌生了写作冲动。此前，我写过一些东西，包括一两本篇幅不长的小说，如果没记错的话，相当经不起推敲。我很快发现，写类似这本大部头的作品，肯定不是更有把握，但感觉更舒服。我在伦敦长住过，那儿有许多令人欣慰的图书馆和慷慨提供珍贵文献的朋友，让我搜集到足够的资料，为故事情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余部分，我坚持不懈、积少成多地写了好几年。我像在完成一幅大型拼图，先从外围入手。之前提到国家太安宁，我执意想逃，便调到荷兰工作。我在那里写了一篇逸事，作为小说的开端，后来改来改去，基本全改没了；然后便开始毫无章法地、一点点地拼图，无策略，无标准，完全跟着感觉走；拼完进入更艰难的第二阶段，分配整理材料，避免将同时发生的事件堆成迷宫，让作品迷失在其中；最后，面对近千页的稿子，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写出来的，为什么要写。我无知无畏地（当年二十五岁）拿去给几个朋友看，甚至还投稿给某家出版社，收到反馈后，慢腾腾地琢磨了好几个月，陆续做了许多修改，尤其是结构上的。本想让结构错综复杂，结果变成一堆乱麻。我明智地删去了某些支线和次要人物，避免情节过于繁复，让人摸不着头脑。
1973年，我再次按捺不住，想换个环境。命运使然，我去往联合国工作。这意味着我会跟《萨沃尔塔案件的真相》的主人公一样，去纽约生活。我给人物安排这个结局时，从未想过会一语成谶。不管怎样，出国前，我趁好友佩雷·希姆费雷尔在塞伊克斯—巴拉尔编辑部工作的机会，把稿子交给他。他光速看完并向编辑部推荐，对此，我永远心怀感激。年末，我带着签好的合同动身。
我很幸运，《萨沃尔塔案件的真相》过了一阵子才出版，具体日期是1975年4月23日世界图书日，正值举国祈盼，似乎无法撼动的制度肉眼可见地迸出裂纹之时。
怎么变，不知道；但变，已是迫在眉睫。鉴于此，人民时刻保持警惕，不但对政治事件，对任何事件都保持警惕。这么说吧，舆论的敏感触手可及。和前几十年不同，报刊被争相传阅，仔细思考。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正面评价《萨沃尔塔案件的真相》对作品所起到的宣传作用是在其他时期无法想象的。
这么多年过去，我没再读过它，很难再对它做出评价。当然，我对它感情很深，是它让我在文学界赢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并获益至今。我对它感情很深，更因为在记忆中，创作它的日子是文学生涯中特别充实的一段日子：无限憧憬，奋力挣扎，成果令人惊讶，经验缺乏，做出的决定却影响深远。这么说吧，当年的我孤注一掷、破釜沉舟，尽管这两个成语的含义我至今都还没参悟得透。
不知是否如众人所言，《萨沃尔塔案件的真相》开启了西班牙叙事文学的新时代。若果真如此，我会满意，但不会骄傲。这本书只是适逢其时，并非品质出众。我想，它也许独特，适逢一种理解作品（甚于理解创作）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并不新颖，但相比之前的主流方式，更具幻想和活力。这种理解叙事文学的不同方式绝非对过去的反叛，没有形式主义作家的试验，我在《萨沃尔塔案件的真相》中所使用的叙事手法只会是落伍于时代的老古董。我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创新。西班牙文学没有，至少没有如此有计划地重现昔日的辉煌（尽管有胡安·马尔塞
带讽刺意味的风俗小说和马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
侦探风格的小说，仅举身边两例说明之），而拉美叙事文学已经强势进入。如果我有什么功劳，恐怕是那些年众多新生事物互相碰撞，被我无意识地博采众长时，我没有搞得太砸。
爱德华多·门多萨
献给迭戈·梅迪纳
自身阶级的缺点
被他嘲笑。
如今阶级消亡，除了
像他这样孤独的幸存者，
谁会记着它的好。
——W. H.奥登
没什么值得害怕的：这些你摸得着、看不见的腿啊脚啊，准是一些被吊死在树上的强盗土匪。这一带地方，官家逮住这种人，总是二十一群、三十一伙地吊死在树上。如此看来，咱们离巴塞罗那不远了。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