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我国未派队参加奥运会,中国女排便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198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
在备战1980年奥运会期间,女排姑娘就把老一辈革命家、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的誓言作为奋斗目标:“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这是篮球、足球和排球运动员为之奋斗不息的目标。经过几代人的前赴后继、奋勇拼搏,女子排球已经走在了前列。1980年,中国女排已经做好最后的冲刺准备,她们的口号是:“要取得超人的成绩,必须付出超人的代价。”
这一年,我为了准备一年后的女排世界杯比赛解说,跟随中国女排集训,收集资料,深入采访,几乎同中国女排形影不离。我看她们练球,找她们谈心,知道了谁是恬静文雅的队员,哪个又是幽默执拗的队员。但仅仅简单了解人物性格还不够,广大听众和观众更想要了解的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形象。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采访记录她们的一举手一投足,还必须细心观察她们的生活,深入了解运动员的心理脉搏。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眼前仍会闪现当时的各种画面:
比如,郎平跟我说:“一天7小时的训练,到晚上睡觉时腿就抽筋了,真不想干了,可我舍不得呀。”
孙晋芳为了减轻伤部负担,躺在地板上,把头和脚垫高,让身体中间悬空,再把5公斤的杠铃片放在腹部,以此强化腰肌力量,一分钟一分钟地坚持着。
杨锡兰对我说,教练布置加练25米往返跑,为的是加快她们的移动速度,要把她们练累,她们偏说不累。
陈亚琼在训练后累得上不了楼梯,每迈一步就哭一声。
陈招娣为了增强腿部力量,肩负55公斤的杠铃咬着牙一次一次地练习深蹲。
……
姑娘们咬牙刻苦训练的一幕幕场景,真是催人泪下,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980年这一年,我在与中国女排亲如手足、同甘共苦的相处中感触颇深,收获很大,做好了随时进行转播解说的准备。
同时,还有两件令我十分难忘的事,4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仿佛就在眼前。我当时是有些不解的,但之后,我明白了中国女排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女排”,确实有她们的过人之处。同时,我也慢慢理解了“女排精神”的内涵。
陈招娣(左一)正在和队友们交流自己的训练体会(中体在线图片 唐禹民、周铁侠 摄)
女排姑娘们在体能训练中,会一起探讨器械功能和如何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
1980年5月6日,中国女排在南京市体育馆训练。张蓉芳在训练中因扑救球摔倒了,摔得相当重,躺在地上很长时间起不来。旁边的队员好像没有看见,照常进行防守训练,在场的教练和领队也没人去理她。我于心不忍地问教练:“你们为什么不管她?”袁伟民走过来对我说:“要她自己战胜自己。”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张蓉芳终于撑着地板站起来了,然后继续参加训练。
这时我才明白,正是这种顽强的毅力、可敬可爱的倔劲,弥补了张蓉芳先天身高不足的劣势,使她成为中国队的栋梁之材,也成为女排群英谱系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
另一件事发生在1980年5月14日,我亲身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夜晚。那天,上海飘洒着绵绵细雨,上海体育馆刚刚进行了一场国际女排比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日本女排。但这三局球,每一局开局后中国队都落后。第一局曾以9∶13落后,第二局又以9∶12落后,第三局先以1∶8落后,接着以9∶14落后,最后以16∶14反败为胜。我在解说时还赞美了中国女排反败为胜、顽强拼搏的作风。但袁伟民对比赛结果并不满意,他对队员们说:“今天我们在落后的情况下拿下这场球,比在领先的情况下得胜更有意义。但是,我不能原谅你们。”他要让她们记住每球必争,并决定全队在赛后加练。他说:“你们在场上不活跃,有‘骄娇’二气。现在补课,什么时候把情绪练上来,什么时候结束。现在开始。”我在采访本上记下此时此刻已经是22点34分了。将近午夜,我坐在场边继续观看她们训练。
张蓉芳在场上来回奔跑垫球、救球,她跟教练说:“我嘴干得要命。”袁伟民说:“我嘴也干,比赛的时候,哪儿有那么多水喝。”张蓉芳不再说什么了,一分钟一分钟地坚持着。
陈招娣为了救一个球,腾身扑出,快速滚翻。大运动量使她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快要吐了,她马上跑出球场进了盥洗室。几分钟后,陈招娣重返球场,袁伟民问她:“你为什么不请假?”陈招娣带着几分自责和不安,听着教练的批评,一声不吭。她心里都清楚,教练严格的要求是为了激发她的斗志。
这天晚上一直练到零点才结束。
就是这种受挫折不气馁、得胜利不停步的精神,让我感慨良深。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要赶快将这些人们想知道,而在比赛场上又看不到的感人事例告诉广大听众、观众。什么是女排精神?这就是女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