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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中国女排交往日久，在训练比赛之余，也看到了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袁伟民教练不再是那个“冷面教头”，女排姑娘们有赛场上的“刚”，更有场下的“萌”。讲几个赛场外的小故事吧。
我和袁伟民教练相识已久，了解他的不容易。记得有一次我到袁伟民家采访的时候，他正拿着儿子的作业本教育小家伙。他对我说：“你看，我平时没有时间管他，早上我出去时，他还没有起床，晚上我回来后又要忙着翻阅资料，准备教案。等我忙完了，他早就睡着了。星期天，他放假，我却常常要去指导训练。这不，我昨晚刚从赛区回来，趁今天有点儿空，抓抓他的功课。”我看了一眼小家伙的作业本，见他的字写得十分工整，便说：“写得挺不错嘛！”袁伟民却说：“不行，有些字不合比例，有的太宽，有的太长。”之前就听说袁伟民写得一手好字，如今瞧他对儿子的字也是按书法的规范要求呢。他没有工夫管儿子，小家伙刚满9岁，就自己坐公交车去上学。
张晓岚采访中国女排，和教练、队员合影（张晓岚 供图）
左起：中国女排助理教练李勇、领队姜伯因、张晓岚、郎平
张晓岚和运动员们合影（张晓岚 供图）
左起：杨锡兰、姜英、体操运动员童非、张晓岚、周晓兰
当时，他们一家住在办公楼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子里除了一张用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大床和一个堆满了报纸、资料的书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知名教练的家竟会如此简朴。他舍小家顾大家，一心扑在排球事业上，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待遇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我便写了一篇《在袁伟民家做客》的文章刊登在《中国体育报》上。
后来，袁伟民换了新居，我买了一束鲜花，和女排姑娘们一起来到袁伟民家。
两居室的小房间顿时热闹了起来，袁伟民和夫人郑沪英准备了面和肉馅，要和大家一起包馄饨。姑娘们兴高采烈，袁伟民也兴致勃勃。我打趣地悄悄问袁伟民：“你知道姑娘们私下里管你叫什么吗？”他笑着说：“知道，管我叫‘袁大头’呗！”
原来，在场下，袁伟民和颜悦色，和姑娘们有说有笑，一起做游戏，玩打手板什么的，较起劲儿来，谁也不认输。可在训练场上，他却板着脸，一丝不苟，发起狠来让姑娘们好“恨”！陈招娣跟我说：“有时候，真恨不得上去打他几拳才解气！”
袁伟民搬进新居后，邻居几乎没见过他，说他整天都不在家。也难怪，他早上6点就出去了，晚上10点多才回家。他的夫人对我说：“家里的事就别指望他管，但队员的伤病和情绪却时常挂在他心上。”
有一次，我晚上到女排宿舍找她们聊天。梁艳告诉我，袁伟民、邓若曾和领队张一沛都很关心她们，管得可严啦！在郴州集训的时候，袁伟民晚上过来催姑娘们关灯，姑娘们淘气，等他一走就又把灯打开。袁伟民会吓唬她们：“看来，得给你们增加训练量了！”梁艳说：“到晚上9点，领队和教练就会来宿舍看我们都回来了没有。”果然，刚刚9点，领队张一沛就来了。等我下楼时，看见袁伟民也骑着自行车来了。这两人一直坐在楼下，等着晚归的两名队员，一直到10点，那两名运动员才回来。她俩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认了错，做了检讨。
我去日本采访女排比赛时，女排比我们记者早到一天。我们下了飞机还得坐很长时间的汽车才能赶到她们的住地。天已经很晚了，我们还饿着肚子，正愁没饭吃呢，就看见女排的教练和队员给我们送来了吃的。他们说：“知道你们来得晚，怕你们没饭吃，给你们买了点儿吃的。”我顿时感到非常温暖。
此后，在整个采访期间，无论是在训练场、赛场，还是在休息之余，他们都会招呼我一起吃饭，我俨然成了女排的“编外队员”。
每年，由首都20家新闻媒体主办的“全国十佳运动员”评选活动的颁奖大会上，报社都会因为我熟悉运动员，让我带领运动员、教练员们上台领奖。有一届评选，袁伟民获得了“最佳教练员”称号，郎平获得了“最佳运动员”称号，他俩跟我开玩笑说：“那你是我们的领队，你就是最佳领队啦。”
邓若曾的儿子邓刚患有智力残疾，他们夫妇精心呵护着这个孩子。
有一天，我正在训练馆看女排训练，突然有人急急忙忙跑进来说：“邓指导，快去看看你家邓刚吧！他爬到自行车棚顶上去了，怎么也不肯下来。”邓若曾赶快跑去把儿子从自行车棚顶上弄了下来。
尽管有一个需要特别照顾的孩子，但邓若曾从不耽误正事，每天尽心尽力地带领女排队员完成身体训练任务。他是个乐天派，爱说，爱笑，爱唱歌。姑娘们有时逗他：“邓指导，给我们唱一首四川歌嘛！”他会毫不犹豫地开嗓就唱，虽然有时也会跑调，但他的声音洪亮，音色也很美。他说：“姑娘们练得很累，也很辛苦，我唱歌也可以调节一下气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