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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排球队赢得了世界杯冠军之后，不到一年又要出征秘鲁参加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我又开始投入解说比赛的准备工作。我在1981年至1986年间，解说了中国女排五次夺冠的全部比赛，而每一次中国女排的人员都有变化，技战术打法也有所发展，强劲的对手也各有不同，但她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始终如一。
1982年5月，我去漳州采访集训中的女排。当时的条件还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先抵达上海，再转漳州。到了漳州，还要坐三轮车才能到女排训练基地。这次深入运动员当中的时间比较长，属于一次集中采访。
我发现袁伟民教练对运动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在抓训练的时候，他还要抓组织纪律，要求队员们自己搞卫生。我看见他自己在拖地、搞清洁，还帮队员们捡球。同时，他对安全也十分重视。有一次训练，苏惠娟鱼跃救球时，袁伟民赶快跑去推开旁边盛球的铁车，以免苏惠娟碰伤。
集训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12日晚，我突然肚子疼，而且上吐下泻数次，浑身冷汗。不单是我，还有运动员陈招娣、杨锡兰、郑美珠、姜英、苏惠娟、张玉蓉等，她们的病症和我的一模一样。苏惠娟病情最严重，高烧到40℃。最凑巧的是张玉蓉，她刚从四川到达这里，而我是第七个生病的。
此时已是深夜11点，我们被送往175部队医院。从医院的门诊到住院楼要开车走上好一段土路，坑洼不平。我们这些病号完全无法顾及自己的形象，一个个捂着腹部，不声不响地窝在车里。我们望得到天上的星星，听得到路边蟋蟀和青蛙的叫声，虽说被突如其来的病毒袭击了，但我心里并不沮丧。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能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了解这些在球场上奋勇拼搏的姑娘。到了医院，没过5分钟，袁伟民、张一沛、邓若曾也因为同样的问题来医院了。经过诊断，我们是食物中毒。
原来是训练基地的厨师们看到女排姑娘练得太苦，没什么食欲，给她们做了冰激凌。谁知道冰激凌被鼠伤寒沙门菌污染，弄得几乎一队生龙活虎的运动员顷刻之间成了重病号，只有孙晋芳和陈亚琼两个人没吃冰激凌，逃过一劫。
我和袁伟民、邓若曾同住一间病房，条件便利，也就经常交谈。袁伟民说：“一个运动队的管理很重要，管理不善就出不了成绩。”1976年，他刚刚到队的时候，说什么话的都有，但他不理睬，只一门心思带好他的队伍。
在175医院里，我们是同一间病房的病友。因为正在打点滴，上厕所时，我和袁伟民轮换着给对方提输液瓶。这是什么经历？同甘苦共患难！轻易忘得了吗？
我们从13号住到18号，按医院规定，至少要一个月才能出院。但大家心里着急啊，都提前出院了。出院第二天，运动队就开始恢复训练了，19日出操半天，20日便全天训练。我也来到训练场，有时还和大家一起踢球、做游戏。
食物中毒使我经受了身体上的痛苦，这本是个不幸的事件，但是这次意外的经历，使我有幸得到平时采访或许涉及不到的资料。我从医院、从病房了解到女排姑娘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袁伟民仍然要求运动员整理好自己的房间。我看到了她们如何同疾病抗争、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如何战胜自我的顽强毅力。她们在病床上不是考虑自己的身体如何，而是想得更远、更高，瞄准了秘鲁的世界女排锦标赛。我知道，她们要的是“两连冠”。
1982年9月25日，在利马的阿玛乌达体育馆，女排姑娘们实现了她们在漳州175医院病床上瞄准的目标——中国女排第二次获得世界冠军。袁伟民和邓若曾赶到转播台前对我说：“谢谢你！”
颁奖仪式后，孙晋芳、梁艳等姑娘捧着闪闪发光的世锦赛冠军奖杯，要和我合影留念。姑娘们说：“我们的金牌上也有您的汗水。”拍照时，她们特意把自己的金牌摘下来，挂到了我的脖子上。
我的眼睛顿时湿润模糊了，心里充满感动。作为一名体育评论员，这个时刻是最幸福的时刻。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奖励呢？
“五连冠”里有说不完的故事，有道不完的情。我80多岁了，在体育战线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每当回忆起中国女排的风雨历程，每当回忆起和中国女排一起战斗、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每当回忆起中国女排姑娘的身影与笑容，我都无限感慨。我为她们感到骄傲与自豪。她们始终将祖国荣誉放在首位，她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她们是最可爱的人。
愿女排精神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