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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理论历来十分重视精神“内守”在防治疾病中的积极作用。我国著名的哲学著作《庄子。在宥》一文中提出：“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黄帝内经》汲取了庄子的学术思想，提出“静则神藏，躁则消之”的论点。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神志保持安宁，就能少生病症，健康长寿；即使患病，亦易治疗，恢复健康也比较容易，这是神能收藏的缘故。反之，如果躁动不安，就容易得病，而且病症也不易治愈。所以《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静志安神的心理疗法的能动作用。”例如《素问。至要大论》指出：“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一也。”《素问。上古天真论》则强调提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欲，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意思就是说，一个志意清闲而没什么过高过多的欲望或要求，精神就能安定，当然就不会有什么惧怕的事情；从事一定的体力劳动而不过度劳累，气就得到所养，因而也必然顺从。由于静志安神少欲，所以一般而言他们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无论粗精食物都吃得很甜，不论美丑衣服都随便穿戴，不论什么风俗习惯都善于适应，高忘其贵，下安其分，不论高低贵贱都不计较，各种嗜好欲念，淫邪诱惑，都不能动摇其意志。静志安神清心，所以能活到百岁而动作不衰。《素问。刺法论》在论述了对不同的刺法之后，反复强调静养在治疗中的重要作用：“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闲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其刺如毕、慎其大喜欲情于中，如不忌，即其气复散也，令静七日，心欲实，令少思”；“刺毕，可静神七日，勿大醉歌乐；刺毕，精神七日，勿大悲伤也，悲伤即肺动，而无休止气复散也，人欲实肺者，要在息气也。”《素问。上古天真论》还着重指出：“无恚嗔之心……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故形体不敝；内无思想则心静，故精神无伤。内外俱养者，则恬愉自得而无耗损之意，故寿亦可以百数。”反之，如果内有思想之患，外有劳形于事，就会使人夭折。《素问。移精变气论》指出：“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
嵇康在《养生论》一书中，对静志安神的疗法在养生和防治疾病中的积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念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事乎大顺。”
陶弘景认为，静志安神，清心静养，必须提倡十二少，戒除十二多。他在《养性延命录》中指出：“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虑则志散，多念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悴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论证养生时引用嵇康的话说：“养心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五者必存，虽心希难老。”孙思邈认为“凡人不可无思”。一个人一点思想也没有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当以渐遣除之”。这是因为“道不在烦”。只有逐步做到不过分思虑、饮食、声色、胜负、曲直、得失和荣辱，才能使人健康。所以他引用彭祖的话说：“道在不烦，但能不思饮食，不思声色，不思胜负，不思曲直，不思得失。不思荣辱，心无烦，形无极，而兼之以导引，行气不已，亦可得长年，千岁不死。”孙思邈认为一个人活到千岁的关键，就是在于静志安神和心理上的自我控制，他在《千金翼方养性禁忌》中指出：“众人大言而我小语，众人悖暴而我不怒，不以事累意，不临时俗之仪，淡然无为，神气自满。”
鉴于上述这些认识，孙思邈在临床治疗中特别强调和重视静志安神的心理疗法，他在《千金要方》一书中指出：“病有四种：一血痹，二气疾，三邪气，四热毒。若有患者，安心调气此法，无有不瘥也。”
刘完素在《素问。病机原病式气宜保命集》中指出：“形气贵乎安，安则有伦而不乱；精神贵乎保，保则有要而不耗；”“神太用则劳，其藏在心，静以养之。”这是“全生之术”。
李东垣在《东垣十书》中指出：“六欲妄想，须当静养，念虑一除，精神自爽。”
曹慈山在《老老恒言》中更加强调指出：“养静为摄生首务。”
历代医家都把静志安神清心静养作为常用的心理疗法之一，并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实践。静养与服药并济，才能收到良好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