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吕氏春秋》中说：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人生于天地，长于天地，与天地一体。必定与天地相应。因此，顺应天地，便成为养生、康复的基本法则。
马王堆简书《十问》云：君若欲寿，则察天地之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管子·七观》指出：“百体从心。”《韩非子·解老》亦说：“神不摇于外则身全。”
汉代张仲景提出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这个原则既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支柱又是中医养生医学的指导思想。他在治疗、预防疾病之前都要分析脏腑气血、寒热虚实，进行康复辨证，然后才能确定具体实施的康复方法。
孙思邈在养生方面极有研究总结了历代养生资料，结合自己的经验写成了摄生真录，养性，退居等篇章，其中养生保健的内容就充分体现了他“安不忘危，预防诸病”的思想。养性的主要内容为：
（1）抑情节欲 情欲过度可导致疾病，甚至影响寿命，这是中医学历来重视的问题。他著的《千金翼方》认为“人生大限百年”，如加以“节护”则可更长，因为生命之火好比焚膏之火，人生加以“节护”，或不加以“节护”，其消耗情况各不相同，“如膏用小炷之与大炷”，小炷焚膏，燃烧持久；大炷焚膏，燃烧必速。
张子和认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对于平人养生反对妄用补药。他善用汗、吐、下三法治疗各种疾病。其实这三法的真谛就是以通为补，也可称万病唯求一通。所以他成为金元四大家通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金元四大家的朱丹溪倡扬“阳有余阴不足”论，强调养阴在养生和治疗方面的重大意义，其理论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他的理论是以“天人相应”和人身“阴气难成易亏”为依据。为此他主张晚婚、节育、保精。并指出在月缺之时，以及大风、大雾、暴寒、暴热、醉饱、劳倦、忧愁、愤怒之后，也应避免房事。
他重视温补而不忽视阴精，提出“不知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认为阴阳本质一体，两者不可偏废，其著名的“治形论”就是在阴阳一体论这一思想指导下产生的。
明代的王纶其学术成就，主要包括辩外感与内伤发热，进一步阐发脾胃学说与滋阴学说，以及发挥辨病论治等。历代医家多采用奇说，特别是他的“参芪理虚宜忌”论影响很大。并指出误服人参黄芪之品的危害性，有的患者病起于酒色过度，脾肾真阴受损，以致出现咳嗽、吐痰、衄血、吐血、咳血、咯血等症。
明末的绮石提出“理虚复损”说。认为虚劳的病因大致归纳为六种：（1）先天之因；（2）后天之因；（3）痘疹及病后之因；（4）外感之因；（5）境遇之因；（6）医药之因。虚劳的症状分为阴虚、阳虚两大类并概括为：“阴虚之症统于肺，阳虚三夺统于脾”。所谓三夺，即夺精、夺火、夺气。虚劳的治疗提出了治虚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所以为治虚之本。此外他又提出治虚二统，即清金保肺和益气补脾。
清代的叶天士著有《临证指南医案》等书，并指出理虚复损、扶养正气的学术思想。他综合了《内经》《难经》《金匮要略》等典籍的内容确定了虚损病的辩证一要辨上损、中损和下损，二要辨伤阴和伤阳。叶天士用甘药培中理虚，并认为甘药能“培生初阳，是劳损主治法则”，有甘寒、甘温之说。甘寒类以复脉汤、麦门冬汤为代表，甘温类以大建中汤、四君子汤为代表。
新中国成立以后，著名医学家岳美中总结出养生六要：一要保精、精、气、神为人之“三宝”，三者又以精为首。而要调息，即深呼吸；三要节食；四要五养五不复；五要适节气；六要叩齿漱津。
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认为中医补方虽多，但应按照四季五补加以区别应用，即春宜升补、夏宜清补、秋宜平补、冬宜温补、一般宜通补。并介绍了数首中医抗衰老方剂，如首乌延寿丹、大造丸、七宝美髯丹、扶桑至宝丹、枸杞子酒等等。
周凤梧教授认为延年益寿的药物应在辨证论治思想的指导下，按照组方法则合理使用，其实这就是治病求本的根本原则，而不是盲目地选择各种补药。
谢海洲、赵伟康等专家认为衰老的病因病机是肾精亏损，故治法以补肾填精为主，要用熟地、枸杞子、菟丝子或还精煎等。
综上所述，历代医家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养生防病以及治病求本的道理和方法，并为后世的继承和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