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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1966—1980年的社会历史，至少应该将目光投向60年代前半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
1962年上半年，中国周边形势出现紧张趋向。西有印度在边境肇事，东有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蠢动，北有中苏边境的不安。在中央政府看来，国际上出现“帝修反联合反华”的逆流，存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联合。1964年8月5日，美国海军、空军发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争，连续轰炸了越南的义安、鸿基和清化地区，直接威胁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在此前后，北面中苏边境的冲突也在不断恶化，西面中印边境的形势同样紧张起来。基于此种形势，中国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战备计划，以防边境冲突的加剧。8月12日，毛泽东在总参谋部作战部呈报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调查研究报告》上指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不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负责相关工作的实施。
8月，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在北京怀柔举行大比武，装甲兵在北京举行军事技术大比武。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电参与首次核试验的全体工作人员，电报指出：这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对美国核垄断、核讹诈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国内形势方面，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后的政策调整及包产到户、“单干风”等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是中央一线领导人对过去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挑战。这使得他对中央一线领导人的不满出现升级。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并且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毛泽东认为，政策调整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不容许有什么触动；对前几年所犯错误的分析，对困难的分析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必须与之合拍”。
这与一线领导人的观点和做法有明显区别。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改变。
1964年，在“阶级斗争”一词频繁出现时，一部名为《千万不要忘记》的电影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某电机厂青年工人丁少纯，原是工作积极、追求进步的模范。其岳母以前是经营鲜货铺子的老板，贪图小便宜，善于投机钻营、损公肥私。在岳母的影响下，丁少纯在生活上追求享受，工作变得消极起来。为换取钱财、购买衣物，他多次乘火车到外地去打野鸭，甚至还为此旷工、影响生产。丁少纯的父亲丁海宽，是该厂的车间主任。他对儿子的行为感到痛惜，多次提醒他不要“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不要看重小夫妻间的爱情和物质生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要忘记“世界革命”。影片的尾声部分，丁海宽严肃地对儿子和儿媳说：“党要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可他们（丁少纯岳母之类的人——引者注）有意无意地把你们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笑之间就进行着。这是一种不容易看得清楚的阶级斗争，这是一种容易被忘记的阶级斗争。千万千万不要忘记。”电影中，丁海宽检查儿子婚前的情书，挖苦儿子几天见不到女朋友就“无限空虚”，并批评儿子不从“阶级”和“阶级斗争”角度认识他与岳母的关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丁海宽的女儿丁少真与青年工人季友良虽互有好感，却没卿卿我我地频繁约会，反而利用休息时间钻研生产技术。
仔细分析丁海宽的上述语言不难发现，这与毛泽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中添加的内容很相似。
电影《千万不要忘记》的核心内容，旨在强调以阶级、阶级斗争等政治话语来观察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把柴米油盐放在宏观政治坐标上来看。其间巨大的落差和错讹，反映出革命目标的宏大与实现起来的艰难。
看完电影《千万不要忘记》，23岁的青年张道诚（笔名金雁）在日记写道，“青年人是系着红领巾、戴着团徽长大的，认为长在红旗下可以自然红。然而，人不是长在真空里，‘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青年人倘若没有高度的警惕性，资产阶级的影响就会潜移默化地使青年人变质。丁少纯随着一声声‘可不是’，渐渐地走入了资产阶级的泥坑”。“丁海宽对儿媳妇姚玉娟的训话：‘夫妻的生活不应当只是吃、穿、玩乐，而应当互相帮助、共同促进。’一句话道出了夫妻生活的真谛。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党要把我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是资产阶级要把我们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是一场争夺青年阵地的斗争，决不可忽视，必须警惕，千万不要忘记丁少纯的教训。”
日记，常有内心独白，但也未必全是心声。上述日记应该归为前者还是后者，只能供研究者参考。但是，从中或可窥见当时日常生活政治化趋向的加剧。
对于恋爱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笔名“马铁丁”的陈笑雨在文章中指出：
工人阶级的青年，自然也要恋爱，也要结婚。但是，从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看来，集体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总是第一位的，而个人的生活问题，就只能放在一个从属的地位。他们的远大抱负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也在这中间改造自己。个人的恋爱、结婚不论有多么重大，比起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来，毕竟是次要的。因此，他们也就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了爱人，或与爱人分离，就会感到心灵上的无限空虚。这个“心灵空虚”的论调，不多不少，是资产阶级恋爱至上主义的一种反映。
陈笑雨的上述观点，表达的是“先公后私”和“舍私为公”的观念。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强调“阶级斗争”和全国进入准战备状态下的应有之义。
以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为代表的文艺作品，主题是为革命拒绝恋爱、为革命舍弃恋爱，是20年代以降“革命加恋爱”文艺创作风格的延续。
这对中国文艺界的影响不可轻视。受到宏观政治环境的影响，从阶级和阶级斗争角度思考日常生活成为惯例，阶级斗争成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只谈革命、不谈恋爱，成为文艺创作的主流模式。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想象中的“阶级敌人”形象，或是老反革命、老地主（老地主婆），或是被敌人腐蚀拉拢、蜕化变质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或是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和小业主。这些阶级敌人拥有许多共同特点，他们“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向工农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时刻与革命力量争夺下一代”。60年代推出的电影，如《夺印》《年青的一代》《箭杆河边》等，先后在全国城乡上映。为调动阶级斗争的意识，全国范围兴起“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现代戏”热潮，旨在教育群众“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使“阶级出身论”意识接近沸点。
孟子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此番言论强调，在农业收成较好的丰收年，年轻子弟往往懒于劳作；在农业收成不好的饥荒年，年轻人往往敢于铤而走险、动辄诉诸暴力。不是人生下来就有不同的品行，而是由于外界环境使他们心理产生变化的缘故。承认人的品行是由人的生活经历、经验、教育宣传而塑造的，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承认“社会环境决定论”的说服力。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文化习俗等，难免会在人们的品行养成上留下烙印。1962年以降的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紧张、受到战争威胁，再加上国内重提阶级斗争，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行为，难免受到影响。
1964年《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中国妇女》陆续刊登文章讨论“女人活着为什么”和“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这篇文章认为，“妇女问题，从来都是作为社会问题而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形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妇女问题上，同样存在着阶级斗争。”离开阶级、阶级斗争来讨论“女人活着为什么”的问题，“无异是承认妇女可以因性别、却不因阶级而具有自己特殊的人生观、世界观。这种对问题的提法，是不恰当的，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点的”。文章认为，各时代、各阶级的妇女的生活目的是不同的，选择配偶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抽象的、超阶级的女人，同抽象的、超阶级的男人一样，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该文章认为，应该从阶级观点的角度来分析择偶观的问题。
在中国周边形势紧张、国内重提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公众媒介和学校教育开始批判“恋爱至上”，强调应该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恋爱和婚姻放在第二位。1962年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共青团在学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草案）》指出：
要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婚姻恋爱问题。学生正在学习时期，最好不要过早地恋爱、结婚，以免影响和荒废学业。但是，对于学生的婚姻恋爱，只要不违反婚姻法就不要干涉。对于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学生应当个别教育，不要把他们的错误在群众中公布。
共青团在上述文件中，虽然强调学业的重要性，但并未忽视婚姻恋爱对青年学生的重要意义。更难得的是，该文件还呼吁尊重青年学生的婚姻恋爱，对进入谈情说爱阶段的青年人不要轻易干涉。当然，该文件的重点仍在强调，青年学生不要因为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同年3月8日，翻译家傅雷在给儿子傅敏的信中提到，对待恋爱的态度和心情要尽可能冷静，这样“不至于为了谈恋爱而荒废正业，或是影响功课或是浪费时间或是损害健康，或是遇到或大或小的波折时扰乱心情”。
傅雷给儿子的信，应该不是“表面文章”或“原则至上”。通读全文不难发现，傅雷的行文充满坦诚、慈爱和包容。这是父亲对待子女应有的亲情。他劝导儿子的态度，与共青团上述文件精神有明显的相合之处。这恐怕不是简单的响应，应是举国不少人的共识。
1962年，国内形势还未完全趋紧，大中城市尚为自由恋爱留有不小的空间。虽然目前缺少全国范围的数据统计，但仍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合肥某大学校园，“1962年学校林荫路边的槐树花开的时间特别长，校园里弥漫着白槐花的香味；草丛中红色、蓝色、粉色的不知名的野花处处可见，让年轻的大学生感到骚动不安和心猿意马。许多同学恋爱了”。“舞会最是滋生爱情的场所”，年轻的大学生通过跳舞而结识、相恋，他们恣意享受着美好的青春年华。
西安市的资料显示，1962年新婚的8621对夫妻中，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占98%。
该数字是否可靠，目前缺少验证的资料。或许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城市对青年恋爱尚有包容。
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另一股影响深远的潜流正在形成。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该指示是在上海等地实行计划生育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该指示明确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为加强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对未婚的青年男女职工、艺徒、高等院校学生和公社社员，也应当进行关于严禁早婚，提倡适当推迟结婚年龄的宣传。在高等学校中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倡集中精力学好本领，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要过早恋爱和结婚，以致妨碍学习，加重自己的负担”。
该指示旨在认真提倡计划生育，晚婚晚育自然是应有之义。该指示与1962年初的《共青团在学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草案）》有明显不同。后者虽然强调学生“不要过早地恋爱”，但是承认恋爱、结婚是青年学生的合法权利，并认为青年学生的恋爱、婚姻，“只要不违反婚姻法就不干涉”。《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没有顾及《婚姻法》关于恋爱、婚姻的自主原则，提出青年“不要因恋爱、结婚影响生产和工作”，缺少法律条文的支持。并且，该指示与1950年《婚姻法》关于婚龄的规定有冲突，“不要过早恋爱和结婚”同样缺少法律条文的支持。
《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出台，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干预恋爱、婚育行为的开始，标志着生育不再仅仅是个人私事或家庭行为，公权力借助该政策介入私人领域的社会生活。为贯彻这一指示，全国范围的计划生育工作进入起步阶段。各省市进一步将该指示详细化、具体化。大体情况如下：
北京市。1962年12月21日，北京市妇联迅速贯彻上述指示，北京市第五届妇女代表大会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妇联“教育青年树立社会主义的事业心，集中精力学习和劳动，不要因恋爱、结婚影响生产和工作。要宣传晚婚对个人身体健康、对工作、学习的好处，早婚的害处”。
为贯彻《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北京市提出“技术工种的学徒工和练习生，均不得招收已婚男女青年”，“（男）徒工在24岁以下，（女）徒工在22岁以下者在学徒期间，不准结婚。如不听劝告而结婚者，或劝其退厂，应延长升级年限”。
各机关院校、厂矿、企事业单位，为贯彻《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对青年人的恋爱施加影响。加上阶级斗争氛围浓郁，这使得青年人恋爱的环境整体发生很大变化。当时在北京四中就读的牟志京回忆，“由于男校的特殊环境，女性自然是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课题。到了高中，受外国电影和文学的熏染，对爱情有了朦朦胧胧的意识。有一次骑车，一位小学女同学迎面而来，见到我毫无缘由地扑哧一笑。我也许对同学讲过这‘艳遇’，就成了我的‘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有力证据”。牟志京因为家庭出身和所谓“艳遇”，受到同学们的文字讨伐和面对面的批判。
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受1963—1966年“四清运动”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和对青年恋爱行为的管控有关。
河北省。1963年3月12日，河北省卫生厅、妇联、共青团、工会等单位，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的报告》中提到，河北省在青年职工、人民公社社员、艺徒、高等院校学生中，“提倡适当推迟结婚年龄的宣传教育”。所谓的“适当”年龄，河北省的规定是男性须达25岁、女性须达23岁方可结婚。与1950年《婚姻法》的规定相比，分别推迟5岁。河北省还规定，“提倡大学生在学习期间不谈恋爱和结婚，集中精力进行学习”，“在男女青年中造成一种推迟结婚年龄的光荣感与社会风气。号召男女青年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多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处的“提倡……不……”等表述，执行起来很难不被视为“禁令”。1964年，河北省关于婚龄的规定进一步收紧。该年8月24日，河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给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河北省“普遍提倡男女满25岁以后结婚”，同时要求省内的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学校、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经常性地向未婚青年进行“适龄结婚”教育，号召他们“树雄心、立大志，集中力量从事学习、生产和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为贯彻计划生育的规定，河北省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普通高中，从1964年起，“一般不录取已婚的学生（在职干部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除外）”。与此同时，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学生，工商企业、事业单位的学徒工，在学习期间不得结婚。如已劝告仍坚持结婚者，可劝其退学。并且，学校教师和工厂、企业的老师傅，要经常教育正在学习和培训期间的学生、学徒工，“不要过早恋爱或结婚”。已婚的在校学生，不许与其爱人在校内同居。其所生子女不得在校内居住和抚养，同时劝告已婚学生和正在培训的学徒工实行避孕。
上述规定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生育的管理和限制而展开的。但是，恋爱与结婚、生育紧密相关，这是被纳入管控范围的原因所在。
上海市。1963年4月，上海成立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及相关办事机构，并对青年晚婚提出特别规定。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转《关于提倡计划生育和处理学生学徒在学培训期间结婚问题的两个报告》，明确要求学生、艺徒在学习期间不准结婚。
为宣传和提倡晚婚晚育，男女爱情又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相联系，因此，在部分校园，“有恋爱传闻的同学反而成了绝对的‘稀有人群’。他们感到孤立、压抑，常常会抬不起头来”。
这或许并非普遍现象，但在不少学校存在。1964年，正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的王申酉，在日记中写道，“现在这种历史关头……成千上万，不，成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成千成万上几万万的人在为生死存亡而奋斗，难道还允许那大学极乐园的不识人事世故的二十几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沉湎于爱情催眠曲，困卧在恋爱温柔乡中么？！不！确实是不允许的——虽然将会在内心产生强烈的本能的抵触情绪。当然也是可以抵制的情绪”。
一方面，“生死存亡”绝不可等闲视之；另一方面，“爱情催眠曲”与“恋爱温柔乡”确可等而下之。王申酉“为革命舍弃恋爱”的观念，代表部分青年的心理。这既体现“提倡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也体现中国国内政治氛围的转变。
与此类似，广西机械工业学校出台的《关于1963/1964学年第一学期工作计划》，赫然将“在校期间不准恋爱结婚”列为该学期开始执行的三大纪律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这不只是学校意志的体现，也代表理想主义者的愿望。伴随计划生育工作的起步，国内文艺方面同样出现明显的转向。
中国周边形势、国内形势的转变，只是外部因素。《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是城市恋爱环境发生改变的直接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进入1966年后，受中国国内政治潮流的影响，城市居民的恋爱观念与行为发生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