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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8月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1863—1935）率探险队进入哈拉浩特（黑水城，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约25公里处的戈壁荒漠中），并且首次进行了发掘。此后在1909年5月，科兹洛夫探访西藏东部之后又重返哈拉浩特，专门对这座神秘的故城进行了广泛的发掘，在哈拉浩特城郊掘开一座著名的古塔，这座古塔“送给探察队大量宝物，是一座拥有各种书籍、文卷和抄本的完整书库”。
黑水城大量的西夏文写本和刻本，就是这样发现的。黑水城文献以西夏文数量最多，在俄国有九千多个编号，约占总数的90%，汉文次之，不足10%，也有零星的藏文、蒙古文、回鹘文、叙利亚语和突厥语等文献。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批文献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尤其是汉文文献与西夏文佛教文献，俄方仅编制发表部分专题叙录，大大限制了海内外对这批文献的综合、专题性研究。正如沈卫荣所言：“与敦煌文献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利用，促成了对连接东西之间丝绸之路研究，或曰敦煌研究这一于世界学术界广泛影响的新学科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由于在过去的百年间很少有人能够直接地接触和利用这些俄藏黑水城文献，故它们并没有像敦煌文献一样为国际东方学各学科之研究的进步带来巨大的推动。特别是其中与藏传密教相关的汉文和西夏文文献，长期被束之高阁，其价值未曾被学者们充分认识。而仅从迄今我们对它们的初步研究来看，这些文献的发现足以改变11—14世纪西域佛教史的整体面貌，特别是对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我们从中得出了全新的认识。”
于是在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联合陆续推出《俄藏黑水城文献》，到2021年已出版30册。
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最有价值的是西夏文文献，“西夏学研究缺少原始文献资料的伤心史从此结束”。这或许正是黑水城出土文献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教，在境内大力推行佛教，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翻译、抄刻佛经。这些佛教经典有译自汉文藏经的，有译自藏文大藏经的，也有自己编纂的，这一类佛教文献约占80%。俄国学者占尽天时地利率先整理西夏文献，推出了世俗著作解说目录：西夏译汉文著作；字典和语音表；西夏文学原著；历书、图标、图样；咒文、医书；西夏法律文献。
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则对汉文遗书钩沉目录，内容包括十一部分：一、佛教作品，二、儒家和道家的作品，三、医书、历书、占卜书，四、历史著作，五、字书，六、文学作品，七、木版画和印章，八、文书，九、关于书籍和印刷史的资料，十、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中发现的历史资料，十一、书籍业技术方面的资料。
史金波、聂鸿音在俄国学者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西夏文世俗文献目录约计46种，除去译自汉文文献的作品外，再参照《俄藏黑水城文献》第7卷至第10卷西夏文世俗文献提要，胪列西夏文世俗文献史料如下。
《音同》不分卷，西夏兀啰文信校集，义长重校，正德六年（1132）刻本。西夏字书，收西夏字五千八百余。以声类为纲，列为重唇、轻唇、舌头、舌上、牙、齿头、正齿、喉、来日九章，每章又分若干纽，同入一纽的西夏字于当时为同音字，各字下有简略释义。是现存西夏文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一种，从中亦可见西夏语音系统概貌，为研究西夏语音的重要文献。
《音同》不分卷，西夏兀啰文信校集，乾祐年间（1170—1193）梁德养重校，西夏旧刻本三部。西夏字书，体例全同义长重校本，唯列纽及列字次第颇异，其中一部有纸背行书补注。
《音同》不分卷，据梁德养校本翻刻而成，纸背有佚名注释，小字行书，内容为正面注释之补充，从中可分析西夏字义。
《文海宝韵》全题“大白高国文海宝韵”，二卷，“杂类”一卷，西夏旧刻详注本。“切韵”体西夏韵书，全书分“平声第一”及“上声入声第二”，其中平声分韵九十七，上声入声分韵八十六，另有“杂类”以声类别纽，附于全书之末，字下注释体例全仿《切韵》，唯多《说文解字》式字形说解。
《文海宝韵》全题“大白高国文海宝韵”，二卷，“杂类”一卷，西夏旧写略注本。西夏韵书，分韵列字与上述详注本全同，唯注释甚略，亦多有常用字不予音义者，与上述详注本之关系犹宋刊《广韵》详注本之与元刊《广韵》略注本。
《音同文海宝韵合编》不分卷，西夏字书，部类及字纽排列同梁德养重校本《音同》，字下注释同《文海宝韵》详注本，并多有一字至二字注明声调。西夏字书训释以此书为最详。
《五音切韵》不分卷，西夏旧写巾箱本六种。西夏韵图，每图仅列五音而不标字母清浊，体例似较汉文《韵镜》、《切韵指掌图》为古。一本卷尾题“乾祐癸巳年月”，是抄于1173年。另一本每图多有插页，以碎纸叠粘附于版心，录《文海宝韵》诸字于上。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二十卷，卷首“律令名略”二卷，西夏天盛年间（1149—1169）嵬名地暴等奉敕修，有旧写本及天盛年间刻本多种，内容全同。西夏法典，修纂时似曾参考《唐律疏议》及《宋刑统》，然除“十恶”、“八议”二门直接译自《唐律疏议》外，其余诸条款与中原律令颇异。集刑法、诉讼、行政、民法诸法之大成，全面反映了西夏乃至中原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为研究西夏学及中国法律史的珍贵资料。
《法则》九卷，西夏旧写本二种。西夏法典，撰述年代不详，唯卷中屡言“律令曰”云云，则似成书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之后。按《法则》与下述《亥年新法》内容及体例迥异，不得视为一书。
《亥年新法》十七卷，西夏旧写本多种，字体各异，内容全同。西夏法典，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部分条款之修订增补。一本卷末题写于光定辛巳年（1221），则“亥年新法”之“亥年”盖指西夏神宗乙亥年（1215），或早至桓宗癸亥年（1203）。
《贞观玉镜统》四卷，西夏贞观年间（1101—1113）崇宗敕编，西夏旧刻本。军事法典，记西夏兵制、军纪及奖惩规则。为研究西夏治军思想和军事制度的首要著作。中国学者又有译为“贞观玉镜将”、“贞观将玉镜”者。
《告状案》旧写状纸数种，形式略同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瓜州审案记录”。
《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写本一纸，西夏乾定二年（1224）波年仁勇撰。现题为黄振华所拟。
《黑水城副将上书》写本一纸，西夏乾定三年（1225）孔塔铁撰，述黑水城覆亡前一年之守军情况。
《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写本一纸，西夏天盛二十二年（1170）耶和氏宝引立契。现题为黄振华所拟。
《光定未年借谷文契》写本一纸，西夏光定元年（1211）耶和来犬山立契。
《乾定申年借谷文契》残写本一纸，西夏乾定二年（1224）折慕长寿宝立契。
《官阶封号表》西夏旧刻卷子，录皇帝、太子至七品臣僚称号及封号，为研究西夏政府组织和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料。
《番汉合时掌中珠》不分卷，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骨勒茂才撰，乾祐年间张氏初刻本。番汉文合璧“杂字”体字书，词语为番汉互义、番汉互音四行对译，总类以天地人三才归部。概述因有对译汉文，故为解读西夏文字的关键著作，至今所知西夏字之基础字及近似读音大多来自此书。其内容多方面反映了西夏社会情况，是研究西夏的珍贵文献。
《番汉合时掌中珠》不分卷，西夏乾祐二十一年骨勒茂才撰，乾祐年间张氏复刻增补本二种。是书与初刻本大同，唯第七页多“逊星”、“扫星”等十则词语，云“此掌中珠者三十七面内更新添十句”，前后诸页内容亦与初刻本小异。
《纂要》不分卷，西夏旧刻本。番汉语对照“杂字”体字书，每则西夏词语下有注释，皆以西夏字音译汉语，云“汉语某某”，体例独特。
《三才杂字》不分卷，有西夏初刻本、乾祐十八年（1187）杨山复刻本及乾定二年（1224）习字等多种，内容全同。西夏字书，择《音同》常用词语依天地人分部而成。西夏文书题四字，直译为“三才字杂”。
《义同》四卷，西夏乾祐十九年（1188）梁习宝撰，梁德养校定。写本。“急就章”体字书，每句七言，间有八言者，共用西夏字四千余，无注释。
《新集碎金置掌文》一卷，西夏息齐文智编，有耶酉般若茂写本及习字纸两种。“千字文”体字书，全文千字，每句五言。有不少研究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
《医方》残页。西夏旧写本数纸，记汤药配伍及用药剂量，药物为汉语音译，疑为中原医书之夏译本。
《庚子年至癸亥年历》西夏旧写本，番汉文合璧历书，始西夏崇宗元德庚子年（1120），迄桓宗天庆癸亥年（1203）。
《庚申年历》西夏旧写本，历书，考为西夏仁宗大庆庚申年（1140）。
《谨謱》不分卷，西夏旧写卷。卜算书，是书迄今未获解读。
《贤智集》不分卷，西夏沙门宝源集，西夏旧刻本。释家劝世文。
《圣立义海》五卷，西夏乾祐十三年（1182）刻字司复刻本。西夏类书，体例仿中原《艺文类聚》，记载西夏自然地理及社会风俗甚详。
《西夏诗集》五卷，西夏乾祐十六年（1185）刻字司刻本。分《赋诗文》、《大诗》、《月月乐诗》、《道理诗》、《聪颖诗》各一卷，每卷录杂言体长诗一首，内容及形式颇具西夏民间风格。为西夏时期重要文学著作。
《宫廷诗集》不分卷，西夏乾祐年间（1170—1193）写本及写卷各一种。杂言体诗集，似为西夏臣僚应制之作，《新集锦合道理》一卷，西夏乾祐七年（1176）梁德养初编，十八年王仁持增补，旧写本及乾祐年间蒲梁尼刻本二种。西夏民间谚语格言集，每句少则三言，多至二十余言，两句为一联，对仗颇工。内容反映西夏民族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是研究西夏的重要文献。
《新集慈孝传》二卷，西夏曹道乐新集译，西夏旧写译稿，间有校改。传记史书，故事原出汉刘向《列女传》及《唐书》以前正史，经夏人节译或改写成书，故文字与原书多有不合。
黑水城文献不仅藏于俄国，而且藏于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美国、芬兰、瑞典。
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步科兹洛夫后尘，也到黑水城寻找挖掘，得到不少西夏遗物，交与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黑水城文献多达4000号7300多件，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西夏文文献250多件。英国藏西夏文献主要有大量的社会历史经济法律文书、儒家典籍和佛教经典，其子目主要有：1．汉文古籍西夏文译本：《孝经序》、《孙子兵法》、《将苑》、《经史杂抄》。2．西夏文学作品：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五言诗《新集碎金置掌文》，及译自汉籍的《德事要文》，僧人传记《寄照国师传》、《沙门善海奉诏集》。3．历书、图表。4．医方和星占卜筮。5．西夏文法律文书：刊本及写本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军事法律文书《贞观将玉镜》。6．西夏文佛教文献。
英藏黑水城西夏世俗文献，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有西夏供养人题记、供养人发愿文、词咏偈语、语词音韵以及有关西夏医学、音乐、道教、历法、军事、法律、经济、历史、官私印章、族姓、文册等资料，还有西夏僧人传记、文集等遗书，特别是还有夏、藏文注音对照残卷，极富研究价值。2005年，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英藏黑水城文献》。
2005年，宁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1—4册），至此，除即将开始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佛教文献》部分外，俄、英、中这世界三大西夏文献藏家的藏品、传世九成以上的西夏文献都已经公之于世，结束了西夏学研究缺少原始文献资料的历史。2008年由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收录黑水城出土汉文原始文献4213件。
在黑水城文献出土的影响带动下，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等地又陆续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文物资料，包括西夏文书、碑文、石刻、题记、印章、牌符、钱币、壁画、绘画等。这些种类繁多的西夏文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许多方面可以弥补汉文史籍之不足，特别是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分期，从考古发掘的角度对西夏王陵、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文物进行系统的整理，为西夏艺术史研究提供弥足珍贵而又无法替代的资料。
可以说这些考古文物，在汉文文献和西夏文文献之外，构成西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三大类资料来源。这些考古文物资料大多数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总结和梳理。如罗福颐辑、李范文释《西夏官印汇考》，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西夏文物》，牛达生、许成《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许成、韩小忙《宁夏四十年考古发现与研究》，许成、杜玉冰《西夏陵》，雷润泽等编著《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闽宁村西夏墓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拜寺沟西夏方塔》，许成、杜玉冰编著《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杨森编著《西夏钱币汇考》，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山嘴沟西夏石窟》上下册，等等。除以上出土和新发现的西夏文献史料外，还有大量的文书、碑刻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史金波等《中国藏西夏文献综述》（《西夏学》第2辑）对20世纪初以来收集、发掘、出土并分藏于北京、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地的西夏文文献和遗物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叙述。北京地区，国家图书馆所藏全部文献共8000多页面，是除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以外，世界上入藏西夏文献最多的部门。我国目前所存宋、元时期的文献皆是珍贵文献。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西夏文文献属宋元时期，十分宝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数量不多，但来源复杂。其中包括正面为《瓜州审案记录》，背面是《六祖大师宝坛经》的写本3纸。这3纸可能都是收集品，还不是一起入藏的。国家博物馆、社科院考古所、故宫博物院等也有少量西夏文献。
宁夏博物馆所收藏的西夏文物除个别是征集的以外，多为考古发掘品，数量已经达到千余件。编辑《中国藏西夏文献·西夏陵残碑卷》共收录西夏陵出土和采集到的西夏文残碑1333块、汉文残碑767块，计2100块，并将贾敬颜先生藏西夏陵园残碑拓片197片也收录其中。全书总计收录残碑拓片2297块（片），供西夏学界同仁研究参考。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刻本和写本佛经，其产生年代可考的多在西夏中晚期。西夏王朝自始至终大力推行佛教，但在其前期译经较多，而中晚期则以校经、刻经、写经、施经为主流，因此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佛经中，以西夏中晚期为多数。
陕西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藏西夏文书皆为佛教经卷，共6种，其中除原编号29259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为汉文与西夏文押捺并存一经外，余者皆为西夏文佛经。
《中国藏西夏文献·碑石、题记卷》由碑、石、砖刻（含瓷、银、铜器刻）与题记两大类组成，题记类又分墙壁题记、木质题记、瓷器题记、银铜器题记、丝麻织品题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