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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史料的流布形式，其分类有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传史料。按照史料的性质，其分类有原始史料、撰述史料、文艺史料和传抄史料。还有按照史料的版本、内容来分类的，不一而足。但不论怎样说，文字史料的载体是文本亦即文献，如何看待文献记述史料就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不同认识。
众所周知，对于历史学工作者而言，对史料的搜集辨识、考镜源流、去伪存真，原本是基本功。但是随着史料的日积月累，史学编纂著述的日益纷呈，特别是随着20世纪新史学的诞生，对历史研究对象史料的研究，也在学科分化中形成了史料学、历史文献学（或言古典文献学）和史学史等学科。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间的壁垒日益强化。不论是史料学还是历史文献学，其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称为史料学通论；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料学。
文献学是以文献为本体的学问，就其主干来看，可以说是关于文本的学问。其范围主要是研究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献形成发展的历史、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检索等。
“历史文献就是蕴含有真实历史内容的书面文字资料。”“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文献学，不仅面对众多类别的文字资料，而且研究手段也多种多样，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金石学、档案学及古文书学等等，各有其独立的研究方法和各成体系，而又统括于历史文献学之中。”
显然史料学和历史文献学虽然有所分工，角度不同，但都是以研究史料为主。学科分立对于某一方面的专门研究可以细致和深入，但弊端也很明显，即学科相轻日益明显。
从党项第一次出现在汉文史籍至蒙古灭亡西夏，西夏遗民渐次融入元朝境内各民族间，历史走过了大约八百年的时间。元朝史臣没有给西夏修一部正史，西夏建国后，又没有如辽金仿照中原政权建立较为完整的修史制度，而西夏中后期撰写的少许西夏王族历史资料在战火中消失殆尽，是故党项与西夏汉文史料多散见于中原王朝史官、边臣和士大夫的记载，几无完整详尽系统的叙述。明清以来，为恢复党项与西夏历史的面貌，就开始了从唐五代宋辽金元史乘辑录相关资料的工作。但是从史料学、历史文献学和学术史的角度较为全面梳理和整理党项与西夏汉文史料的流布及价值始于20世纪80年代。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陈振主编的《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下册、李范文主编的《西夏通史》都对党项西夏史料有极为简要的概述。
汤开建、罗矛昆《西夏史料概述》（《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85年第6期）和白滨《党项史研究》，是从研究党项与西夏史的角度对其史料进行概述。
汤开建、罗矛昆将西夏史料分成三部分：宋以前的党项史料（43种）、宋辽金时期的西夏史料（129种，不包括西夏文）、元以及元以后的西夏史料（36种）。前两部分又按基本史料和一般史料分述，基本史料主要是官史和私史，一般史料则是大型类书、文集、笔记、稗史、杂录；第三部分因选录不多，没有分基本和一般史料，而是一并总述。概述注重文献的版本和史料记述的侧重点。由于是首次较为全面、系统缕述党项与西夏史料，因而对于初涉党项西夏史的学者有很大裨益。
白滨《党项史研究》第二章“史料简介”将汉文史料较汤开建、罗矛昆的划分更为细致，分作：1．唐以前党项史料，2．唐代党项史料，3．五代时期党项史料，4．宋、辽、金时期党项、西夏史料，5．元代及元以后党项、西夏史料。介绍史籍也是按官史、私史、文集、笔记、其他，分门别类介绍，较为重要的典籍如《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旧新《五代史》、《五代会要》、《全唐文》、《宋史》、《辽史》、《金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东都事略》、《隆平集》、《武经总要》、《元史》等，还一一做简要的导读，分析其史料价值之所在。有的典籍，特别指出其版本对史料使用的影响，如在细致介绍《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指出：“今日通行的浙局本是清代被改译过的本子，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奉命改译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长编》中党项、西夏的人、地、官名都在改译之列。但《四库全书》在改译时，有的改了，有的未改，一部书里，有时一个地名出现两种译文，会让人误为两个地方。目前正在出版中的中华书局标点本依据《宋史》及宋元史籍将其一一改回，但也有遗漏。所以利用《长编》的党项、西夏史料时都要根据版本的不同详加考核。”
在讲到宋代史籍时说：“宋人著作流传至今，或后人辑录、编集的约千种以上，约有半数左右涉及西夏史事的记载。”可见白滨先生的考察是相当深入广泛的，其估计也无疑是符合事实的。白滨先生与汤开建、罗矛昆都将西夏史料下限定在元朝灭亡前后，并且强调：“对明、清以后编撰的西夏史籍要作认真的考核，以衡量其价值。”
这种慎重的态度是非常可取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多种有关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著作，其中以陈高华、陈智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为代表，从1983年北京出版社初版以后，天津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又于2006年和2016年先后出了修订本和第三版。是书对西夏史史料的介绍，简明而较为全面，分作七部分，具体如下。1．宋、辽、金史的《夏国传》及有关的纪、志、列传。认为西夏应与我国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一样，设有纂修实录、国史的机构，可惜的是，西夏的实录和国史都没有流传下来。并且指出：“宋、辽、金三史的《夏国传》（《西夏传》）的记事都是从本国的角度出发，记载西夏与各自国家的关系，概括起来，不外是和平时期的朝贡关系和冲突时期的战争情况。而对西夏国内的情况，特别是社会阶级结构、生产力水平等等方面，语焉不详，记载是很不完全的。”这个评语可谓点睛之笔。2．宋人著作，包括宋代基本史料、宋人文集、宋人笔记三部分。3．金、元人著作。4．有关唐史、五代史诸书，主要是西夏建国前的党项史史料。5．西夏文文献，介绍了《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特别提及“在各种西夏文文献中，法律文书对于研究西夏历史是最重要的资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一部仿唐、宋律令编纂的西夏法典，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6．清人和近人著作（详见后论）。7．考古文物发现。
顾吉辰《宋人西夏著作考》（《天水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首次对宋代目录文献和史籍文献中的宋人西夏著作作了较为全面的稽考，列出包括今存和今已佚两部分的43种宋人西夏著作。
以上从史料学的角度梳理和介绍唐五代宋辽金元士大夫书写的党项和西夏史料，是党项和西夏存续期间同时代人的历史见证，是故其史料性质对于研究党项与西夏而言是第一手资料。
这以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为代表。胡玉冰的著作共分四章，按时代先后分述：宋代、辽代、金代汉文西夏文献；元代汉文西夏文献；明代汉文西夏文献；清代汉文西夏文献。这与前述汤开建、罗矛昆、白滨以介绍史料分布为主不尽相同。
西夏虽然只是一个由党项族建立而偏居西部的地方政权，不论是其幅员还是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都无法与宋朝相提并论，但是宋在与西夏交往过程中却常常处于尴尬的地位，以至宋神宗慨叹：“然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盗边也。”
南宋初年李纲也感叹说：“谋画之臣竭智于内，介冑之士用命于外。”
所以宋朝官府文件、国史和士人奏章、著述留下了大量的有关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人文地理、民族风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构成了西夏社会历史汉文文献的主干部分。
对此，作者在论说宋代汉文西夏文献时亦有类似的看法：“为帮助朝廷制定出有效的御夏策略，以尽快解决迫在眉睫的边患问题，一批介绍西夏王朝民族、地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军事外交等诸多情况的文献在宋朝应运而生了。宋人编写的这些汉文西夏文献为了解西夏提供了较为真实、可靠的材料，而且这些文献也成了宋以后史家编纂西夏史最直接的史料来源。”“编著者几乎都是曾参与对夏作战的武将，编写内容以与西夏相关的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主。”
蒙古直接灭亡了西夏，而西夏遗民又主要是在元朝境内生存繁衍并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故元代汉文西夏文献是西夏灭亡史和西夏遗民活动的主要载记者。
综合地看，该书有几个明显的优点。
第一，对宋元时期西夏汉文文献作了迄今最为全面详尽的梳理和研究。在白滨先生对重要典籍进行导读的基础上，增加了文献数量，扩大了考订范围，包括：
（1）宋代6种汉文西夏专题文献：1．曾巩《隆平集》，2．《宋大诏令集》，3．赵如愚《宋朝诸臣奏议》，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5．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2）宋代22种汉文御夏“议边”文献：1．薛向《边陲利害》、《陕西建明》，2．曾致尧《清边前要》、《西陲要纪》，3．赵瑜《安边致胜策》，4．刘质《边防要论》，5．陈贯《形势》、《选将》、《练兵论》，6．张宗诲《景德安边论》，7．盛度《景祐边计十事》，8．景泰《边臣要略》、《平戎议》，9．徐复《边防策》，10．丁度《备边要览》，11．张方平《平戎十策》，12．魏庭坚《四夷龟鉴》（已佚），13．王琥《平戎方略》（内容不详），14．蔡禀《通志论》，15．贾昌朝《庆历边备六事》，16．范仲淹《攻守策》，17．姚仲孙《防边龟鉴》，18．田况《兵策》，19．吴遵路《陕西御戎要略》、《边防杂事》，20．范育《清野备敌法》，21．郭申锡《边鄙守御策》，22．任颛《治戎精要》。
（3）宋代17种包含西夏史料的史籍文献：1．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2．曾布《曾布日录》，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4．《宋会要》，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会编中散见的这些西夏史料主要集中在马扩《茆斋自叙》、赵良嗣《燕云奉使录》、晁公忞《金人败盟记》、《林泉野记》、《神麓记》等文献中”），6．熊克《中兴小纪》，7．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8．吕祖谦（误，应是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9．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10．宋起《种太尉传》，11．李埴《皇宋十朝纲要》，1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3．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皇朝编年纲目备要），14．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16．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17．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128—145页）。
对上述45种汉文西夏文献，该书不仅将传世文献作为主要介绍对象，而且对文献本身作具体考证。亦即从文献作者生平（包括姓氏字号、籍贯、生卒年月、仕履、学术成就）、成书年代、文献内容及史料来源、史料价值评议、版本源流等方面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丰富了对于宋代汉文西夏文献的认识。
另外开列出宋代36种散见的西夏史料笔记（第145—158页），宋人69种散见的西夏史料文集（第158—169页）。
白滨先生说大约有500种宋代传世文献涉及西夏史事，胡玉冰梳理的宋代传世文献约计150种，虽然不及三分之一，但是基本涵盖了宋代传世文献的主要部分，其他文献或重复或只言片语，实际的价值不能有更多的实质性增加。
第二，该书按照编纂年代的时序，将正史中的《宋史》、《辽史》、《金史》置于元代汉文西夏文献一章叙述，在讨论元代史家的西夏史观、元代西夏文献的聚积与散佚之后，较为详尽地叙述宋、辽、金三史《夏国传》的编修过程、资料来源、特点及价值，同时对三史本纪、志书、表和列传中散见的西夏史料也一一作了介绍和评议。
此外论述今存元代史籍、文集和其他文献散见西夏史料：1．《圣武亲征录》，2．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3．《宋史全文》，4．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5．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以及数种石刻文献、方志文献和元人28种散见西夏史料的文集。
辽金虽然也是西夏的宗主国，但是辽金二国的西夏史料留下的太少，袁桷搜访的宋辽金三史图书中，“可以肯定是记载西夏事的书有两部，即《赵元昊西夏事实》和《西夏事宜》。这两部西夏书历代公私目录均未见著录”。清人黄任恒撰《补辽史艺文志》史部载记类曾著录有《夏国史》，但其内容已不为后世所知。元人修《金史·西夏传》，提及《西夏世次》20卷（又称《西夏国谱》），从其书名大致可以推测是一部西夏人编修的以叙夏国帝王世次为主的编年史书，可惜也没有保留下来。胡玉冰以为：“从编修质量来看，《辽史·西夏外记》是三史《夏国传》中最差的，史料错误较多。”（第194页）这个看法言之有理。
第三，相对于过去的研究，有较大新贡献的是对宋代汉文西夏地理文献的梳理。作者指出：“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在一些西夏文文献中有零星的西夏地理史料，在西夏汉文文献中，西夏地理史料则较罕见，而在汉文西夏文献中却存有相对较多的西夏地理史料。”“成于宋代的西夏地理文献的数量最多，这些文献是宋以后西夏地理文献编修的基础。如传世的元、明、清三代西夏地理文献都是在宋代西夏地理文献的基础上编写的。因此我们在研究西夏地理时应该把宋代西夏地理文献作为基本文献来加以利用。”（第60页）“利用传世文献的记载对西夏地理进行研究是目前西夏地理较常使用的方法。通过梳理传世的西夏地理文献，可以对西夏国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疆域形成、政区沿革、交通道路、西夏与周边地区的地缘关系以及西夏国的生态气候等问题进行研究。”（第63页）可以说这是宋代汉文西夏文献史料价值的突出表现。
大量的西夏地理文献散见于宋人文集及《宋朝诸臣奏议》、宋代文献的西夏专题部分、两宋时期私家撰写的全国性地理志、宋代部分史籍和笔记等四部分中。根据梳理，宋代汉文西夏地理文献可归纳为三类：专书文献、地图文献、图经文献。“成于宋代的西夏地理文献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了，留存至今的西夏地理文献对于研究西夏地理就具有了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传世的西夏地图文献中，唯一一幅以西夏国地理为绘制主题的《西夏地形图》，学者对其成图时间说法不一。在《华夷图》、《地理图》、《历代地理指掌图》、《东震旦地理图》、《契丹地理之图》等宋代地图中都有对西夏地理信息的标注，只是内容详略不一。专书和专题文献中，《西夏堡寨》所述虽然不以西夏地理为主要对象，但对于研究西夏地理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武经总要·西蕃地界》提供的与西夏有关的地理信息是宋人文献中最为集中和丰富的。”宋代西夏地图文献以《玉海》所记为最多、最集中。
亡佚的西夏地图文献和地理专书：1．《西夏贺兰山图》，2．滋福殿藏含西夏地理信息的地图（《陕西二十三州地图》、《灵州图》、《甘、沙、伊、凉等州图》、《环庆清远军至灵州地图》），3．《河西陇右图》，4．《鄜延边境图》，5．《麟州屈野河界图》，6．孙巽《夏国枢要》，
7．游师雄《元祐分疆录》，8．赵珣《聚米图经》。
传世的西夏地图文献：1．《华夷图》、《地理图》和《舆地图》中的“党项夏国”，2．《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夏”及“夏国”（“在《圣朝元丰九域图》中，西夏国在地域标注中有非常醒目的‘西夏’字样。在这幅图的说明文字中，对西夏国的沿革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然自祖宗以来，服叛不常。朝廷易其小寇，不即讨除彼盗有之地，故《元丰九域志》列之为化外云。’”），3．《东震旦地理图》（志磐所编《佛祖统纪》所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及《契丹地理之图》，4．《事林广记》载图中的“西夏”、“西夏国。”
传世的西夏地理专书和专题文献，《西夏堡寨》“介绍的全都是宋夏边境地区宋朝境内的堡寨，所以严格来说，《西夏堡寨》还不算是专门的西夏地理文献。在传世的宋代地理文献中，真正算得上是西夏专门地理文献的是《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下《边防·西蕃地界》中的部分内容”（第96页）。
第四，注重已亡佚文献的稽考，如：1．刘温润《西夏须知》、《羌尔雅》，2．刘焕《西行录》，3．张舜民《南迁录》、《永乐客话》，4．吴思《契丹西夏录》，5．《西夏杂记》（仅见于《遂初堂书目》），6．《契丹夏州事迹》，7．《夏台事迹》。对这些已佚文献的作者、成书背景、文献内容作了尽可能的考订，对于尚存的文献在后世的流传及影响也作了说明。
刘焕《西行录》，作者解释云：“全书已亡佚，在有些史书中还可辑得其佚文。《西夏书事》卷四之端拱二年九月条后附刘焕《西行录》：‘贺兰山西北回鹘么罗王子、邈拏王子部落甚盛，向无统属。端拱中，李继迁破灭之，其地遂成碛。’考《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端拱二年九月，么啰王子、邈拏王子及回鹘都督石仁政、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来贡，宋赐以锦袍、银带。未言李继迁攻灭诸部落事。尽管《西行录》记事与其他史书略有出入，但作为宋人的记述，其可信度还是很高的，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异文材料，以便于后世史家辩明史实真相。”又如《夏台事迹》，作者解释云：“吴广成在《西夏书事凡例》中曾说：‘王氏偁（按：应为称）《西夏事略》、刘氏温润《西夏须知》、孙氏巽《夏国枢要》及《夏台事迹》诸书，言人人殊。较之正史，不无舛错。’此处所举《夏台事迹》似乎清朝道光初年还存有，吴广成参考此书来编西夏史。”（第50页）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将研究对象的史料与文献研究史的界限不分，这种不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现今学科分类越来越细造成的。
胡玉冰正是从历史文献学学科角度进行分类和研究的。“统而言之，凡记述内容直接或间接与西夏相关的各种汉文文献都可称作汉文西夏文献，此为广义的汉文西夏文献。”（第4页）“狭义的汉文西夏文献是指，记述内容直接与西夏有关的各种汉文文献。主要包括记事涉及夏州地方政权史、夏国史及夏国与周边民族关系史中的各种汉文文献。本文以狭义汉文西夏文献为考述重点。”（第5页）“成书于宋元时期的文献史料价值最高，这些是汉文西夏文献中最基本的文献。成书于明清时期的西夏专书文献主要是对宋元汉文西夏文献的撮抄和改编。”（第5页）“从西夏文献的研究来看，海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是西夏国原始文献（以西夏文和汉文文献为主）的整理和研究，对史、子、集诸部中汉文西夏文献整理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突出，成果数量也比较少。据笔者统计，自20世纪30年代迄今，关于汉文西夏文献的研究论文数量不足百篇。”（第7页）笔者按：这恰恰说明宋元史料研究与明清西夏史研究之间界限分明。
“汉文西夏文献的研究成果以对专书的考证成果为最丰富。学者主要以宋辽金三史《夏国传》、《宋西事案》、《西夏书》、《西夏书事》、《西夏志略》、《西夏纪事本末》、《西夏艺文志》、《西夏文缀》、《述善集》及《西夏地形图》等传世的西夏文献为考证对象。”（第10页）
“汉文西夏文献是中国古典文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18页）
“（1）本课题首次把汉文西夏文献作为一类自具特点的特殊古文献来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当会丰富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内容。（2）有助于西夏学研究的深入进行，有助于西夏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使相关研究成果更加科学、合理。”（第18页）笔者按：前一点正确，后一点不尽然。
“对于明清西夏专史，学者多从史源学角度进行研究，研究角度不够全面，研究方法较为简单。”（第20页）笔者按：这恰恰是混淆了史源学与古典文献学的界限。史源就是史源，古典文献的着眼点不是史学研究者的对象。
“传世的专书文献主要以宋元文献为辑录史料的来源，考证清楚专书文献的史料来源，可以明确各文献的史料价值及其不足，避免使用了不可靠的文献而得出不科学的结论，避免以讹传讹。”（第20页）
“文献的史料价值。成于宋元时期的汉文西夏文献是研究西夏的基本文献，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成于明清时期的西夏专史，学界对其史料价值看法不一。”胡玉冰“通过考证，结合相关文献的比较分析，力求对不同时期汉文西夏文献的史料价值做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纠正以往学者在认识上的偏颇，为学者利用汉文西夏文献提供有益的借鉴意见”（第21页）。
笔者以为，明清时期的汉文西夏专史具有学术上的研究参考价值，不能作为原始史料征引。这里不是认识上的偏颇，而是书写历史、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不能混淆。从历史文献学学科的角度，每一部文献都有正本清源的必要，如对明代“祁承㸁《宋西事案》的史料来源问题，有学者认为主要取材于宋代史籍的‘正史’及其有关的纪传、奏议，实际上，《宋西事案》卷上的大部分史料节录自《宋史纪事本末》，而卷下几乎所有奏议都节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周春《西夏书》，过去学者多沿用清人的说法，认为内容为十卷，其实应为十五卷。关于《西夏志略》，并不像有些学者猜测的那样是由学者独立撰著的史学著作，它是清代学者将《古今图书集成》和《续通志》中西夏史料汇编部分抄录出来，内容上未作任何改动，合二为一后冠以《西夏志略》之名单行于世的”（第21页）。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在历史文献学科上是搞清楚了《宋西事案》、《西夏书》、《西夏志略》的本来面目，因此在文献学史上乃至学术研究史上是有其价值、有其贡献的，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即使如此，这几部书从研究西夏历史依据史料的要求来说，并没有史料的利用或使用价值，这也是不能混淆的。尤其要指出，搞清《西夏志略》伪作的本来面目，本是一件值得赞誉的做法，可是画蛇添足还要讨论《西夏志略》的史料价值及不足，认为《西夏志略》“在传世的几部汉文西夏史籍中还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利用价值的”（第343页），这种宽容的态度不仅不利于学术发展，而且是很有害的。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抄袭（当然如果抄袭者在序跋中说明是对《古今图书集成》、《续通志》的编辑，那应另当别论，但是抄袭者并没有这样做，以致耗费了许多学者钩沉考稽的努力），是对原编辑者知识产权的不尊重。至于作者说“《志略》将二书中的西夏史料依据原貌抄录出来，合二为一，使其单独行世，不仅对原书的利用价值丝毫未损，而且还省去了学者的翻检之苦，有利于古今学者对西夏史料集中进行利用和研究”（第342页），对此笔者更不能同意，尤其是对“古今”的“今”学者。因为在印刷不发达的古代，查找和翻检图书不易，这种“伪作”对于“古”学者可能有一些利用价值，但是对现今的学者决没有。培养好的历史学工作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初学阶段培养他们使用原始史料的自觉，为何不径直从宋元史料中搜集做起，而要从二手文献中翻检材料呢？更何况进入21世纪以来，电子检索已为寻找原始史料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必须对该书的观点“求全责备”。
当然明清人辑录的西夏专史，可以作为熟悉史实的工具书阅读，但是征引史料则一定要查史实的史源出处。作为辑录西夏专史，辑录者对史实的解释或所加按语，在研究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或某些典章制度时，可以作为一种意见或一家之言来对待。
可能是限于编写和研究内容的框架，该书并没有涉及唐五代有关汉文党项史料的裒辑和梳理。众所周知，魏晋隋唐五代的党项史研究与西夏史研究是一个整体，不可或缺，正如韩荫晟先生所言：“自唐代以来，党项族就散居于我国西北广大地区。五代以来，宋和辽、金境内都居住许多党项族。西夏境内虽然居住着大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其政府机构也曾任用许多汉人和其他族人，但她毕竟是以党项拓跋氏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因此，研究党项必须包括西夏，而研究西夏则必须突出党项。”（《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前言）缺少对唐五代汉文党项史料或文献的梳理和研究，不仅反映出从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学科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所存在的局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部书的学术和使用价值。
另外一个不足是对宋元明清时期经部文献没有给以重视，不过，过去的研究者还从没有人论及过。
如前所述，胡玉冰对《西夏书事》的价值有较多的肯定，对此笔者有不同的意见。由于这部书对西夏史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故单独进行评议。在清末学者撰写的西夏历史著作中，吴广成的《西夏书事》问世最早，篇幅也最大，加之它既有编年也有纲目，查阅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戴维理亚1898年首次向国际东方学界介绍西夏历史时，几乎就全以《西夏书事》为依据。自此之后，这部书就一直被视为研究西夏史的首要参考著作。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吴广成《西夏书事》在清末学者撰写的西夏历史著作中成就最高，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钩沉和系统归纳了宋元人的记载。吴广成在搜集资料上是很下功夫的，“寒暑十周，始蒇厥事”，“是编分年析月悉遵三史帝纪、夏国附传，或尊王氏偁（笔者按：“称”应为“偁”）《东都事略》、李氏焘《通鉴长编》及薛氏应旂《宋元通鉴》、商氏辂《宋元续纲目》，王氏宗沐、徐氏乾学、毕氏沅《通鉴后编》、《续通鉴》诸书……至于前贤章奏、郡国图经以及家乘、志铭、丛谈、野说见有不同，词多相戾，窃附己意订正之。然必详溯根原，借征确据，非敢凭空臆断焉”。
由此可见，吴广成对宋元人的记载不同于一般的辑佚，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对史料作了一定整合。第二，对西夏政治军事事件、制度、人物作了初步的勾勒，对《宋史·夏国传》有较多补充，直到现今仍然被一些研究西夏政治军事史的学者所征引。第三，宋夏关系史叙述最为突出。宋人对西夏的记载多限于双方的来往，因而留下宋夏关系方面的材料最为丰富，所以《西夏书事》的内容也主要是从附丽于周边王朝（五代、辽、宋、金、元）的材料中反映出的民族关系，特别是从与宋朝的关系来考察西夏党项人自兴起到灭亡的历史活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夏书事》实际上就是以宋人文献为主的一部宋夏关系史。
贡献之外，吴广成《西夏书事》的局限也有三点。第一，所引资料一律不注出处，这直接影响了《西夏书事》的可信度。虽然编者自己强调对征引的材料“必详溯根原，借征确据，非敢凭空臆断焉”，但也很难让后人完全相信，因为无法分清哪些言之有据，哪些是作者引申发挥，整理过的文献毕竟是二手资料，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臆断、错讹的遗憾。同时，吴广成大量引用明清时期的二手历史著作，更是降低了《西夏书事》的使用价值。学者如此评价此书：“我们应该有把握地断定，吴广成写下的东西并不都是从古书里忠实摘录的，而是加入了他本人的许多杜撰和演义成分。坦率地说，即使是演义，吴广成的著述态度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一评价可谓鞭辟入里。关于对《西夏书事》的使用，笔者一向认为不适合作为原始资料征引，而是作为带有研究性质的重要著作来参考。第二，体例、观点陈旧。吴广成比照前人修霸史的成例，仿朱熹纲目体，对西夏三百年历史多有评论，除了少数评价较为客观外，大多数评价都充斥着纲常礼教的观念和所谓的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让人难以卒读。其材料的取舍，也与此有一定关系。第三，对西夏后期历史叙述过于简略。《西夏书事》主要依赖宋人记载，南宋以后与西夏交往基本隔绝，有关西夏的记载遽减，因而吴广成也只能付之阙如。全书42卷，前两卷叙述唐僖宗至后周显德六年党项族兴起的历史，卷三十四至卷四十二叙述北宋灭亡至西夏灭亡约一百年的历史，两者相加仅10卷，而叙述北宋时期相应的西夏历史占32卷。
最后重申笔者的基本观点：明清时期的汉文西夏专史，具有学术上的研究参考价值，不能作为原始史料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