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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踪。联溪难记曲，叠嶂不知重。
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此时迷径处，形问影何从。
——寒山
作为一位研究佛教史的大学老师，似乎会被人习惯性地归为“佛系”一员。而且在很多人看来，“佛系”必须具备一些显著的特征。曾有同学告诉我，来上我的佛学课之前，他们头脑里浮现出来的老师形象，要么可能会剃光头发，要么就是手持珠串，身着中式长衫。等到开课时，却发觉根本不靠边。
“佛系”一词及相关现象，从渊源而言大抵是来自日韩流行文化，如那张手持莲花的“无欲图”就出自著名韩剧《请回答1988》，而“佛系男子”一词更是直接袭自日本的流行文化词。无论其出自何处，在中国的语境里，“佛系”被解读为“什么都行，不必强求”的人生态度，当然这种态度会通过年轻人的再解读不断地变形，例如带有轻幽默色彩的“佛系”常会被诠释成更为消极化的“丧系”。
尽管作为潮流关键词的“佛系”与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是这个从日韩回流的词汇被如此高频度地使用，虽然不无戏谑之意，却也让“佛教”的相关符号在年轻群体中无意间去敏化，成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与观念。从另外的角度看，“佛系”作为一个弱化的宗教词汇进入一般人的生活，也反映出当代社会某些精神生活的需求，我们可以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准信仰”。
“佛系”之所以被视为一种“消极”却又具有心理疗愈作用的生活态度，事实上和“佛教”的大众认知是有关联的。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并无鲜明的建制化的宗教信仰，但是长期以来的三教融合的文化形态，使得一般中国人的宗教生活都不离“儒、释、道”的范围，在社会层面，宗教生活随处可见。尤其在“入世/出世”的观念形态下，儒家与佛教、道教分别扮演了入世事功与出世隐逸的角色，而在“建制化宗教生活”较弱的士大夫群体中，“佛道”常常成为事功受挫的避风港与依靠。
不过，今天“佛系潮流”的出现，其实反映出当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年轻一代人的精神需求已经悄然出现某些转变，那么他们对于“竞争”“内卷”的消极应对究竟要回应的是怎样的精神议题？
多年前，我还在某国营电信公司做一名普通的电信工程师，对周而复始的职场节奏感到厌倦，辞职来到上海，在浦东写字楼里当着财经媒体的编辑，每日码字审稿。人生前景称不上光明，但也是标准的白领生活。每日通勤上下班，写字楼里辛苦码字，周围的同事则大多关心的是加薪和跳槽，那时候媒体热钱大量聚集，媒体人对未来都充满着希望。偶得空闲，寻一家咖啡馆小坐半日。这样的生活方式很主流，很“小资”，没人会认为你的人生道路有什么问题。
但是人生难免有生老病死以及种种的不如意，我们的努力也有遇到瓶颈之时，自然会思考这短促的生命究竟有何意义，不过周围的人大多觉得这样的问题本身是无意义的。欲望中生存，欲望中湮没，仿佛是我们的宿命。
欲望当然有一万张可爱的脸，但是却并非人人都天生喜欢那粗浅的满足，更何况今天的年轻人，生长于消费主义时代，当年我们闻所未闻的事物，对于他们哪一件不是稀松平常？光靠这些浅表的身心欲望，已经很难让他们充满动力。
在今天这个“欲望”的转型时代，中年人眼中的“欲望”，可能是实实在在的财富、子孙绕膝的满足，而年轻人，生活在消费主义时代，吃喝玩乐本就是平常事，浸泡在欲望海中，可能也会对粗浅的欲望产生厌倦。因为这种“过度满足”的疲倦，反而让他们找不到生命的实在感。毕竟赚钱、购房、生子、“鸡娃”、择校、补课、进重点、考入985/211、寻高薪，这样的“内卷”轮盘，只要稍微思考一番，便觉得是命运的重复。所以“佛系”的所谓消极性，其实是因为他们在这些被许诺的欲望目标面前，已经开始产生怀疑，又寻找不到另外一条具备不同生命内涵的道路方向，才会有所谓“集体躺平”之说。经济发展几十年，几代人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也支撑起他们的人生价值观。而在今天，这条道路似乎已经走到了瓶颈。
十年前，我计划从近代思想史领域转向佛教史研究，一是因为学术研究兴趣的变化，再则是对佛理产生浓厚兴趣。朋友们不明就里，甚至会拐弯抹角地善意劝告：对于佛学不要太过沉溺。似乎认为只要和佛学扯上关系，就是在精神上遁入“空门”，开始逃避社会，甚至还会调侃：“可别学李叔同！”
关于李叔同的出家，坊间流传的高光片段无疑是他在西湖边告别日籍妻子的场景。那幅被想象出来的场景被众多的作家渲染成浪漫与绝情并存的动人时刻。不过，多数人虽偏爱李叔同，却对弘一大师心存疑虑。在他们看来，西湖边的那场告别既“无情”，又“绝情”，间或称誉一二，也只不过是碍于李叔同昔日在俗世文艺界的赫赫名声与其价值日增的翰墨作品。至于弘一究竟因何而伟大，少有人真正理解和深入探究。
所以，当“佛系”一词乍出时，我多少对其略有微词，因为在我看来，那其实多少扭曲了佛教的真实内涵。之后的舆论滚滚，又让我看到这个社会对佛教的某些普遍且深层的误解。
首先是佛教对待欲望的态度。佛教当然怀疑世俗的欲望，平常人孜孜以求的那些内心蠢动，固然可以让我们短时间感受到身心欢愉，但是佛教却认为，那并不能消解背后的巨大的人生之苦。简单而言，那些得来容易的欲望之乐，来得迅速，消失也不过倏忽之间。更为关键的是，追逐得失之间的盘算计较，令人身心疲惫。一面想要获得快乐，一面却无时不面临失去之忧虑，不安心境的循环，似乎永无尽头。
不过佛教眼中的“怀疑欲望”，并不是在道德的层面树立卫道士的形象，而是试图从生命真相的角度去思考，人生苦乐背后运作的原因和逻辑究竟为何？我们有没有可能超越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佛教的目标虽然是从怀疑世间的欲望享乐开始，但却是想要去寻找人生的精神出路。
当然，这样的寻找，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怀疑和内省的过程。这样的内省，并不是放弃现实的生活，而是去反复审视我们所追求的那些东西是否真的具有约定俗成的价值与意义。唯有经过这样的自我反省，我们的人生或许才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因为过去几十年依靠欲望消费主义所催生出来的价值观，已经不足以支撑起我们的全部生命想象了。
从这个角度看“佛系”，似乎危机中孕育的又是某些转机。
佛教从东汉年间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照理说国人并不陌生。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发源于印度的这股思想洪流，经过漫长的岁月渗透进华夏的文化土壤中后，某些最有价值的思想却反而成为涓涓暗流；而在表层最为显眼的存在形态，要么肤浅，要么扭曲。当然，这并非是佛教独有的现象，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等，今天其实都要面对再学习、再理解的问题。
今天对于佛教的了解（也包括道教），要么是各种文学、影视作品的浮泛描述，要么就是网络上的各种“段子”。如果按照传统的讲述方式，恐怕大部分人都难以得门径而入，复杂拗口的佛学名相与繁杂陌生的佛教史，与一般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距离太过遥远，很难激发他们的兴趣。
不过年轻人谈论起佛教，也常让人感觉脑洞大开。比如有人会觉得佛教充满神秘情调，与鬼神世界有关，所以他们通常更喜欢在各种改编的文学作品中去了解佛教，比如最近流行的3A游戏——《黑神话：悟空》，就充斥着大量佛教元素，更能吸引年轻一代人的眼球；有人会因为观看《俄罗斯通灵之战》这一类综艺节目，便想来佛教课程上一窥“幽冥”的奥秘；有人则是多少受网络段子影响，也想了解一下禅宗的“口头禅”，感受一下“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机锋缥缈。
更有趣的是，有一些年轻人还曾向我抱怨，每当他们阅读佛学书籍时，周围的同学还会投来奇怪的眼神，似乎是认为，“佛学”不是玄学吗？怎么能成为一门学问？甚至还会过来关心一下：“你到底怎么啦？”而当问起他们所理解的佛教，他们多数会谈到自己去寺庙烧香祈福的经历，在他们心中，佛教基本上等同于“玄学”和“迷信”。
这些情形可以总结为佛教今天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一是“祈福玄学化”，二是“心灵鸡汤化”。
人类的祈福行为，一开始就与祭祀密切相关。当人类感受到世界的不可掌控时，对于自然、人事的运行及其关系就会产生各式的理解。在多数的文明形态中，最初多会将问题的解决指向自然神灵等超越性力量，因此借助祭祀神灵来达到禳灾避祸的目的。而中国的民间祈福，主要是儒、释、道三教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某种民俗。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手持香烛在寺庙、道观中作揖祈愿，然后将其供奉于香炉烛台之上。当然还有在神像前供养钱币、掷茭等等，都是依各地风俗而演化出来的不同祈福形态。
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们其实不必过度苛责这种祈福心态，那只是人对不可知的命运产生的一种发自本能的期望，是对生命幸福感的朴素追求。一般人其实无暇思考，端坐在高台上的佛菩萨以及各路神灵，到底如何回应他们心中的祈求。他们的至诚祈愿，其实只不过是来自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敬畏，希望通过祈福去补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最后一块不确定的拼图。这来自生命的深层不安感，因为只有当人们体会到命运的不确定性时，“祈福”才会具备如此的吸引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祈福”又像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自我疏解。在今天充满竞争性的氛围里，我们虽然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是也同时打开了相互攀比与追逐欲望的潘多拉魔盒。我们不再是尝试学习“知足常乐”，反倒是不断试图借助更多的财富、名位来获得内心的满足，所以才会越内卷，越焦虑。只要我们心存压倒他人的想法，就会生活在永远不能彻底如愿的焦灼之中。走入寺庙，以香火去换取神灵对于个人欲望的加持，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内心渴求。
那么，烧香祈福为何无法代表佛教？
从宗教学角度来看，佛教并非是西方宗教意义上的“有神论”。在佛教的宇宙观中，存在佛、菩萨、阿罗汉以及天道诸神乃至鬼神非人的“生命谱系”。比如在佛教宇宙观中，最基础的时空就是三界（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在三界的时空中，有所谓的“天人”生命形态，可以类比为我们一般认知意义上的神灵。但是佛教和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宇宙中并不存在一位绝对的造物主。也就是说，这些神灵虽然和人类在能力、形态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却不具备对万事万物的主宰性。
对于佛教而言，佛陀作为“觉悟者”，和造物主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不是全能之神，宇宙当然不是由其所创造，众生也并不由他所主宰，就算是佛教心心念念的所谓度化众生的终极目标，其实也不是由佛陀说了算，因为那也要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因缘）。按照造物主的设定，宇宙的一切尽在其掌握之中，为其所创造和主宰，被拯救者并没有任何的话语权，一切都是造物主说了算。而在一般民间信仰中的神灵，或多或少具备一些超自然能力，例如预言福祸、改变运势、消灾赐福等等。这些“神力作用”，也就成为民间信仰中津津乐道的“显灵”，但这些能力的局限其实也一目了然，并非无所不能。
如果祈福就是祈求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灵来护佑，那么这和佛学的基本逻辑是相悖的。佛陀与凡人的不同之处仅仅是，佛陀是一位觉悟者。他虽然拥有圆满的智慧（全知），了解世间万物发生的来由与去向，也能依照合适的因缘去帮助他人同样达到觉悟的境界。但和全能者不同的是，佛陀无法凭借一己私意，强行达到其目的。比如在佛教经典里记载道，当年曾受过释迦族人羞辱的琉璃王，要出兵前去攻打释迦族，佛陀努力尝试消弭这场战争，但却最终无功而返。这便透露出佛陀的鲜明特色——他更像是一个人间的智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孔子的形象颇为类似。虽然佛陀面对无法挽回的家族命运时，并不像孔子那样“累累若丧家之犬”，但至少他并没有表现出无所不能的超人形象。从形象上看，佛陀其实更接近中国文化中的先贤——行走在人间的“师者”。
佛教与一般的民间信仰到底有何差别？简单来说，佛陀看到人世间的苦与生命的不圆满，试图通过修行获得生命解脱的智慧。佛教强调智慧的作用，所以有“依法不依人”的说法。“法”指的即是佛陀所觉悟的真理，“不依人”，显然就与各种民间流俗的偶像崇拜划开了明确的界限。此外，民间信仰多关注人生世俗层面的福祉，如财富、地位、姻缘等等，而将佛菩萨以及各种神灵视为可以依怙的神秘力量。而且民众多以佛寺、道观为依托来进行祈福，并不会特别区分佛、道的差异。这种信仰的杂糅与暧昧特色，是儒、释、道三家长期以来在华夏之地并存共生的结果。这也使得佛寺因为种种历史因缘，不得不承载各种信仰的动机与需求，佛教的本来面目因此显得暧昧难辨。
不过，今天的人们多会把佛教冠以“出世”的标签。这种对“隐逸”的想象，所产生的认知图景深入人心，僧人逃避尘世而隐逸深山之中，或是青灯古佛，或是林间水下，将深山古刹当作远离红尘的寄情之所，在寺庙小住几日，似乎就能满血复活，“元气满满”地回到红尘，继续追逐自己的人生目标。
这样的想象真的正确吗？
我们稍微回溯一下佛教的历史。从印度佛教开始，僧团基本都是与城镇毗邻。在佛陀时代，僧团每天都会去附近的城镇托钵乞食。而中国的寺庙也并不局限于山林之中，尤其是在隋唐时期，寺庙常常位于都会集市之中。僧人不仅借此与社会保持着日常的联系，也扮演着日常教化与慈善事业的角色。
因此，佛教并不必然倡导离群索居，虽然佛教也有某种意义上的隐修，但总体而言，佛教的修行一直是与社会、人群相融合的，所以古来长安、洛阳、金陵，皆是伽蓝密布之地，不仅影响达官贵人，而且也让庶民大众受到道德劝化和文化上的熏染。
例如唐宋时期寺庙的悲田院，就是朝廷委托寺院办的收容所，分布在京城和各州州县，主要收容老病残疾之人，甚至包括一些乞丐。僧人也往往利用他们的医术特长，为民众看病医疗。至于每年“盂兰盆节”寺庙所举办的报恩超度法会，则更是佛教用以鼓励孝行的流行做法，满足人们报恩尽孝的心灵需求，并且通过供养布施，鼓励大众去做种种的善行。
所以，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上，与社会一直保持积极相关的联系，扮演着救济、教化等重要的角色，但因为历史原因，这些功能慢慢衰落，乃至最终不彰，以至于大家会觉得，僧侣们多是与世隔绝、不问世事的，乃至是寄生于社会中的。
因此我们往往会觉得佛教就代表着对世俗社会的逃避，而没有看到佛教入世的那一面。从教理层面来讲，大乘佛教本身就具有菩萨的救度精神，也就是要积极地面对人群、利益社会。例如晚清之际，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士人，其实都受到佛家菩萨道精神的影响，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而为社会谋求福祉。这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佛系”简直大相径庭。
每次上课，其实我都会面对这样的提问：“佛教的出家是看破红尘吗？”
可是，大多数人所谓的“看破红尘”，只是害怕与讨厌现实生活而已，那么佛教中的积极入世的菩萨精神这一面又要如何理解呢？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佛教往往变成消极的自我安慰，最终演变为一种不知其所以然的“心灵鸡汤”，或者是泛神秘主义化的鬼神信仰。而且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微博上，充斥着各种似是而非的“禅语”，我们或许也能通过这些片段的语句，获得一些心灵的抚慰，但其实根本不了解背后的深层哲理。
当然，如果有人想要真正了解佛教的“本来面目”，的确也并非易事。就拿中国人常接触的《地藏经》《心经》《金刚经》之类经典而言，虽然文句表面还算浅白，但要想把握其含义其实相当困难。以《地藏经》来说，其中所描述的种种“异度空间”（忉利天、地狱等），就会让人很难理解那到底是真实世界，还是某种神话隐喻；而类似《心经》《金刚经》这样的经典，乍看起来充满哲思，其逻辑却又不合常理，往往让人看得不知所云。比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读起来虽觉文意玄妙，但想准确理解，无疑也颇具难度。
记得最初接触《金刚经》时，我虽然对佛学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一再勉励自己要通读到底，却常常无法达成目标。经文文字不难，也字字识得，但全篇读毕，却常常不知其理路，让人有强烈的挫败感。佛经的思维方式与话语形式都是我过去受到的教育里所未见的内容，当中的直接原因是我们对于佛教的思维方式已非常陌生，佛家思想早就基本消失在主流文化视野之外了。
一般认为，汉传佛教从明清以来逐渐呈衰落之势，晚清时局大变，佛教也连同儒家、道家一起，都被视为守旧的文化糟粕。不过墙内开花墙外香，从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二战之后开始，欧美世界掀起了一股学习东方文化的热潮，而背景正是年轻一代对于父辈所谓“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反叛。当时流行于美国的日本禅宗，正好符合这一群“佛系嬉皮士青年”的精神需求，其中包括所谓“垮掉一代”的文学代言人——金斯堡和凯鲁亚克，还有著名的《4分33秒》的作曲家约翰·凯奇以及大名鼎鼎的乔布斯。而在这一波面向西方介绍“禅文化”的浪潮中，日本禅学者铃木大拙、曹洞宗僧侣铃木俊隆可谓是代表人物。
铃木大拙在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就读时，对参禅产生浓厚兴趣，常常独自前往镰仓圆觉寺，跟随当时的名僧——今北洪川参禅。今北洪川不久圆寂，铃木大拙继续跟随宗演禅师参禅，并有了一些心性体验，相比较同在圆觉寺参禅而不得其“门”，最后却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门》的夏目漱石而言，铃木大拙无疑在禅宗修行方面具备高度的领悟力与专注力。
1897年，铃木大拙在宗演禅师的支持下，前往美国协助保罗·凯拉斯从事有关东洋学的译介工作，不仅翻译了《道德经》与《大乘起信论》，而且也逐渐开始熟悉欧美佛学研究的风格，所撰写的英文版的《大乘佛教概论》引发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也从此开启了对西方世界介绍禅佛教的生涯。
铃木俊隆是日本曹洞宗的禅师，从小就开始学习禅修。12岁拜入静冈县藏云院玉润祖温禅师门下，成为他的弟子。后就读于曹洞宗所属的驹泽大学，并且在1930年毕业后，还前往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总持寺修行。在二战之后，他孤身一人来到美国弘扬禅法，面对的是对佛教一无所知的西方人，但是他却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将禅的思维传递到这些西方人的心里，《禅者的初心》就是他面对这片新大陆所开创的崭新的教导。
他们带给西方世界的“禅”，到底是什么？一种文化？一种哲学？抑或是某种我们也并不熟悉的内容？而就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曾与铃木大拙有一场非常激烈的禅学争论，胡适对铃木大拙的主要批评，就是认为他所论述的“禅”，乃是一种非理性化、非知识化的神秘经验，与现代西方知识发展方向完全背离。但有趣的是，铃木大拙在西方暴得大名，也正是因为他使用了西方人所能理解的哲学、宗教话语来解释“禅”。而铃木俊隆则更是聚焦在禅修实践的教导方面，而并非是传播所谓“禅”的知识。
对于铃木大拙而言，无论在表达形式上如何西化，甚至以英文直接写作，他对“禅”的阐述都完全建立在佛教的思想基础之上，并且利用佛教的观念直接回应西方世界所弥漫的那种怀疑、批判乃至反抗主流价值的精神吁求。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心理学家，如弗洛姆、荣格等人，都对铃木大拙的思想有极大的兴趣。现代心理学对于西方理性主义思维传统而言，长期以来其实都扮演着消解、挑衅和怀疑的角色。就如同荣格在为铃木大拙《禅学入门》所写的后记中所谈到的，那些满足于理性分析的西方精神分析师会看到，“所有理性主义的化约论，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生命时，是多么地空洞而肤浅”。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么理解，铃木大拙等人其实是站在西方文明反思者的立场上，用“禅”的观念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并且试图去疗愈西方文明的深层问题。
西方的现代文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精神生活带来巨大的空悬感。因此，“禅”进入西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禅”在西方世界的出现与被接纳，其实是与“禅”对身心看法的特色有关。当我们的精神越来越追逐物质时，“心”开始变得躁动虚浮，人渐渐失去贴近大地的稳定与平和。现代文明中因为存在这种“知识至上”的理解，导致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概念化与抽象化，表面上我们和“自然”没有分离，但是我们的精神却已经高度异化。
但是，身处禅宗发源地的当代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对于佛教的理解反而是陌生而肤浅的。流行于民间的那种以道德劝善为主流的认知方式，长期以来忽视佛教的哲思内涵及其内在蕴含的生命体验，使得我们有时候都无法明白，我们身体里所流淌的东方思想血液，对于现代世界的人类其实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或许，悠久的传统，对于一个沧桑的古老文明而言，可能往往也是某种包袱和重担。
因此，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浅白而直接的方式介绍佛学的核心思想，是我这十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本小册子则是我根据在大学中所教授的一门通识课程的主要内容，然后结合大众对于佛学课程的需求，所撰写的一本通识读物，其特色是采用专题的形式，将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与日常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并且还会使用一般人所熟悉的电影内容，最后以佛学的基本观念引入思考与分析。
这样的尝试当然具有风险，但是我相信，佛学的普及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佛教的智慧不能沦落为浅俗的民间信仰，更不能只停留在祈福、消灾的层次，但也同样不能高悬为阳春白雪般的经院理论，而是要通过当代人的生命经验去激活它。
当然，这只是一本佛学通识读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科书，更像是一本观念的导览手册。借助对一些佛教核心观念的提示，让想了解的朋友们能够手持一张“游园指南图”，迅速地寻找到进入佛学思想的钥匙，以及在这个“思想花园”里有哪些值得驻足观看的核心景点。如果您对于佛学的了解还处在道听途说的阶段，这本书或许会有一点启发作用。
但需要提醒的是，真实的佛教智慧并不是按部就班的理论知识体系，尽管它可以用体系化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智慧始终面对的是真实、活泼的现实生活，所以请读者们暂时悬置过往对于知识学习的先入之见，而要将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合起来，让它成为真正照亮生命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