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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秉持的以理财为基础的恢复路线，将富国作为直接目的，但似乎并未能实现其追求，至少并未积累起足够支撑恢复的财富基础。淳熙二年，参知政事龚茂良奏称：“朝廷所急者财用，数十年来讲究措置，靡有遗余，而有司乃以窘匮不给为言。臣因取其籍，披寻本末源流，具见积年出入之概，大抵支费日广，所入不足以当所出之数。”
周必大奏称：“臣窃观近世理财之术，殆无余蕴，加之陛下天性节俭，丝毫不以轻用，盖尝损己以裕民，未尝瘠民以供己。然中外廪廪，尚以阙乏为忧。”
孝宗终其一生都未能在恢复事业上迈出实质性步伐，理财成效不显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鹤林玉露》记载：“孝宗初年，规恢之志甚锐……厥后蓄积稍羡，又尝有意用兵，祭酒芮国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数文腥钱使作，何不试打算了得几番犒赏？’上曰：‘朕未知计也，待打算报卿。’后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赏，于是用兵之意又寝。”
尽管通过理财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似乎依旧不足以支撑起恢复行动。禅位前夕的淳熙十五年，孝宗对作为继承人的光宗言道：“当今礼文之事已自详备，不待讲论。唯是财赋未甚从容。”
财赋不足成为孝宗心中需要郑重交代嗣君的重要事务。从未能切实推进恢复大业来看，孝宗富国强兵的恢复路线可以说是失败的。
孝宗未能通过理财真正实现富国目的，但这一富国强兵路线的长期坚持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尤其是对民众造成了严重损害，某种程度上沦为一条聚敛厉民之路。大体而言，富国强兵路线的弊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造成户部经费匮乏。
孝宗通过攫取地方和户部财赋充实内藏，确实积累起了颇为可观的财富，以至于所积缗钱“年深有断烂之数”。然而，与内藏财富堆积如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户部掌管之国库的入不敷出。李椿出任司农卿后，“会大农，岁用米百七十万斛，而省仓见米仅支一月或两月”。令他无奈感叹“真国非其国矣”。他进而言道：“今仓庾所用，一月营一月之粟；帑藏所给，一旬贷一旬之钱。而米有丰储仓之积，钱有南上库之积，所谓积者，本非有余也，移东就西耳。朝廷之与户部遂分彼此，告借之与索偿，有同市道，此阳城所以恶裴延龄者。愿惩佞臣之欺革而正之。”
南上库即左藏南库，前面已提到其为隶属于皇帝的内库。李椿之言明白描绘出了其时内库与户部国库丰盈与匮乏的对比。户部为维持运转只能寄希望于内库贴补。陈傅良在对策中指出：“臣不识今之所谓冢宰制国用，于左藏之外别为南库者何也？”对朝廷将户部掌管的国库与皇帝私有之南库相区别提出质疑，进而指出：“比岁经赋日耗，而南库之积日滋，大农告匮，时捐数十万缗以相补足。比及奏闻，屡有德色。且均之为国用耳，虚彼盈此，竟何谓耶？”
葛邲也指出：“虞允文制国用，南库之积日以厚，户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来，常有不足之忧。”
与南库财赋不断增长相伴随的，是国库的日渐亏空，此消彼长，此盈彼虚，朝廷总体的财富本身并无实质性增加。因此，内藏积累财富的雄厚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富庶，不过是移东就西造成的假象。
第二，造成地方经费匮乏，吏治败坏，民众负担加重。
所谓理财与聚敛不过一步之遥，
正如周必大所说：“户部既理财，朝廷又理财，争肆渔取，致以隐漏为名，增无实之税。”
表面征收隐漏的背后是变相增加税赋，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地方财政。周必大以两浙路为例指出：“且如两浙所部，旧皆富州，故转运司最号财赋之渊薮。比闻储蓄颇罄，不免遣官假贷于诸郡，仅有应副一二千缗者，漕臣近在毂下，非敢妄费，直以用度浸广，无所从出耳。两浙尚尔，外路可知。”
地处京畿号称富庶的两浙地区财政尚且如此艰难，其他州军更是可想而知。部分地方官员苦于无法满足朝廷对财赋的严厉督责，甚至不得不选择辞职，如周必大就在淳熙十年给林栗的信中提到：“旧闻湖南民力甚困，后来养兵日众，颇费调护。又两漕置司所在，督责财赋颇急。李寿翁不能支吾，遂力告归。”
李寿翁即李椿，时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号称“吏才精强”，
尚且如此，可见一斑。不过，多数地方官员不可能如李椿那般选择辞职，面对财政不敷使用的现状，他们不会坐以待毙，而是选择将负担转移到民众头上，这又势必导致民生凋敝。乾道八年，陈傅良奏称：“州县无以供，则豪夺于民，于是取之斛面，取之折变，取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赃罚，无所不至，而民困极矣。”
淳熙十一年，卫泾在对策中感叹：“今日之民，其无聊赖甚矣，而何义之能知？山泽之饶，舟车之算，香盐茶酒之榷，凡桑弘羊辈所以笼天下之利者，无不悉为常赋。常赋有限，复令先期；常数既殚，复令别配。凡陆贽所以进疏于唐德宗者，无不尽用。”
更为严重的是，在朝廷施加的财政压力下，地方官府的风气发生了严重扭曲，各级官员将满足朝廷和地方官府自身的财政需求作为头等要务，竞相聚敛，漠视民生。赵汝愚上疏称：“比岁州县之间，调度滋广，为吏者不能仰体陛下选任之意，日汲汲焉惟以巧取横敛为事，年增岁益，名数非一。至于民之休戚利病，则一切视为不急之务。虽一旦之讼，有积十数岁而不决者，问其故则曰：‘方治财赋，奚暇它事？’为监司郡守者亦曰：‘彼郡彼邑财赋既办，尚何求哉！’上下相师，恬不为怪。”
乾道六年，礼部尚书刘章上奏：“当今县邑之政，出于苟且。为令者惟知以官钱为急，月解无欠则守臣监司必喜之。而民讼不理，皆置不问。”
完成赋税成为地方官员为政的首要任务，至于民生等事则可置之度外。淳熙十五年，朱熹同样言道：“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趣日峻……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监司明谕州郡，郡守明谕属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
更为清楚地指出了地方官员漠视民政，专注聚敛的根源在于孝宗对财赋的搜求导致户部经费短缺。即便最初建议理财的王质也不得不承认，朝廷理财政策下所用多为聚敛之徒：“廉耻道丧，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诞慢之风盛，佞谀之俗昌，而廉耻扫地。狂生孺子，敢窃借韩信、诸葛亮以干时；庸夫腐儒，敢假托管仲、范蠡以欺世。”
韩信、诸葛亮为前代用兵名家，管仲、范蠡则是古代理财能手，“狂生孺子”“庸夫腐儒”能够假借他们的名目横行无忌，显然是孝宗富国强兵路线下的产物。
第三，对州郡财富的过分汲取，导致地方动乱频发。
朱熹等人的描绘或许存在一定夸张，但绝非向壁虚造。比如孝宗时期，确实就是一个“盗贼”涌现、动乱频发的年代。何竹淇对两宋各种类型的武装动乱资料加以搜集，编订了《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一书，
我们据此将南宋各朝发生的动乱次数加以统计，制成下表：
根据该表，南宋各朝中就武装动乱发生频率来看，高宗朝高居第一，孝宗朝则位列第二，两者明显高于后来各朝。若对高宗朝与孝宗朝展开进一步分析，将会发现，单纯将两朝各自武装动乱的次数除以皇帝在位年份得出的频率，并不能准确反映两朝的实际状况，因为高宗朝与孝宗朝所处的时代背景存在很大不同。孝宗一朝除了初年短暂发生的宋金战争外，基本没有发生过大的对外战争，可以称得上是承平时期。高宗朝则不然，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被掳北去，中央朝廷近乎瓦解，高宗孤身在外，仓促称帝，重建政权，直至绍兴七年宋金第一次和议达成前，高宗政权大多数时候都处于流亡状态，并不能确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一方面是金兵不断南侵，战火纷飞；另一方面，则是朝廷无力对地方实施有效管辖。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类型的武装动乱频发是不难想象的。这种动乱与发生在承平时期的动乱似不能等同视之。以绍兴七年为界，大致可将高宗朝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属于创业阶段，后者则属于承平时期。根据何竹淇统计，高宗朝武装动乱发生的频率，在绍兴七年前后呈现出明显变化。绍兴七年以前的十一年时间中，共发生武装动乱65次，发生频率为5.9次/年；绍兴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高宗退位的25年，共发生武装动乱30次，发生频率为1.2次/年。我们要将孝宗朝与高宗朝进行比较，就只能将之与绍兴七年以后的高宗朝加以对比，同属承平时期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其可比性。如此一来，孝宗朝武装动乱发生的频率为1.57次/年，要明显高于高宗朝后半期的1.2次/年。由此可见，孝宗朝武装动乱发生的频率在整个南宋承平时期，是排名第一的。
这一结论似乎与通常习惯称道的“乾淳之治”存在着鲜明而强烈的反差。时任湖南安抚使的辛弃疾对此已有着敏锐观察，他上奏孝宗：“臣窃惟方今朝廷清明，法令备具，虽四方万里之远，涵泳德泽，如在畿甸，宜乎盗贼不作，兵寝刑措，少副陛下厉精求治之意。”事实则不然，“比年以来，李金之变、赖文政之变、姚明敖之变、陈峒之变，及今李接、陈子明之变，皆能攘臂一呼，聚众千百，杀掠吏民，死且不顾，重烦大兵，剪灭而后已。”孝宗励精图治于上，各种武装变乱却接二连三爆发于下。辛弃疾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官府对百姓剥削过甚，如“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粗米折纳见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敛可知”。地方官员又为何敢于肆无忌惮剥削残害百姓呢？“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原来州、县等地方机构为顺利完成财赋征收，对各自下级采取放纵政策，并未有力约束下属残害百姓。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
赵汝愚也以在福建任职的经历提出了类似看法：“窃见比年濒海去处，间多盗贼，臣尝推究其原，皆缘州县官吏相承趣办财赋，不复究心宽恤细民，致彼衣食不充，冒法轻生，无所不至。”
辛弃疾、赵汝愚皆将矛头指向地方官吏，对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孝宗则避而不谈，甚而夸赞其仁爱初衷，显然只是为尊者讳。若进一步追问何以州、县地方官府对征收财赋如此急切？孝宗理财以富国强兵的治国路线将隐隐浮现。我们不能说孝宗朝发生的数十次武装动乱皆与理财路线有关，但理财路线毫无疑问是导致动乱频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孝宗以理财为基础的恢复路线，最终蜕变成了聚敛厉民之路。虽然孝宗时常强调爱民，强调涵养民力，并为此采取了诸多举措，“蠲减之令，史不绝书”。
但形式更大于实质，真正起到的效果十分有限。叶适就不无讽刺地言道：“或有天患民病，尝一减租税，内出粟以示赈赡之意，则以为施大恩德于天下，君臣相顾，动色称贺，书之史官，以为盛美。”
朱熹亦称：“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
个别的蠲减行为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其恢复路线的聚敛厉民性质。
孝宗本人对该路线的聚敛厉民性质应是有所认知的，这从其刻意向朝野塑造自身节俭形象的努力中隐约可见。薛叔似曾批评朝廷赋税不断增加，民众负担沉重，称：“祖宗立国之初，除二税外，取民甚轻。自熙宁以来，赋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虽表示认可，但随即又补充道：“朕在宫中如一僧。”
孝宗明显是在用自己生活的清苦向薛叔似表明，向百姓的索取并非是为了其个人享受。类似表述尚有不少，很多时候孝宗甚至是在刻意向臣下展示生活上的勤俭朴素。胡铨《经筵玉音问答》记载：
隆兴元年癸未岁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阁……食两味：鼎煮羊羔，胡椒醋子鱼。上谓予曰：“子鱼甚佳，朕每日调和一尾。可以吃两日饭。盖此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数日无馁腐之患。”予答曰：“陛下贵极天子，而节俭如此，真尧舜再生。”上谓予曰：“朕所为非强，乃天性然。”因举所服澹黄铺茸绣凤汗衫，谓予曰：“朕此领汗衫已着两年，今计尚可得数年。”……又谓予曰：“太上近日赐朕真红罗销金团龙汗衫一领……朕藏此领汗衫甚谨，朕不轻着，只往德寿宫及朔望临朝与大祭祀，则用此衬衮衣。乃太上生平所爱著者，是太上所赐朕者。”遂令贵妃取此领汗衫以示予，予进奏曰：“陛下天性恭俭，真太上之贤子，小臣之贤君也。”
类似事例在孝宗朝时有发生，
我们不必质疑孝宗所说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实，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似乎是在刻意利用各种场合，向臣下显示自己的艰苦朴素。虽说勤俭作为一种美德，差不多是每位帝王都渴望的赞誉，但如孝宗这般接二连三主动向臣下展示强调者，似不多见。结合孝宗因推行以理财为基础的恢复路线而被指为聚敛厉民，可以设想其如此做法应该正是对这种批评的特定回应，意在告知朝野其所作所为即便存在聚敛性质，根本目的亦完全是旨在实现恢复中原的宏图伟业。
孝宗朝通常被视作南宋最为繁荣兴盛的时期，杨万里称其时“朝廷清明，纲纪爰整。众正列布，百度咸熙。民物乐康，边鄙清淳。淳熙之治，视庆历、元祐无所与逊者”。
曹彦约称：“寿皇圣帝履九五之位二十有八年，朝廷无事，四方宁谧，士浑厚而成风，民富饶而知义，负者歌，行者乐，熙熙侃侃，相期于咸平、庆历、元祐之治。”
但在张栻、朱熹等时人眼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感。乾道年间，张栻言道：“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不足倚赖。”
刘光祖亦在对策中言道：“臣窃见比年以来，天变见于上，民心揺于下，饥馑连年，盗贼须时而起，风俗薄恶，纪纲陵夷。”
至淳熙八年，朱熹又在奏札中言道：“皇帝陛下临御以来……二十年之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迩者垂象差忒，识者寒心。饥馑连年，民多流殍。”
差不多已是民不聊生。他们将之归咎于孝宗以理财为基础的富国强兵路线的推行，为此展开了激烈的反对与批判，进而促成了另外一条与之对立的恢复路线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