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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一大批理财之臣，孝宗制定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举措，诸如发行楮券、提高茶引价格、推行盐政改革、经营屯田营田、起税沙田、变卖官产等等，不一而足。尽管这些理财举措各有特点，成效亦不相同，但凸显出的孝宗理财之思路则是大致清晰的。简单来说，就是最大限度的将地方财赋集中到中央，又进而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这最为突出地体现在拘催钱物所、发运司，以及内藏库、封桩库等机构的设置上。
1.拘催钱物所
拘催钱物所的设置当在乾道元年，《宋会要辑稿》载：乾道元年十一月，“度支郎中曾怀言：‘契勘近得旨专委措置拘催诸路州军并酒库未起逐年钱物，赴左藏南库送纳。先申画到指挥以户部拘催钱物所为名，欲乞于衔内添入‘兼措置户部拘催所’八字。’从之”。
拘催钱物所最初名称为“户部拘催钱物所”，在曾怀建议下更名为“户部拘催钱物所兼措置户部拘催所”。从曾怀进言中可以看到，拘催钱物所隶属于户部，主要职能为拘催地方州军历年拖欠的上供钱物。但拘催得来的上供钱物并不归入户部掌管的国库，而是送纳左藏南库。左藏南库名义上隶属朝廷，实际上具有天子内藏性质（见后）。拘催钱物所设立后应该是收到了预期效果，《琴川志》卷八《曾怀传》载：“孝宗践祚，改真州，浙西提举。以怀有应用才，除度支员外郎，别置拘催钱物所，令专行，以丰裕闻。超除权户部侍郎兼提领赡军诸库。”
主持拘催钱物所的政绩差不多成为曾怀仕途通畅的奠基石。
表面上看，地方州军有义务按时足额缴纳上供钱物，拖欠上供钱物由朝廷追缴似乎也合乎情理。然而，朱熹《戊申封事》中提到：“臣伏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由是州县得其赢余以相补助，贫民些少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闾里，君民两足，公私俱便。此诚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怀用事，始除此法，尽刷州县旧欠，以为隐漏，悉行拘催。于是民间税物，毫分铢两，尽要登足。曾怀以此进身，遂取宰相，而生灵受害，冤痛日深。”
原来此前朝廷征收地方州军上供钱物，只要州军上缴九成以上即可，剩下部分则留给州军充作经费补助。州军经费既足，则可以减轻对百姓的盘剥。但自设立拘催钱物所后，朝廷严厉督责地方足额缴纳上供钱物，对往年拖欠亦加追缴，这势必导致地方财政恶化，进而加重百姓负担。差不多同时，杨万里也上疏朝廷对设立拘催官的做法提出批评：“所谓宽州县者，非宽州县也，所以宽吾民也。朝廷近时有拘催之官者，是代版曹而行督责之政也，此已非朝廷之体矣。……版曹，有司也。有司峻急，则朝廷或解而宽之，朝廷所以统有司也。有司急矣，朝廷复自急焉，何以解有司之急哉？是上下俱行急政也，民何堪焉？”
同样指出了朝廷拘催钱物之举在表面上的合理性之下，有着相当程度的聚敛厉民性质。
拘催钱物所自乾道元年设立后，一直到淳熙十六年正月孝宗禅位前夕方行废罢，
可以说贯穿了孝宗朝始终，是其时朝廷攫取地方州军财赋的重要举措。或许是为了进一步刺激地方州郡按照规定足额缴纳上供钱物，淳熙十年，户部尚书王佐“又请于次年四月，将诸路监司、守倅所起上供钱比较，以定赏罚”。也就是对地方州军缴纳上供钱物的完成状况进行比较考核，据以对地方官员进行奖惩。这一提议得到了孝宗认可，被付诸实施，据说“自是罕有逋欠”。
2.发运司
如果说拘催地方拖欠钱物还有着表面的合理性，发运司的设立则更是将朝廷攫取地方财赋的用意表露无遗。乾道六年三月，“复置江、浙、京、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为之”。随即“赐发运使史正志缗钱二百万，为均输、和籴之用”。
孝宗决定重新设立发运司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发运使”条记载：
乾道六年，虞丞相当国，三月，奏复发运司，以户部侍郎史正志为江、浙、京、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朝论不以为宜，汪圣锡、黄通老二尚书言之尤力，执政皆不之听。然正志实无能为，但峻督诸司、州郡多取羡财而已。其年十二月，正志以奏课诞谩贬，乃复废发运使焉。
这里指出发运司之设出于宰相虞允文奏请，而后任命史正志担任发运使。不过，朱熹称其动议乃出于史正志：“史正志者，素以倾巧进。至是当帅成都，惮远役，则使其党请复置发运使，而以己为之。上然其说。”
不管怎么说，孝宗、虞允文、史正志三者在设立发运使上立场当是一致的。众所周知，虞允文是孝宗朝以恢复著称的宰相。而史正志，字志道，丹阳人，“尝摭自古东南用兵于西北事，凡五十篇，曰《恢复要览》，上之朝”，
亦为支持孝宗恢复者。在当时的朝野舆论中，史正志因迎合时势，反复无常，颇遭物议，
但他似乎深得孝宗信任。鉴于虞允文与史正志的身份特征，可以确信发运司之设与孝宗的恢复大业密切相关。
发运司渊源于北宋，“祖宗盛时有之，置司真州，岁漕江、湖粟六百万斛，以赡中都”，至绍兴前期逐渐废罢。
孝宗君臣何以选择此时复设发运司呢？《宋史·张栻传》载：
会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尽夺州县财赋，远近骚然，士大夫争言其害，栻亦以为言。上曰：“正志谓但取之诸郡，非取之于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财赋大抵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阙，不过巧为名色以取之于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旋阅其实，果如栻言，即诏罢之。
孝宗并不讳言重新设立发运司的直接目的，就在于攫取更多的地方财赋集中于朝廷。表面上看，朝廷只是通过发运司将地方上富余的财赋集中到中央，但在州县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势必导致地方财政紧张。朱熹也在给张栻的信中言道：“均输之政，见上曾及之否？此决无益于事，徒失人心。今时州县老兄所亲见，岂有余剩可刬刷耶？”
为摆脱窘境，地方官员自然会转而加重对百姓的盘剥。以孝宗之睿智岂能见不及此，他对张栻所言的惊讶恐怕只是故作姿态。当时表示反对的并不限于张栻，右谏议大夫陈良翰指出：“祖宗本建此官，盖沿唐制，转东南以饷京师。今已居东南而衣食其租税矣，又颇分给武昌、建康、京口诸军，应上供者数亦无几，而虚立此官，甚无谓。况正志反覆小人，诞妄有素，不过欲假此重权割剥州县，侵牟商贾，以自为功耳。”
发运使在北宋有其合理性，但时过境迁，南宋的立国形势已发生根本转变，压根不必设立发运使。如今复立发运使，不过是侵夺州县地方以及商贾财赋而已。员兴宗亦上书宰相，对任用史正志及设立发运司表示质疑：“今日财物憔悴，系生人之命；岁月取舍，系治乱之原。正志欲脱一行，乃复鼓舌妄发，且学识如王安石，一妄更张，遗祸至今，况是小子至庸无识者乎？此物情所共骇者也。”
认为在当下地方财政凋敝之时，不应进一步搜刮地方。但孝宗与宰执执意为之，孝宗为此还下过一道御笔给史正志：“如卿之才，深所信任，虽有浮议，朕岂不灼见，而全护卿也？”
御笔所言并非虚文，反对设立发运使的汪应辰就因此遭到外放。《宋史·汪应辰传》载：“会复出发运均输之旨，叹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群枉，则补外之请自得。’乃力论其事有害无利，遂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
吕祖谦亦称：“汪圣锡以三上书论发运非其人，言不从而去。”
史正志及其担任的发运使设立后，很快演变成朝廷敛取地方财赋的机构，“峻督诸司州郡，多取羡财而已”，给地方带来了很大困扰。胡铨上疏孝宗：“臣伏见陛下复置都大发运司，本以裕民。而愚民无知，百端扇惑，或谓发运司录夺客旅贩粜舟船，或谓贱价和籴，是致所在豪民毁船藏谷，不肯贩粜，甚乖行旅愿出于途之义。”
虽未直接否定设置发运司的做法，但发运司之设给地方造成的震动已可见一斑。部分州县官员对史正志的敛财行为予以了抵制，如广东提举市舶黄洧，“史正志为发运使，专以括取诸道羡钱为己功，诸道承风听命不暇。公曰：‘岭外贫薄，安得视它路？’财予缗钱千数。”
又如万安县丞刘清之，“发运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县畸零之赋，清之不可”。
类似黄洧、刘清之的地方官员只能是个例，面对史正志挟皇权之威从天而降，绝大多数地方官员恐怕只能望风承旨，“听命不暇”。问题在于，正如张栻所言，当时“州郡财赋大抵无余”。在史正志的赫赫威势下，只能将本就不敷使用的经费充作羡余上缴。短时间内发运司似乎取得了丰硕成果，却直接导了年终地方正常上供钱物的拖欠。杨万里记载：“户部侍郎史正志自请为诸路发运使，遍行州县，凡合起上供，及江上饷师钱谷，尽以为羡余而献之。寿皇大喜。既而岁暮上供，无一州至者。版曹大窘，奏其事，上大怒，即日罢黜。”
记载或有夸张，但史正志及其发运司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则是肯定的，反而给地方行政带来了诸多混乱。乾道六年十二月，“诏史正志职专发运，奏课诞谩，广立虚名，徒扰州郡，责授楚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其发运司可立近限结局”。
设立不到一年发运司匆匆撤销，史正志也遭到贬谪。
发运司虽然匆匆结局，但在朝廷怂恿下地方官员自发进献羡余的做法，却自孝宗初一直未曾间断。所谓羡余，本是指地方官员在上缴中央的常规税负外，将富余财赋进献，以补助朝廷用度。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往往演变成地方官员的厉民之举。乾道三年，刘珙自湖南任上还朝，就羡余问题上奏：“州县赋入有常，大郡仅足支遣，小郡往往匮乏，而近者四方尚有以嬴余献者，不过重折苗米，或倍税商人，至有取新赋以积余钱，损积逋以与州郡。州郡无以自给，不过重取于民。”
大多数州县财赋有限，本无余财进献，现实中的所谓羡余，不过是地方官员通过种种非法手段聚敛之民财。他们如此热衷羡余的背后，则是朝廷的鼓励。王十朋指出：“前日朝廷以财赋不足为忧，小人遂献羡余以求进，朝廷不惜名器，以美官要职处之，诸路监司郡守翕然胥效，为剥下益上计，州县骚然，民不聊生。”
进献羡余的地方官员，往往会得到朝廷嘉奖，自然会对其他地方官员起到示范作用。尽管朝廷也曾下令限制进献羡余，如刘珙进言后朝廷就“申严献羡余之禁”。
乾道九年，又“诏令诸路监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敛，并缘申请，妄进羡余，违者重置典宪。令御史台觉察”。
孝宗本人亦曾表示：“今之财赋，岂得有余。今后若有献，朕当却之。”
但朝廷似无意从根本上断绝羡余之路，依旧有不少官员循此途获得晋升，所谓限制形同虚设，孝宗也未能真正做到却而不纳。乾道九年，广南提举廖颙进奉羡余，侍御史苏峤弹劾道：“臣窃谓陛下即位以来，屡却羡余之献，故近年监司、州县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于自进，时以一二尝试朝廷。只缘乾道七年提举官章潭献钱二十万贯，以此特转一官，不及期年，擢为广西运判。廖颙实继其后，故到官未几便为此举。”
直至淳熙九年，杨甲上疏中仍提到：“有司理财，一切用衰陋褊隘之策。至于卖楼店、括学田、鬻官地，而所在争献羡余，此风日炽，诚恐陛下赤子无宁岁矣。”
可见，地方竞相进献羡余的风气并无收敛。羡余问题差不多贯穿整个孝宗朝。
3.内藏库、左藏南库与左藏封桩库
内藏库、左藏南库以及左藏封桩库，本质上皆具有直属皇帝的内藏财政性质。内藏库，北宋初即有设立，为隶属皇帝之私财，“所贮金帛，以备军国之用”。南渡以后，“但有内藏及激赏二库。秦丞相用事，每三宫生辰及春秋内教、冬至、寒食节，与诸局所进书，皆献金币，由是内帑山积”。高宗末、孝宗初，内藏库的收入项目一度有所减少，“绍兴末，有诏除太后生辰及内教外，余并减半。孝宗初政，又并进书礼物罢之”。
左藏南库本为高宗时设立直接隶属皇帝之御前桩管激赏库。李心传称：“左藏南库者，本御前桩管激赏库也，孝宗即位之始年改之。先是，绍兴休兵后，秦桧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尽入此库，户部告乏则予之。桧将死，属之御前。”孝宗即位后，屡有大臣上疏批评将国家财赋大量纳入内库的做法，故孝宗将之更名为左藏南库。南宋国库名为左藏库，孝宗的更名似乎是改变了御前桩管激赏库的内库性质，但更名后的左藏南库“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隶版曹为经费也”，仍旧有着明显的天子内藏性质。
至于左藏封桩库，李心传称：“左藏封桩库者，孝宗所创也，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
虞允文在封桩库的设立上可能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封桩库中财富原则上只用于两个目的：一为供给太上皇高宗开销，一则用于军费开支。封桩库虽带有左藏之名，但与左藏南库类似，皆属内藏性质。正如董春林所言：“南渡以后的左藏南库、左藏封桩库在财库管理上与左藏库迥异，左藏南库、左藏封桩库名义上由朝廷主管，但支助内藏或近乎内藏的财政支出，则突显出内藏财政的性质。”
为了充实内藏财库，孝宗君臣将相当部分原先作为户部经费来源的财赋划入其中，“经常钱物阅两岁而未发者，大农之钱也，今则拘催所拘之；场务岁终所余与夫乳香、度牒等钱，大农之钱也，今则封桩库桩之；南库旧隶于大农者也，今则提领有官，大农无与焉”。
拘催所所得收入，如上文所论，最终同样归入左藏南库等内藏财库中。不仅如此，朱熹指出：“凡天下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于内藏库、封桩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故户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栲棰得来，所以户部愈见匮乏。”
淳熙十五年，朱熹在奏疏中又言道：“臣闻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羡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其为说曰，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而版曹目今经费已自不失岁入之数。”
可见，孝宗、虞允文等为了实现恢复，有意识地将那些数量较大、来源稳定的赋税项目划归隶属皇帝的“内帑”储存起来，而将其他名色相对较差的赋税项目划归户部充作日常经费。如此，内藏财库很快就积累起了巨额财富，这在左藏封桩库体现得尤为明显。淳熙五年，周必大在奏疏中提到“行在封桩，约及二千余万，而逐处总领所，亦各有封桩钱物”。
淳熙六年，提领封桩库阎苍舒奏称：“封桩库共管见钱五百三十万余贯，年深有断烂之数。”
只是缗钱一项已有五百三十万之多。淳熙十年，“宰执奏封桩库见管钱物已及三千余万缗”。
至淳熙十三年，封桩库中“所储金至八十万两，银一百八十六万余两，又有籴米钱、度牒钱，而下库复储见缗常五、六百万”。
可见数量之庞大，且处于不断增加的状态。
从上面对拘催钱物所、发运司和内藏库等财库的简单考察，可以很容易看出，孝宗理财的基本思路，就是尽可能的攫取地方财赋收归朝廷，同时又进一步将朝廷财赋收归内帑，直接归皇帝个人掌管，成为皇帝之私财，正如朱熹所言：“今之户部、内藏，正如汉之大农、少府钱。大农，则国家经常之费；少府，则人主之私钱。”
而对于孝宗来说，这些积累的私财主要目的在于为恢复奠定雄厚的财政基础，是其恢复路线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