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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所秉持之恢复路线无疑在当时最具影响力，那么其恢复路线是怎样的呢？又有着怎样的鲜明特色呢？即位之初，孝宗有意趁完颜亮南侵失败之际挥军北上，收复中原，却遭遇符离之败，在主和势力推动下与金朝订立了“隆兴和议”。但孝宗的恢复壮志并未磨灭，此后积极致力于在内部积蓄力量以图恢复。隆兴二年，淮东总领洪适上疏言道：“今日中兴之事非无机会，然而未遂恢复之功者，岂以兵未强而财不丰耶？“兵未强”与“财不丰”，大概是孝宗在隆兴北伐受挫后得到的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感受，是以富国强兵顺理成章地构成了其恢复路线的核心内容。乾道二年殿试策题中，孝宗问道：“夫内修政事，宣王所以兴周；综核名实，中宗所以隆汉。考之方策，其施行之迹何如？子大夫通达古今，明于当世之务，凡可以移风易俗，富国强兵者，悉陈无隐，朕将亲览焉。”
要求士子就如何实现“中兴”提出对策，同时又明确将对策内容落实在“富国强兵”范围内。在富国强兵路线下，军事与财政理所当然被视作了恢复根基。作为孝宗恢复路线最为重要支持者的虞允文，就在奏疏中称“事几之急，莫急于兵、财”。
周必大称孝宗“经武理财，期摅高宗之宿愤，差择能臣，比肩于朝”，
亦是将“经武”与“理财”作为了孝宗恢复路线的核心。
为顺利贯彻富国强兵的恢复路线，孝宗在用人上表现出了明显偏向，喜好任用那些在军事、财政等事务上有着突出才能，且有志功名的官员，或者可称之为才吏型、事功型官员。朱熹称：“属者天子慨然发愤，以恢复土疆、报雪仇耻为己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实材而器使之，夙寤晨兴，当食屡叹。于是天下之士祗承德意，始复相与刮摩淬厉，务精其能，以待选择。盖自庙堂侍从之英，下至韦布蒭荛之贱，奋然并起，求以治军旅、商财利之术自献者，一时争出头角。”
清楚揭示出孝宗图谋恢复与重视军旅、理财人才的关系。孝宗任用的宰执中就有不少以军事、理财见长者，乾道四年拜相的蒋芾，因提出了减汰军队以节省财政开支的建议而得到孝宗赏识，“由此骤相”。
乾道五年拜相的虞允文差不多是孝宗朝最为著名的主张恢复的宰相。乾道三年，四川宣抚使吴璘卒，孝宗命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虞允文担任四川宣抚使，并言道：“吴璘既卒，汪应辰恐不习军事，无以易卿。”
可见，军事才能是孝宗赏识虞允文的主要原因。乾道九年拜相的曾怀，孝宗时先后担任度支员外郎、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等财政职务，以善于理财著称，“在版曹凡五年，未尝以钱谷语人，凡钱谷之数，州郡所积，与夫出纳之多寡，纤悉必记。上以萧何、刘晏目之”。
朱熹就直言“执政曾怀以财利进”。
淳熙元年拜相的叶衡，在军事和财政方面皆表现不俗。军事方面，《宋史·叶衡传》称：“衡负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财政方面，他因在稳定会子价格上成效显著，被孝宗赞为“真宰相才”。
执政中亦不乏因擅长理财而获擢用者，淳熙元年出任签书枢密院事的杨倓，此前“入践省寺，出拥使节，理财之职，更阅几遍”。
又如淳熙二年出任同知枢密院事的沈复，“寿皇朝为版曹贰卿。一日登对，上问版曹财用几何？合催者几何？所用几何？亏羡几何？（夏）〔复〕一一奏对讫，于所佩夹袋中取小册进呈，无毫发差”。
据说孝宗“大喜”，遂将其由户部侍郎破格迁为执政。淳熙五年出任参知政事的钱良臣，杨万里称：“钱良臣之为总领，盖尝以巧聚敛而进，自此而至参政矣。”
作为朝廷中枢的宰执尽有因军事、理财才能而迁拜者，则其他各级官员因此进用者势必更为众多。
在富国与强兵之间，或者说在“财”与“兵”之间，又以“财”扮演着更为基础的角色，孝宗初年右正言周操称：“方今强国在强兵，强兵在丰财。”
南宋末年学者王柏亦指出：“富国强兵，必以理财为本。”
无论军队的粮草补给、装备供应，兵员的招募、训练，还是对外用兵，等等，皆须雄厚的财政作为支撑。乾道中，参知政事梁克家面对孝宗“兵终不可用乎”的质问，言道：“用兵以财用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
故孝宗一直将理财作为恢复的重中之重，声称：“理国之要，裕财为急。”
他本人对理财亦颇为用心，《宋史·周葵传》称：“孝宗数手诏问钱谷出入。”
李心传亦称：“孝宗初立，励精庶政，至于财用大计，尤所经心，或时呼版曹吏入禁中驱磨财赋，诸库皆有簿要，多自按视。”
为何通过理财就可以积聚起恢复需要的财富呢？孝宗未予正面阐释，王质的言论或可从侧面作出解答。王质，字景文，兴国人，绍兴三十年进士。虞允文宣抚川、陕，“辟质偕行”，深得赏识，虞允文曾感叹“景文天才也”。虞允文出任宰相后，又有意擢用王质为右正言。
虞允文对王质的推重与提携，表明两人政治立场当较为一致。虞允文既以恢复著称，王质亦同样是恢复的积极支持者。他曾上奏孝宗：“今日事势，训兵理财，先为富强，以待天下有变。敌国有衅，则乘机从事于中原，此今日恢复之定规也。”
也是将富国强兵作为恢复先务。他专门上疏孝宗讨论理财，开篇即宣称：“臣窃谓方今天下之财，患在于散而不能收，隐而不能出，收其散，出其隐，据度内之财，自可了目前之事。”认为天下财富足够朝廷所需，问题只在于能否将分散和隐漏的财富有效集中利用起来。所谓“目前之事”自当包括恢复中原在内。他以在地方为官的经验指出，地方州县存在着大量被隐漏的财富，“今陛下郡国布在宇内，臣窃料其间上下熬煎支吾不前者，居其大半。此其财赋亦未尝无，或逋滞不集，或渗漏不见”。对此，“逋滞不集者，促迫之不得其法，则逋滞无可集之期。渗漏不见者，搜索之不得其处，则渗漏无可塞之理”。应当通过理财等手段将之发掘出来供朝廷使用，“方其散且隐也，则此物或落于奸欺之手，或委为废弃之物。及其收且出也，则一物成一用，一用济一事，以岁计之，其所济不知其几何，以天下计之，其所济又不知其几何”。
朝廷完全可以在不加重民众负担的情况下，通过理财等技术手段积累财富。孝宗时期的大诗人陆游，是众所周知以主张恢复著称的士大夫，也表达过类似思想。在《书〈通鉴〉后》中，针对司马光“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的理财观念，他批判道：“其说辩矣，理则不如是也。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方是时也，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自非治世，何代无之？若能尽去数者之弊，守之以悠久，持之以节俭，何止不加赋而上用足哉？虽捐赋以予民，吾知无不足之患矣。彼桑弘羊辈，何足以知之？然遂以为无此理，则亦非也。”
在朝廷与百姓之外，还存在着大量被权臣、贵戚、释老等势力隐占的财富，朝廷完全可以从这些人身上获得需要的财富。另一位理财型官员蔡洸，孝宗时历任淮东总领、司农少卿、户部尚书等职，颇得赏识。他屡屡自陈理财之道称：“财无渗漏则不可胜用。”
无论王质、陆游还是蔡洸，皆坚信通过正确的理财手段，朝廷是可以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这或许也是孝宗强调理财的初衷，或者说合理性之依据。
不过，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毕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落实到现实未必能够实现，一旦财富不能同时满足国与民之用时又当如何呢？孝宗对此是有所认识的。他将恢复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因此天下财富首要的用途乃在于满足恢复之需，改善民生则被有意识地放置在了恢复完成后。乾道八年，著作佐郎丁时发奏称：“近来多竭民力以事不急，陛下当恤民以固本。”孝宗回答：“朕非特要建功业，如汉文、景蠲天下租赋事，亦将次第施行。”
关长龙指出，“其语隐有先统一区宇再行惠政意”。
淳熙三年，孝宗对宰臣言道：“若异时兵革偃息，数十年来额外横赋尽蠲除之，民间喜可知也。”龚茂良回应道：“陛下念念不忘，若一旦恢复旧疆，则轻徭薄赋且有日矣。”
淳熙六年，孝宗又言道：“朕不忘恢复者，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为府兵之制，国用既省，则科敛民间诸色钱物可悉蠲免，止收二税，以宽民力耳。”
在他看来，为尽快实现恢复，暂时地劳民也在所不惜。将理财以富国置于裕民之前，构成了孝宗恢复路线的突出特点。
孝宗何以选择这样一条以理财为基础的恢复路线？究其根源，与其急于恢复的心态当不无关联。乾道七年前后，秘书省正字赵汝愚专门上疏表达对恢复的看法：“臣尝窃闻或者之言，谓陛下锐于图事，惟患兵籍之不多，养兵既多，始忧财用之不给，内外虚耗，军士怨嗟。于是苟有道可以丰财，则利害未暇究也。苟得人出以任事，则能否未暇择也。两淮城垒，土脉膏润，而不暇待也。沿江保甲，徒扰无用，而不暇恤也。凡此数者，亦由陛下不忘祖宗创业之勤，而求之太速耳。行之不已，臣恐陛下求之愈速，而其效愈迟也。”
赵汝愚虽然对孝宗迫切期望恢复的初衷表示理解，但对其急于求成的做法却表示了异议。他指出，正因孝宗希望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恢复，故不断招募兵源，扩充军队，以期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精锐之师。而军队规模的增长又势必需要相应的财力作为支撑，这又迫使其积极致力于理财。为达到理财目的，孝宗甚至有些不择手段。这里揭示出的无疑正是孝宗富国强兵的恢复路线，军队是恢复的基础，理财则又是强军的基础。赵汝愚在奏疏中已明确指出孝宗选择该路线的根由，即在于急于实现恢复的心态。只是在赵汝愚看来，欲速则不达，孝宗的做法不仅无助于恢复，反而与恢复的目标渐行渐远。持类似看法者不乏其人，蔡戡上疏称：“以今日事势言之，欲速则未有必胜之道。”
朱熹对弟子言道：“寿皇初年要恢复，只要年岁做成。”
薛季宣在致虞允文的札子中亦言道：“大抵喜欲速之功者，昧于宏远之规模，临重事而轻为之，鲜不中道而废。”
以理财为基础之恢复路线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让朝廷迅速积累起巨大财富，从而为尽快将恢复付诸实施奠定基础。